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布国际“天网”：首战捉回两外逃贪官

　　反腐布国际“天网”首战捉回两外逃贪官

　　陈玉峰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公安部派出的联合缉捕工作组3月28日将潜逃老挝的天津市国税局直属分局原局长庞顺喜、天津港保税区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安慧民成功押解回国。

　　此役为公安部在反腐败囯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首个战果。

　　公安部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猎狐2015”专项行动作为“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缉捕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猎狐2015”启动背景

　　公安部“猎狐”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人、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刘冬曾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2015年将继续对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特别是与腐败相关的案件，要给予重拳出击。

　　回顾此前的“猎狐2014”，可谓是硕果累累。

　　“猎狐2014”开始于2014年7月22日，在22日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指出，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一些外逃嫌疑人还牵涉腐败犯罪，能否到案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半年后，2015年1月8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猎狐2014”专项行动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

　　“猎狐2014”行动期间，公安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加大劝返力度，开展对职务犯罪境外逃犯的缉捕工作。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回国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自首，并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

　　王国强成为了猎狐行动开展以来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外逃官员。

　　刘冬表示，“猎狐”行动是2015年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公安机关将继续对那些危害国家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特别是与腐败相关的案件，将重拳出击。

　　此外，刘冬还介绍，对于像涉嫌制售假币、合同诈骗、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及资本市场上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会予以高度关注和打击。

　　“天网”行动悄然开启

　　3月31日，公安部全面部署“猎狐2015”专项行动：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该行动于4月1日起至年底开展。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到，“天网”行动由四个专项行动组成：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

　　公安部牵头开展“猎狐201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人民银行会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他人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

　　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虽是四个专项行动组，但协调部门应该还是中纪委监察部，“协调若干部门，清理官员的假证、护照，那就是组织部门要牵头。要打击他们(外逃官员)洗钱、地下钱庄等就是银行部门牵头。”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任建明认为，“天网”行动是多部门合作的一个多管齐下的国际反腐行动。“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一个局面，过去各个部门各自为战，但反腐败国际合作挺复杂，需要的方面很多，所以形成这种合力，会使我们的工作更主动。”

　　国际反腐如何布局

　　目前来看，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遣返、异地追诉、劝返和引渡。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51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了检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向27个国家的30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9名警务联络官。

　　在2014年11月份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北京反腐败宣言》(下称《宣言》)通过，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也同时成立。

　　在任建明看来，《宣言》和《公约》看着都不错，但比较难用。

　　由于各国法律及司法制度具有差异性，境外追赃的知识性、专业性和国际性都较强，导致海外追赃的成本和难度增加，最高检方面曾透露，我国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虽取得一些成效，但国际追赃方面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任建明解释，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国家体系，国家拥有主权，所以大部分国家的权力由本国说了算，即使有些国家签署了地区或者全球《公约》，但都有保留条款，保留条款就不适用。

　　在四种海外追逃的方式中，任建明最看好引渡，“当然我觉得最主要应该去做的就是，比如说跟美国这样的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不仅会使中美之间的合作更加顺畅，也会对我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任建明建议应开展其他的刑事司法互助条约，比如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追逃外逃贪腐官员。

　　“我国现在也在探讨一些比较特殊的渠道，比如在美国委托他们的律师团队，通过法律的诉讼来追赃，也是一个办法。”任建明说，我们自己也有渠道，比如说劝返，通过劝说外逃腐败分子的家人、过去的同事、上级领导等，这个过去有一定的成效。

　　任建明还建议，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要练“内功”，让我们的法治水准达到人家的认可程度。“引渡一个人回来能不能得到公正审判，如果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任，这个工作就很难，所以我们在苦练内功的基础上，要把这些难点克服，法治要提升、要改进。”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国际反腐工作，任建明表示，总的来说，十八大之后我们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更加进取、开放、主动。“应该说打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局面，应该借这个有利的时机多做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