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被受害者称为民族英雄

　　童增，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四川大学毕业，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1990年撰写《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的“万言书”后，童增就孜孜于民间对日索赔这条道路，他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也被众多受害者称为“恩人”和“民族英雄”。目前，童增担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对话背景

　　今年全国两会上，杨虎城将军的孙子、全国政协委员杨翰在一份提案中，首次透露童增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消息。童增获提名的原因是他“多年来推动二战中国受害者权益的伸张，为促进这一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不懈努力”。

　　>>谈索赔

　　舆论和受害者的民意让我坚持民间对日索赔

　　华商报：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自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

　　童增：今年2月20日左右，国外的朋友告诉我，我被提名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很吃惊。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选择性“失忆”，歪曲甚至篡改历史，很多日本人都不清楚侵华历史。西方国家都知道纳粹迫害犹太人，却不知道中国也有那么多受害者。这次被提名，我想是国际上对日本在中国所犯罪行的认证，也是对我们民间对日索赔的认可。

　　对我来说，不管得不得奖，向日本“讨公道”（民间对日索赔）的事都会继续坚持下去。其实，做民间对日索赔的人成千上万，除了中国受害者，一些日本律师、老百姓也都在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所以这次被提名是这么多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论获奖与否，我都希望，能通过被诺奖提名尽可能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使那段历史不被忘记。

　　华商报：25年前，你的一封“万言书”掀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大潮。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

　　童增：1990年我还在大学当老师,很偶然地，我在《报刊文摘》上看到一篇报道讲东欧各国重新向德国提出战争赔偿，我很受启发：我们能不能向日本重新提赔偿要求？这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我读研时学的是法律，就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72年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我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这指的只是放弃政府索赔，而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和个人的对日索赔权利。我查了很多资料，写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第二年，我上书全国人大，得到人大代表重视，并形成两会多个提案。

　　这件事经媒体报道后，全国各地受害者和亲属都给我写信，甚至跑到北京来找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天津蓟县的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受害者，步行到北京找我，让我帮他们讨公道，他们的遭遇让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原本只是想发表文章，没想过后面的事，可以说是舆论和受害者的民意把我推过来的，从一开始走到现在。

　　>>谈坚持

　　在日30多起索赔全败诉 正义的力量让我们坚持至今

　　华商报：但这二十多年来，民间对日索赔在日本的诉讼全部败诉？

　　童增：1994年，有日本律师找到我，我们开始了在日诉讼。在日本政府的阻挠下，这些年我们在日本的30多起索赔诉讼无一胜诉，但至少使日本政府在法庭上承认了对被掳劳工、慰安妇的虐待，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日本法院最终判我们败诉的理由，主要还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条款，日方认为其中包括个人赔偿。我国外交部曾多次予以驳斥，日本这种解释是片面的、非法的、无效的。

　　华商报：屡败屡战，为什么可以坚持20多年？

　　童增：因为正义。中国人忍让性很强，但这份忍让会助长日本右翼势力的气焰。我们要通过民间索赔，让日本正视历史。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如今都是普通的老人，他们却能运用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日本企业讨公道。是正义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一直坚持。

　　2005年后，我们开始推动把民间索赔官司搬回国内打。这几年有了一些突破，包括上海中威船案的胜诉和去年的强制执行，以及二战被掳日劳工在北京首诉日本三菱、三井案的受理和立案，让二战民间战争受害者在中国国内诉讼成为了现实。

　　>>谈影响

　　对日索赔只针对当年日军暴行 不影响中日关系

　　华商报：你觉得，对日民间索赔难在哪里？

　　童增：日本政府篡改历史、不承认战争责任，日本法院的不公正判决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是国内有观念上的问题，觉得索赔会影响中日友好。但是从20多年来看，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受害者都非常理性，很守规矩，他们都是拿着法律武器向日本讨公道，从来不曾有过激行为。

　　华商报：的确有人担心，你做的这些会不会影响中日关系？

　　童增：对日索赔针对的不是日本的和平民众，而是针对当年日军犯下的暴行。现在看来，并没有影响中日关系。我们做的这些事，长期看是为了推动中日友好。只有正视历史，解决问题，中日关系才有更坚实的民意基础，中日友好才能迈一大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日本律师、日本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原因，我们都希望解决历史问题，让中日关系有更好发展。

　　>>谈热点

　　中国企业家做好 大家自然不会去日本抢购马桶圈

　　华商报：我原以为“民族英雄”可能会更慷慨激昂一些，但你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一直娓娓道来。

　　童增：之前也有很多日本记者这么说过，他们采访前是有些怕我的，以为我很激进，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是学者出身吧，我觉得对日索赔不能靠狂热、冲动，而是要用法律武器，理性伸张正义。

　　华商报：近年来特别是今年春节，中国游客赴日本旅游激增。你怎么看这个似乎有些矛盾的现象？

　　童增：我觉得应该分开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对中国犯下滔天罪行，这点中国百姓不容忘记。但我们反对的是日本政府否认侵略历史的态度，对日本的科技、文化、产品等不能一棒打死。如果去日本旅游就被看成不爱国，那未免太过狭隘。战后，日本对世界经济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点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他们的敬业精神、团队精神。

　　华商报：最近媒体热议中国游客抢购日本马桶圈，你怎么看？

　　童增：我觉得只要中国企业家做得更好，大家自然不会去日本抢购。

　　华商报记者 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