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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揭李光耀如何打老虎和苍蝇

来源:南方都市报
在公开场合,总爱白衣示人的李光耀以此表达廉洁之心。2011年4月27日他在新加坡向支持者致意时,也是一袭白衣。 新华社发
李光耀如何打老虎和苍蝇
  在公开场合,总爱白衣示人的李光耀以此表达廉洁之心。2011年4月27日他在新加坡向支持者致意时,也是一袭白衣。 新华社发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之政治遗产

  作为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加坡模式”。经济改革、高效政府、铁面法治、公积金制度和廉政公署,都曾是新加坡的代名词。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李光耀,无疑是新加坡最大的代言者。

  在李光耀执政新加坡的数十年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从196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400多美元,到1991年超过1.4万美元,再到2013年的5.5万美元,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走上“进步的捷径”。

  李光耀是一名政治家、战略家,更是行动派、实干派。

  以反腐为例,新加坡并非天生与贪腐绝缘。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实现独立,李光耀担任新加坡首任总理。他环顾四周,发现新加坡“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所以,他当即提出,打造廉洁和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预算的每一块钱花得有理有据。数年后,新加坡腐败状况有所改善;几十年后,新加坡稳居几大机构评选的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五位。

  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李光耀是怎么做到的?

  斩断基因

  新加坡独立之初,殖民时代留下的贪腐风气盛行。长期殖民和腐败风气成为一种社会基因,根深蒂固地侵入这片弹丸之地的每一个毛孔。

  以当时手无缚鸡之力的警察系统为例,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就媒体报道过的警方贪腐案进行梳理,发现1845年至1921年,总计有172桩警察贪腐事件见诸报端,其中最主要的腐败行为是受贿,占63.4%,偷盗、抢劫等直接犯罪占24.4%。

  究其根源,新加坡当时有三大特点支撑起贪腐的温床。一是公务人员收入低,二是存在大量“空子”让腐败有机可乘;三是几乎全无事后调查或问责机制。

  为斩断殖民时期传下的腐败基因,李光耀在三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用提高公务员门槛和高薪养廉排除贪腐的需要,用调查机关摸底排查堵住贪腐的漏洞,用密不透风的严厉法律震慑贪腐的欲望。

  磨快双刀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李光耀首先对名存实亡的贪污调查局机构进行整顿和改造。

  贪污调查局1952年成立,成立初衷是调查新加坡的腐败行为。但直至1959年英国人离开新加坡,这个机构几乎无所作为。在出任新加坡首任总理后,李光耀快速磨快了两把“刀”,一是完善和强化法律,二是调整贪污调查局定位。

  原先,贪污调查局虽是独立机构,但在调查政府官员时因缺少权限而常遇阻挠,一些举报最终不了了之。李光耀把贪污调查局的权限提到最高,只向总理一人负责,只要总理同意调查,调查就必须进行。李光耀还规定,如果案情涉及总理本人或总理不明确表态,贪污调查局可绕过总理寻求总统的批准。换言之,贪污调查局获得一种可以调查任何人的“极权”。

  在完善法律方面,李光耀收紧了打击贪腐的各项条款力度,并对贪污调查局给予法律支撑。贪污调查局权力包括:调查权、搜查权、逮捕权、跟踪监视权、获取财产情报权和不明财产检查权。

  另外,还有一项“有罪推定”法律条款备受关注,那就是“异常财富”可以成为指控证据,无法解释的财产就算贪污。

  李光耀深知,贪污调查局不能靠举报过日子,刀不出鞘,不仅拿不了人,自己也会生锈。新加坡独立之初,李光耀做了两件事,有形式,有实质。

  第一件事是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在会议时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作出“自清”的表率。“自清”不仅表现在形象上,更有切实举措。每年7月1日,新加坡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第二件事是把贪污调查局植入各职能部门,查找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从源头杜绝腐败。作为有最大调查权的机构,贪污调查局本身也可能成为行贿对象。2013年,因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涉嫌侵吞公款,调查局局长陈宗宪被撤,理由是管理疏失。用高压手段和最高标准管理贪污调查局,目的是为了维持民众对贪污调查局的信任。

