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强力反腐 贪污调查局只向总理一人负责

　　集纳理念

　　“新加坡并不想模仿西方,但希望追赶西方的物质和科学成就,吸取和学习西方组织社会的方法。”

　　李光耀笃信基于儒家思想的“亚洲价值观”,倡导国家至上、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既尊重个人又强调协商共识的治国之道。

　　拥抱传统、构建国家认同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李光耀对于西方先进经验从来持开放心态,不吝“拿来”。李光耀采纳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摈弃西方放任式的民主及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

　　自力更生

　　政府会给每个人一个瓷饭碗,但如果你自己打碎了这个饭碗,就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

　　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就很明确地说,新加坡没有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人民。“政府会给每个人一个瓷饭碗,但如果你自己打碎了这个饭碗,就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

　　新加坡几乎每十年进行一次经济转型,取得空前成功,却也难免让一部分民众辛苦适应。但李光耀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正是他在1965年说过的“没有谁欠新加坡一碗饭吃”。在他看来,新加坡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加坡老一代人身上看到最多的是奋斗、吃苦、忍耐的精神。

　　从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2013年的5.5万美元,新加坡的经济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其意志力和自信心。正是这份强大的民族信念让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成为如今拥有世界地位的经济强国。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有言:“李光耀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带到了第一世界。”

　　强力反腐

　　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钱收买,就卖出去你的命运。你的政治命运就完了。”

　　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是这样的:“我们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曾经为了人民而战的自由战士正在掠夺人民的财富,社会在倒退。”

　　所以,李光耀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要斩断腐败基因,李光耀首先对一个名存实亡的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使其不仅有名有实,而且达到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之巅,这个机构就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原先,贪污调查局虽是独立机构,但在调查政府官员时因为缺少权限而经常遭遇阻挠,一些举报最终不了了之。李光耀于是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而且,李光耀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侨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属于其监察对象。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

　　1985年,李光耀还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一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法与教育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情。”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规矩套子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里吐痰……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并且有效执行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在李光耀晚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再一次谈到秩序和法度。“就算我卧病在床,就算你们把我埋进坟墓里,如果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也会从坟墓里爬出来。”

　　推行双语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过去奠下的华语基础,赋予了新加坡新兴的竞争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英文第一、华文第二的双语教育,历尽艰辛,承受指摘,却让不少新加坡人终身受益。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及多元文化的国家,同时又必须以全球为经济腹地,因此李光耀在建国初期,便决定以英语为共同的工作语言。此外,他也坚信,每个族群必须学习他们的母语及文化。他的双语双文化政策,虽然无法让所有的人感到满意,但却配合了新加坡的国情。这个政策,让新加坡在经济需要与文化稳定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城市建设

　　如果不是一整群人数十年来精心策划及投入心血,国人今天就无法享受环境优美的组屋区及清新的空气。”

　　在建国初期,虽然经济建设是头等要事,但李光耀还是致力于将新加坡这块土地培育成闻名遐迩的“花园城市”,并巧妙地使经济发展与绿化城市结合在一起。他表示,在他推行的众多计划中,绿化计划的成本收益最高。

　　此外,组屋建设也是新加坡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组屋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公共住房形式,由建屋发展局建造,向公民和永久居民出售,目前逾八成常住人口住在组屋区。

　　组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几乎所有老百姓买得起舒适住宅,但同时限定每户家庭最多只能拥有一套组屋。

　　1965年,购买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的人占23%,1976年达51%,到1983年时达77%,进入21世纪,新加坡9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小国外交

　　没有人亏欠我们,要生存与发展,我们就必须对其他国家有价值。”

　　在国际舞台上,李光耀否定了小国无外交的说法。既非大国,便难恃强而纵横捭阖。李光耀“小国外交”的精髓在于以国家安全和利益为核心,灵活务实而富有主见,左右逢源而不依附大国。正因为这样的外交政策,新加坡现在享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远超过其地域或国力。

　　他说:“我们要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要建立实际有效的睦邻关系,先得把话说清楚:‘我们家里要买什么家具和要怎么摆设,一概由我们自己做主。"

　　不过,他也冷静指出,外部大国可能决定东南亚小国的命运,只有接受这一前提,才能更好地推行均势战略,让新加坡在大国竞争与制衡中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版文图/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