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机构为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打分

　　每年募捐到了多少钱？我捐给公益慈善组织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公益慈善领域受到公众关注。

　　又有一家机构开始为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打分了。3月27日，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发布了《中国公益慈善透明度观察报告2013—2014》（以下简称“北大报告”）。

　　这是国内首次由独立学术机构开展的公益慈善信息透明度调查。在北大报告发布之前，我国已经有3个机构开展了针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和披露的相关评估，分别是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从2009年开始每年发布的《中国慈善透明度报告》（以下简称“中民版本”），并由此开发了中国慈善透明指数；我国基金会行业自律性组织—基金会中心网在2012年8月开始上线运行的评估基金会透明度的中基透明指数；由深圳USDO自律吧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等多家机构支持下开展的，做了两年的《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单》（以下简称“民间公益版本”）。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梳理这4个版本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评估体系，并采访了4家机构的相关人员后发现，在评价我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的指标体系的开发上，北大版本、中民版本的指标体系类似，评估对象有差异，中基透明指数的适用对象限于基金会，民间公益版本的评估对象是没有官方背景的草根公益慈善组织。

　　透明度评估指标体系如何确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参与过民间公益版本、中基透明指数、中民版本的评估指标体系的研发和讨论，在他看来，4个版本的评估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体系大同小异，都包括公益慈善组织的基本信息，让公众了解这个公益慈善组织“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如何才能找到我？我对谁负责”。

　　在一级指标体系中，还包括组织的治理信息、项目信息、财务信息等，让公众了解这个公益慈善组织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管理、如何使用以及资金使用取得了哪些效果等。不过，4个版本中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分值和权重，有较大的区别。

　　基金会中心网开发部有关负责人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有关中基透明指数的资料显示，中基透明指数的指标体系分为4类，共计60个，根据不同指标附不同权重， 60个指标包括40个合规性指标和20个倡导性指标。合规性指标是按照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必须披露的，比如基金会基本信息等，具有一定强制性，达到这些指标就代表及格；倡导性指标则是基金会业内认同的，不在政府监管部门的要求之内，比如是否建立网站、开设信息披露平台，在栏目里公布年报信息、审计信息等。

　　邓国胜表示，在我国三种社会组织基本形态中，有关基金会信息披露和公开的相关规定最为完备。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政部部门规章《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对于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公开主体、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相比较而言，中基透明指数的指标体系会更规范一些，按照制度规定确立就可以了。”邓国胜说。

　　邓国胜介绍说，民间公益版本指标体系具有独特性，虽然与中基透明指数、中国慈善透明指数的一级指标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包括组织基本信息、治理信息、业务或项目信息、财务信息等方面的透明度评价，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与三级指标构成并不相同，民间公益版本透明指数高度关注组织治理、管理、财务信息的透明。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北大版本和中民版本的透明度指标体系中，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都是最详细的指标，都包括了“是否公开项目受助对象遴选标准”、“是否及时公开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等。

　　邓国胜认为，不同的版本都高度重视财务信息的透明，是因为财务信息的透明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透明指数理应回应公众的关切。

　　哪些公益慈善组织应该被评估透明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慈善公益事业的基本法，如何界定公益慈善组织是个难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除了基金会中心网基本涵盖了我国目前近4700家基金会，中基透明指数适用于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之外，北大版本和中民版本都选择了红十字会系统、慈善会系统、基金会，中民版本还选择了部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北大和中民的研究团队认为，只要从事了公益慈善行为的社会组织都可以纳入被评估的范围。

　　北大版本是首次发布，只选择了93个评估对象，分别是31个省级红十字会、31个省级慈善总（协）会以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净资产排名前列的公募基金会。

　　中民版本已经连续发布了6年，评估对象不断完善，2012年已经达到500个。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样本名单主要根据各组织最近一年度捐赠收入、公益支出、净资产，以及社会影响力进行抽样；慈善会样本主要根据部分慈善会最近一年度捐赠接收总额以及行政级别、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抽样；红十字会系统主要根据行政级别高低进行抽取，共选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27家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红十字总会，5个计划单列市和18个省会城市以及41家其他地市级城市红十字会；其他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已掌握的组织最近一年度捐赠接收总额进行抽样。

　　而民间公益版本的评估对象则和这3个版本的完全不同。

　　邓国胜介绍说，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指数项目GTI由USDO自律吧在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等多家机构支持下开展， GTI工作团队在2014年度通过互联网采集到1300家民间公益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且依据GTI指标权重经过科学计算之后，形成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透明榜单。

　　“因为接受了一些基金会的资助，民间公益透明指数项目没有评估基金会，只是把草根的、纯民间的、接受这些大型基金会资助的公益慈善组织纳入评估范围，大都是一些在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还有一些无法注册或者进行工商登记的草根民间组织等。”

　　公益慈善组织信息透明能带来什么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是一家来自西部、以教育为服务领域的民间NGO，在中国民间公益透明榜单中排名第二。该机构负责人表示信息的公开透明，尤其是财务信息的公布，促进了组织的发展。