  拷问常在

  李光耀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用严明法律打击腐败,使得腐败在新加坡官员眼中从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职务行为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的犯罪行为。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消灭官员贪污的动机,并为此出台系列政策,用高薪养廉,用奖励清廉。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他1989年和1994年对公务员薪资进行大幅度上调。1990年时,新加坡五级文员的月薪达到30091美元,而同年美国联邦政府中最高一级的G S-18文员月薪只有7224美元,相差4倍多。

  高薪伴随着严管。新加坡政府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能收取利息;向别人借钱时,不得以职务为名,做各种交易;官员收受的礼品也要一律上交,若要留作纪念,可由专人估价后自己出钱买下;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政府官员严禁参加任何形式的赌博;不准直接或间接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决不允许官员的子女借父母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

  不过,李光耀设计的反腐大厦并非无懈可击。这些年,新加坡也出现了一些腐败案件,甚至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氏家族。新加坡的反腐构架,仍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挑战和拷问。

  2013年起底的杨少雄案,暴露出贪污调查局内部存在监管漏洞和素质问题。杨少雄时年39岁,是贪污调查局负责行动支援组的助理司长,他涉嫌挪用170万新元公款,其中24万新元用于赌博。

  此案表明,挪用公款行为在个人财产申报体系中无法得到体现,也说明反贪人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贪污调查局的高薪未必能让每一个人都廉洁、正直。

  同在2013年,新加坡民防部队前总监林新邦因接受供应商性贿赂而被定罪,被判处6个月监禁。而此前,新加坡中央肃毒局原局长黄文艺也曾被控权色交易。

  素描

  爱穿白衬衫的他一生只哭过两次

  李光耀可能是世界上最爱穿白衬衣的政要。

  1959年李光耀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理后,规定所有内阁成员必须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出席内阁会议。白色,寓意廉洁,象征朴素和正直。事实上,自李光耀早年参加政治运动开始,每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都是以白衬衫示人。

  出任总理的李光耀一直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两国合并,但蜜月期不到两年,双方就产生巨大分歧。1965年8月,正当新加坡面临与马来西亚联邦决裂的边缘时,李光耀在一次有关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的电视采访中,穿着白色衬衣,不断用手帕擦拭眼泪。“成年以来,我始终相信新加坡能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结合这两片领土,让两边的人民在地理上、经济上、血缘上相连接,”他在采访中泣不成声,几度哽咽。

  新加坡宣告脱离马来西亚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李光耀泪流满面。据说在他的一生中,只哭过两次,一次是他的母亲去世,另外就是这次新马分家之时。

  当年8月9日,在新加坡独立当天的讲话中,同样穿白衬衫的李光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新加坡……一定会活下来。”

  纵深

  “新加坡式”反腐让国家蛀虫腐不起

  新加坡反腐的矛头,不仅指向“大老虎”,也对准“小苍蝇”,且判罚同样严厉,目的是从“小事”切断“不干不净的手”。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检方认定他诱骗贷款和欺诈罪名成立,两案并罚,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

  1天监禁,时间虽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新加坡对贪污罪最高判罚是10万新元罚金外加5年监禁,看似并不严厉,但真正严厉的是判罚的门槛很低,即便贪污100新元,也是同样下场。以格林奈为例,他后半生生活的破产不仅仅因为罚金,更因为连带的福利丧失。

  新加坡对国家蛀虫,不仅要让他们倾家荡产,还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李光耀曾用“面子问题”诠释1986年的郑章远之死。郑章远是李光耀年轻时一起与他打天下的弟兄。在内阁中,李光耀提拔他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1986年,贪污调查局怀疑郑章远在1981年和1982年分别用批地权从房地产开发商处捞取好处,总计达100万新元。

  郑章远在接受调查时先是全盘否认,随后称愿意上交80万新元以求免于起诉,但遭到贪污调查局拒绝。就在案件调查僵持时,郑章远托人给李光耀带话,要求见李光耀一面,李光耀回复:“在调查结束前我不能见你,否则我将变成证人之一。”一周后,即同年12月15日,李光耀的保安员告诉李光耀,郑章远死了,并留下一封给总理的信。

  郑章远的信仅几句话:“过去两周我深感沮丧。我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东方绅士,我觉得只有用高惩罚来赎罪才是正确的举动。”法医后来确认,郑章远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李光耀后来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郑章远宁可结束生命,不愿面对耻辱……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新加坡,他们太没面子了”。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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