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四个全面”根本在于平衡权利与权力

　　要推动“四个全面”又好又快地实现，其根本在于明确和保护民众的权利，约束政府和当权者的权力。

　　唐志军

　　2015年2月2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集中论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

　　在我看来，对权利的明确和对权力的约束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根本所在，要推动“四个全面”又好又快地实现，其根本也在于明确权利和约束权力。

　　首先，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推动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是奠定全面小康的物质基础。经济学研究表明，对权利的有效界定和保护、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制衡，是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条件。当民众权利得到明确和保护、当政府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时，腐败才能失去土壤、司法才能公正、农村居民才能享有与城市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环境才不会被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和以利润为追求的企业所随意破坏。

　　其次，就全面深化改革而言，今天的改革面临着以下新的约束：一是改革的动力和收益都在发生边际上的递减趋势，而改革的边际成本却由于利益的分化、议题的广化和外部条件的恶化在递增。二是目前的改革繁琐复杂，所涉及的议题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就其中的每一个议题来说，都因为利益的不均衡配置而充满着争论。三是由于某些领域、方面和环节的改革滞后，群体和阶层分化日益严重，逐渐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对现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其最优的政策选择就是维持现状，继续利用权利的不明确和权力的独大来攫取改革的大部分成果。

　　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明确权利（包括土地权利，交易权利，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权利，获取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的收入权利，财产受保护的权利，不被随意拆迁、随意征税和没收财产的权利，生活环境不被污染的权利等等），用法定的权利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利益免遭侵害，避免其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从而使大多数民众能真正从改革中获益，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真心拥护改革；另一方面则需要约束权力，避免改革成为少数人当权者借以剥夺大多数人的手段，避免改革成果被少数特权者所攫取、所独占、所侵吞。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形成共识，才有动力和推力，才能往纵深全面推进。

　　再次，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言，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权利和约束权力。就现代文明和发达国家而言，法治的根本目的有二：一是用宪法和法律来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包括收入权、财产权、人身免受侵害的权利、言论权、出版权、获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等等）；二是用宪法和法律来约束公权力，将公权力纳入法治的笼子里，避免政府成为侵害民众基本权利的怪兽，也避免政府官员成为攫取不当利益的腐败者。换言之，法治的目的是：对于民众而言，法定权利必须有、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唯有在权利得到有效明确和权力得到有效约束时才能实现。当权利得到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时，民众才会相信法律的力量和司法的公正，才会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去维护权益、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关系、攀权力；当权力得到有效制约时，官员才不会拥有僭越法律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去干扰司法和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样，司法才不会腐败、才会走向公正，法治才会彰显其应有的力量和光辉。

　　最后，就全面从严治党而言，一方面，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法律之光的照耀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寻找发展动力、突破发展障碍，以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简政放权，在缩减政府权利、约束政府之手的同时，把权利还给公民和市场，并放大市场之手，让每个公民在市场中通过合法寻利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另一方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在于改善党的作风、遏制党内腐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约束权力，既将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行动框定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又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守纪律、重申守规矩，从而确保任何人都不拥有法律和制度以外的权力，确保任何人都“有权不可任性”，确保任何腐败分子都得到严惩。而从我国的实践看，这些年之所以腐败高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权利未得到有效界定和明确，存在权利的模糊空间和灰色空间，使得一些人可以假借“公共利益”来剥夺他人权利（如强拆），并将“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转为自己的私利；另一方面，是权力未得到有效制约，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上之权大肆腐败，捞取巨额利益。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x@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