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儒林称山西成腐败之母 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

　　【两会聚焦】王儒林公开回应“山西腐败到底有多严重”

　　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原因：一是没有从严治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四是没有从严查处。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山西代表团是今年两会上最受关注的代表团之一。毫无悬念，山西代表团的开放日引爆了媒体；同样是意料之中，反腐的问题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3月6日，140多名境内外记者涌进山西代表团驻地万寿庄宾馆的三层会议室。山西代表团的一位媒体联络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时会议来的媒体平均每天七八家。当天，媒体记者挤满了记者席，很多人只能席地而坐，室内温度飙升，让人感到闷热。

　　当天山西代表团的全体会议在下午3点开始，会议前半段时间是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并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间过了下午4点，按照会议安排，还有一位代表没有发言。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胡苏平起身到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和山西省省长李小鹏身后，商讨记者提问环节。很快，胡苏平宣布，因为现场媒体来得比较多，为了给记者更多的提问时间，直接进入记者提问环节。当天媒体提问环节持续到下午6点。

　　王儒林几乎毫不掩饰地自揭家丑、“大尺度”地披露了一些案情，并且让“一坨一坨的”这一形容腐败的说法火了。而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3月7日的头版头条和第三版整版，以“雷霆万钧反腐败迎难而上谋发展—山西代表团接受境内外媒体记者集体采访实录”为题，几乎一字不差地刊发了现场问答。

　　王儒林说，“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塌方”，将长期坚持不懈，逐步建立起惩治腐败的长效机制，逐步做到“不能腐”。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山西代表团采访了解到的情况，反腐、能源、教育、医疗等是山西代表团小组会议上被重点关注的话题。同时，山西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整体表现得低调慎言。“山西出了这么多问题，塌方式腐败，不管谁来接受采访都会有压力。” 山西团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令狐安说。

　　“山西塌方式腐败有四大原因”

　　3月6日的开放日媒体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就火力十足：山西是唯一被中央定性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省份。有人说，山西有好几千人都上了纪委的“黑名单”。我们想知道，山西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王儒林说，“山西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我们感到很痛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深得党心民心，得到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拥护。”

　　王儒林说，山西腐败的情况和严重程度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量大面广，从纵向看，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从横向看，煤炭部门是腐败的“重灾区”，交通、国土等部门是腐败的多发地带，就连纪检监察、组织部门也发生了不少的问题。二是集体坍塌，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从省一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腐败案件发生。三是严峻复杂，贪腐的数额巨大，动辄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且，有的腐败分子不择手段。

　　据王儒林披露，山西省级干部被查处了7人；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有一个市在查处 “城中村”案件的时候，倒查出几十名党政领导干部，其中，有一个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产过亿。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人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去年9月以后仍然不收手。有的去年12月被‘双规’，但在11月份的时候，还收了一套在三亚的房产，价值280多万；被‘双规’的当天，兜里还揣着一万欧元的贿款。”王儒林说。

　　山西为什么会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王儒林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从严治党，党不管党；二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三是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四是没有从严查处，养痈成患。

　　王儒林表示，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已经形成，不仅是以“零容忍”的态度，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强大的震慑，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一些有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主动找组织交代问题。

　　山西代表团的小组会议上，反腐同样是一个被关注的话题。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刘蓉华认为，应该加快推进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健全完善制度，给有权、用权、涉权的人戴上制度的紧箍咒。

　　“山西为官有四难”

　　都说晋官难当，晋官是否真的难当？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已经半年有余。王儒林说，“相比较而言，晋官确实难当。”

　　“党的十八大以后，做官都不容易了，官都难当了。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是个好事，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官难当，为官不易：第一，责任压实了，出了事要问责，要摘帽子；第二，纪律规矩较真了，犯规要吹哨、让位子；第三，工作任务拉清单了，完不成任务要‘打板子’；第四，权力受制约了，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出笼子，人就可能进笼子。”王儒林说。

　　在他看来，具体到山西，为官有“四难”。

　　第一难是保持安全生产。山西是煤炭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但是，仍然有诸多不安全的问题和隐患，稍有疏忽违规操作，就不堪设想。第二难是改变生态环境。山西是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脆弱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的煤多，特别是长期大量的粗放式开采，包括私挖乱采，对自然生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第三难是破解资源诅咒难。山西“一煤独大”，难以持久。同时，又出现了政治、经济、生态、民生等立体性困局。第四难是治理塌方腐败难。怎样清除存量腐败，最大限度地减少存量腐败，遏制增量腐败，包括在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地方选人用人，都有特殊的困难和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看来王儒林的反腐战争还在继续。

　　王儒林透露，山西省管干部空缺确实是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这是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主要是吏治腐败。在所有的腐败行为中，吏治腐败、买官卖官又是核心性腐败，甚至可以说是‘腐败之母’。”王儒林说。

　　“面对难题，要崇尚实干，敢于担当，把个人的得失、毁誉、安危置之度外。面对难题，要有定力，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王儒林表态。

　　记者在山西代表团采访的一些人大代表中，被问到在“在山西为官是否有压力”时，他们多笑而不答，但他们多表达了希望“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重振山西”的愿望。

　　“一问我们是山西人，就另眼相看。山西人咋的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说，“所以我们山西人要努力起来，落实好中央政策，把山西发展好，重塑我们山西的新形象。”

　　“山西要走‘革命兴煤’的新路子”

　　3月6日的开放日媒体提问环节，现场提问除了腐败问题，其余的都和山西的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有关。

　　有记者问李小鹏，过去一年来，山西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作为省长你有压力吗，能睡好觉吗？“不睡觉怎么干活啊？不是永动机啊。”李小鹏笑着回答。

　　李小鹏介绍，2014年，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为，稳中有进。GDP 1.27万亿、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1.19万亿、增长11.5%，公共预算财政收入1820亿、增长7%，城镇居民收入24069元、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9元、增长10.8%，城镇新增就业51.4万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37.7万，这两项指标都超额完成年初预定计划，城镇登记失业率3.4%、CPI控制在1.7%，这些指标都在预期之内。当然刚才报的这些数，有的没有完成年初的预期，特别是总量性的指标包括GDP，增长4.9%，排在全国倒数第一，还有一些效益性指标也没有完成年初预期的增长。

　　“出现‘GDP断崖式下跌’主要因素是受资源型产品价格下滑的影响，市场需求减弱。同时，还有工业疲软等一系列问题。”山西省常务副省长高建民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这样表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主观上也有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和引领做得还不到位，对经济运行的预测把握还不够强，这方面我们今后也会加大工作的力度。”

　　作为煤炭大省，也是污染大省，“环境保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山西资源型产品的量很大，如果环保做不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举个例子，山西的电力生产占的比例比较大，现在我们在大力推进山西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使燃煤电厂达到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其他方面也一样，包括生态环境的综合改善、植树造林、植被修复改善这些方面。”高建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把煤炭这个黑色资源变成绿色的，把高碳变成低碳的，把污染变成清洁的，把亏损变成赚钱的。怎么能够做到？”王儒林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能源‘四个革命’的要求，提出在山西走出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子。在做好煤炭这篇大文章的同时，我们必须做好非煤产业这篇大文章。如果不能把非煤产业发展起来，那么结构还是调整不过来。山西经济问题的实质就是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