　　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2005年注册，2007年成为青海省一级社团，秘书长徐来始终觉得机构的成长和自身机构公开透明分不开。尤其是2010年玉树地震后，长时间的公开透明给机构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好处。

　　“格桑花在2010年玉树地震时收到捐款善款是500多万元，但到了2011年就上升到了1000多万元，比2010年多了近一倍。”徐来说。

　　感受到好处，更坚定了机构信息公开的决心。“2010年玉树地震收到500多万元善款后，每一笔流向都作出了详细的公布，再加上之前机构透明的经验，我们会对捐助者进行回访，通过主动沟通方式告知捐助者你的善款去了哪。”徐来说，“一本明白账、欢迎来查账。”

　　不过，也有不少机构觉得这种公布对于自己的组织并没有多大意义。

　　上海市血友病联谊会和宁夏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是两家民间NGO，上海市血友病联谊会以上海本土血友病患者为服务对象，该机构负责人孔德林觉得，虽然排名靠后，但这种透明对于他们的组织来说意义并不大。

　　组织机构小、未到相关部门注册、不接受捐款、并不想有大发展是孔德林认为公开没有太大意义的原因。

　　“也就是每年几次定期的活动，也不接受捐款，平常开展活动的经费来自我的几个企业家朋友的赞助，一年可能有5000元左右做做活动，几个血友病人聚聚，分享下治疗方法和成果，而就这5000元我也会开出发票交付资助企业，我也没有想着把联谊会做多大，透明公开对于我们这种小组织没什么必要。”孔德林说。

　　而在宁夏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李芳看来，机构大小、资金来源与组织公布信息的意义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芳觉得，如果机构小，善款来源又是自筹，对公众信息披露根本就不必要，但她也认同如果机构要是做大、做强了，公开透明还是很有必要。

　　“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就是我自己投钱办的，资金都是自掏腰包，并没有拿公众和企业一分钱，那你说我这个公开有必要么？当然不光是指财务方面，机构人员也基本就是我自己，如果真要讲透明，那还得去雇人来做相应的工作，产生这部分成本还不如我直接去多救助几个孩子。”李芳说。

　　记者注意到，不论从政策倡导还是一些公益机构的自律角度而言，要求公益慈善组织更全面地进行信息公开是趋势，2011年民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中规定，公益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连续多年在中国慈善透明度排行榜中排名前列，这个由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发起与运营的公益组织，每年详细公开审计报告和财务数据，是国内首家按照上市公司标准公开发布年报的基金会。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它的官网上看到，从2009年至2013的年度报告、年检报告、审计报告全部上网公布并可以下载阅读，在年度报告中，有详细的会计报表、业务活动报告等，理事会成员、行政人员薪酬福利情况等，并有饼状图分析了基金会的净资产构成、捐款来源、公益项目详细情况、行政经费构成等，在捐赠人信息列表中，上至数以百万元计的大额捐赠，最小的一笔50元捐赠，属于定向还是非定向捐赠，全部一一列出。

　　“它是一家刚刚由非公募基金会转型成功的公募基金会，一直没有面向公众劝募的权力，一般来说，只向登记部门和捐款人公开相关信息就符合要求了，但它还是面向公众进行了详细的信息公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在公益慈善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不亚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标准，“信息公开最重要的就是详细，特别是资金的进入和流出，这需要有很专业的技术支撑，也需要有相当的成本投入”。

　　“公开的成本是很高的。公开不光是意愿，更是能力。”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举例说，“有人给‘免费午餐’捐了3元钱，索要免税发票，最后组织花了17.5元钱把发票寄给了他，尚未计算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据了解，为了达到中基透明指数的信息披露要求，很多基金会不得不指定专人负责数据采集，需要付出很高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对一些实力薄弱的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确会令其望而生畏。但在许多公益慈善界学者看来，信息披露是每个基金会的责任，是必须投入的成本。

　　在掌握并披露信息的同时，基金会中心网也给各个基金会提供信息透明工具。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了一套《中基透明指数FTI指标及算法详解》，很多基金正是按照这套介绍，来完善自己的信息披露、大幅提高透明度排名的。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近两年的慈善透明度报告中呼吁，由于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涵盖类型众多，适用法律法规不尽相同，信息公开工作缺乏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权威标准，尽管民政部在2011年年底出台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在2012年7月出台了《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上海市、广州市也出台了各自的募捐管理条例，但截至目前，我国公益慈善信息公开的权威标准依旧缺乏。

　　面对如此繁杂的信息公开标准，公众仍难以作出客观、全面的判断，使得简单、权威的行业透明度认证体制重要性日益凸显。

　　另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也缺乏处罚机制，这使得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公益慈善组织进行透明化工作的动力不足，信息公开表现优秀的组织没有得到恰当的表彰，信息公开不足的组织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鞭策。

　　清华大学程文浩教授和邓国胜一起参与过中基透明指数的研发，他曾经表示，通过中基透明指数，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有些基金会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信息公开，但是可以照样通过年检，照样可以生存。有些基金会非常不透明，尤其是它的收入、支出、项目信息，但是仍然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捐赠。

　　更多的学者呼吁，在慈善立法中，要通过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社会力量的有效监督，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