男子猝死后遗体被车拖行 赔偿之争牵出法律认定盲区

　　法医鉴定死者系猝死

　　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江州镇派出所民警黄杰。

　　早在7时10分，黄杰就接到报警：“有一个男子躺在地上，没有生命迹象。”但因为报警人称事发在新港镇范围内，所以在向九江市公安局要求转到新港派出所以后，没有出警。

　　5分钟后，黄杰又接到第二人报警称，确定事发地在江州镇，他随即出发赶往事发地。在快到现场时，他又接到了第三人报警称，有人躺倒在地，没有呼吸。

　　抵达现场后，黄杰在仔细确认王明确实无呼吸和脉搏后，马上封锁了现场。目击者当时告诉他，此前有一辆黑色的汽车从“死者”身上开过，并将其拖行了约1米的距离。

　　黄杰勘查发现，“死者”未有任何损伤，但因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块灰迹，印证了曾被拖行的事实后，他以交通事故为名向九江县警方作了报告。

　　与此同时，王明所在村集体的干部也赶到了现场，认出了“死者”是王明，并联系了他的家属赶来现场。

　　在此期间，黄杰走访现场后发现，这可能并不是一起交通事故，“一般撞到人都会发出巨大的声响，并在现场留有碎片，而事发现场附近都是民房，却没有一个人听到有声响，也未发现有任何碎片，所以初步判断这应该不是交通事故”。

　　随后，王明的家属、九江县交警及法医先后赶到了现场。

　　“必须把司机找来。”在家属们的强烈要求下，警方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车牌以及联系方式，通知刘强迅速赶往事发现场。

　　刘强这时仍在外地吊唁另一位死者，他怎么也想不到，现在又有一位死者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才没有撞人逃逸呢！”中午12时许，刘强在警车上嚷嚷着说，“我不可能撞了人还跑，绝对不可能，是谁在冤枉我？”

　　抵达现场后，王明家属将怒气全部撒到了刘强头上，要求其承担责任、经济赔偿，但刘强坚决不同意。此时，在死者家属的同意下，法医现场开始对死者进行尸表检验。经检验后发现，王明身上携带有3瓶药，分别用于治疗心脏病、高血压和肾积水。

　　“从检验结果来看，死者不具备交通事故所发生的现象，属于因病猝死。”法医出具检验报告后解释说，“如果你们还有疑问，我就解剖。”

　　“死者家属认可了因病猝死的说法。”黄杰表示，但是他们的情绪依然很激动，坚称刘强要承担责任。

　　司机是否须补偿双方僵持不下

　　为防止双方矛盾加深，黄杰将刘强带到派出所二楼，与楼下的死者家属隔离开来。

　　一旁的村民也开始纷纷议论起来，有的倾向于刘强：“这又不是交通事故，司机可以不用赔偿的，人已经死了，就只是个东西（物体），开车从东西（物体）上过，能有什么责任？”

　　也有人倾向于死者家属，“死者为大，毕竟是从死人身上开过去了，司机要给家属一点经济补偿。”

　　“人又不是我撞死的，凭什么要我出钱？”起初，刘强对于经济补偿的提议并不赞同，“不信可以去解剖死者，绝对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但死者家属认为：“车是从我家人身上开过去的，怎么可能没有一点责任？”

　　“当时你停下来为什么不去看看现场，为什么还要走？你难道有天大的事情，比这个还重要？”听到警方质问自己，刘强面露难色。

　　刘强和死者家属没有意识到是，在争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法律盲区。

　　尸体法律属性存盲区

　　“《刑法》中规定有侮辱尸体罪，指以暴露、猥亵、毁损、涂划、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的尊严或者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该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社会风尚，主观上为故意。”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家卿表示，由于此次事件中刘强在主观上没有故意，所以不适用于该罪。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彭丁带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尸体在法律上到底该如何认定，目前在我国法理界有争议，仍存在盲区，大致可分为物说和非物说。

　　物说认为，在人的生命消失之后，身体已经不再是自然人的人格载体，因此，尸体中即使是存在人格利益，但也已经由身体物化为尸体，完全没有作为人格载体的身体那么重要。因此，将尸体界定为物的属性，承认尸体的“物”性，是客观地观察、实事求是地界定尸体的法律属性。

　　“那么在此基础上，如果对尸体没有造成损坏，是不需要赔偿的。”张家卿解释说。

　　但非物说认为，将尸体的法律属性界定为物，那么就要设立所有权。“《民法》将人的尸体作为所有权的客体，这就会给梁山好汉母夜叉孙二娘做人肉馒头提供最好的法律根据，这必将引发许多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为了保护延伸的人格利益的主张，不应该将尸体界定为物，我倾向于非物说。”彭丁带说，“在此基础上，即使是从尸体上开过但未造成损坏，司机仍应该作出一定的经济补偿。”

　　“我也持相同观点，不能将尸体界定为物。”江西东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东强表示，尸体包含有亲友的情感寄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但因其又没有自然人所具备的基本特征，所以应该将其界定为特殊的“物”，“尸体的基本属性应该是物的属性与人格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调整尸体的民法规则，仍然要适用物的规则，但是必须按照体现人类尊严、有利于保护人格利益、采用合乎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方式，对尸体进行法律规范”。

　　刘东强同时指出，国家应在法律上对尸体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尸体是人格利益的延伸，包含巨大的人格利益，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关系到死者及其家属的权利维护，更关系到涉及尸体的各行各业的规范”。

　　双方最终成功调解

　　直到当晚11时，僵局终于被打破。双方达成协议，约定由刘强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弥补死者家属2万元，镇政府也出了8000元安抚金给死者家属；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刘强任何责任。

　　“为了避免加深双方的矛盾，给社会资源带来更大的浪费，我们最后让双方调解解决。”这样的事情，黄杰也是头一次遇见，“但是像这种极端的案例，从法律角度和道德层面上，仍有待厘清和规范。”

　　此外，刘东强还表示，死者家属还有一个可行的救济途径，就是向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索赔，“法律已经明确，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和上班时突发疾病48小时内死亡，都算工伤，但对于上班途中发病死亡是否算工伤，并未做明确规定；但我认为，从法理上来说，死者去上班也是为工作做准备，在此期间发病死亡了，本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也应当视作工伤，此事中，可以由有关部门帮助死者向其工作单位索赔”。

　　张家卿亦表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如干问题的规定》，王明可申请认定为工伤（亡）并获得赔偿。

　　(文中王明、王红、刘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