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从严治党“总动员”：配针孔摄像机

　　“不严怎么叫从严治党呢？红安按中央的要求，严到了份儿上，严出了红安的味儿。”

　　“我们一般到一个单位，都不作声，直接录了就走，他们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巡查。”

　　“前几年干部爱吃喝，中餐饮酒，现在不敢了，办事态度也比以前要好，跟现在的管理有关系。”

　　湖北省红安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怀泰没想到，开个会也能开出意外。

　　2015年3月25日下午，红安县召开“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动员大会。会前，县从严治党巡查组的摄像头对准了他，要对他进行酒精测试。吴怀泰生来皮肤黑红，身上也没有酒气，走路也挺正常，可测试结果显示，他中午喝了酒。十多分钟后，大会第一项议程宣布：吴怀泰停职。

　　他撞到了“从严治党”的风口上—有“中国第一将军县”之称的红安，最近正在建设“全省作风建设根据地”和“县级从严治党示范县”。

　　2014年11月，红安成立了“从严治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7个作风巡查组和10个督导组。巡查组配有纽扣式、眼镜式高清针孔摄像机，可以全天候突击巡查，对违纪行为从重处罚。督导组负责督促全县所有党政机关推出方案、树立典型、集中学习，并检查每个人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

　　此外，红安县还推出“十个一律”—“对在公众场所散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矛盾论’等错误言论，做出影响党的威信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先停职再立案调查处理”，“对不抓党建、抓不好党建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一律严格追责”……

　　“十个一律”，被称为“县级最严治党意见”。“不严怎么叫‘从严治党’呢？”红安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阮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红安按中央的要求，严到了份儿上，严出了红安的味儿”。

　　“保持红安永远红”—这是毛泽东给红安的题词，在近期红安电视台为红安纪委拍摄的“从严治党”汇报片中，这句话被引为开场白和结束语。

　　“连说都不敢说 怎么行”

　　“从严治党”刚启动，红安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邱冬民就遇上了麻烦。2014年12月一天上午11点50分，他收到巡查组短信，反映民政局的一位职工11点20分擅自下班，要求他“做出深刻检讨”。

　　邱冬民一中午没安生，下午两点就跑到县从严治党办公室，先接受阮伟的“严肃批评”，然后表态，“一是承认错误，二是承诺严守纪律，三是保证加大力度，再不犯这样的错误”。检讨过后，他赶紧回单位，3点召开全体职工通报批评大会。

　　3月25日下属吴怀泰“出事”后，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主任韩晓彬也一直忙着开会、道歉、表态。当夜，县机关事务管理办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在吴怀泰停职期间，把他分管的财务、计划生育等工作暂时移交第一副主任李晓东。

　　次日早晨8点，韩晓彬专门跑到从严治党办公室“向纪委认错”，表示“处理完全接受，中餐饮酒跟没有组织性和原则性有关，我有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帮助吴怀泰认识错误”。

　　韩晓彬回忆，当晚他对吴怀泰拍了桌子。“你道歉要站起来，声音要洪亮，所有人都要听得到！你是真的认识还是假的认识？我要从你的语言上看出来！”

　　吴怀泰道歉时，韩晓彬感觉他眼睛有泪，“他觉得自己给‘示范县’抹了黑”。办公室另一个副主任陈国强对大家说，“你们表个态。”

　　红安县的数位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吴怀泰是农村出来的干部，有十多年财务工作经验，去年刚被提拔为副科；他患有风湿，当地有饮酒祛湿一说；开会当日他兄长病危心情压抑；他曾提出身体不适想请假，但被告知会议“内容重要，不准请假，应有政治敏感性”。那天确实也有人提醒他“中餐不要喝酒”。

　　会议记录显示，当晚秘书科、房产科、保卫科等科长轮流发言，除了表示理解外，也强调“说白了他自控能力也有限”，“犯这种错不应该”，“反映办公室党员政治上麻痹大意”，并表态引以为戒，“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

　　这次从严治党中被禁止的事项，包括工作日中餐饮酒、公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工作期间擅自脱岗串岗、公款吃喝、赌博、公款外出旅游、村级招待等等。

　　每一天，红安电视台和红安网都会“点名道姓地通报”检查情况，不用“某”字，“既然从严治党，连说都不敢说怎么行？”红安县纪委干部、县从严治党办工作人员张瑞林说。

　　几乎所有受访的红安干部都能够顺口说出一串数字：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市委“八简两风”和县委“三不得、三不准、三严禁”，以及“十个一律”等。“参加了好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写了读书笔记，所以记得住。”一位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

　　红安网上，隔三差五就有各部门党政一把手的“从严治党承诺书”挂出，这些文书还被打印张贴在红安县政府大楼内，附有签名。红安县一位部门一把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承诺书一般先表明政治态度和信念，承诺党建和廉政建设，然后列出本职工作，再承诺个人事项，“如每年到农村要扶贫多少贫困户、五保户和留守儿童”。

　　县“从严治党办公室”所在的楼内，“从严治党”的红色告示牌和进度表从一楼贴到二楼，有的贴了整面墙。有督导组成员说，在红安下面一些村，“村部挂满了各种牌子”。

　　“不能做到的不要”

　　4月1日，汇报片《保持红安永远红》的初稿剪辑完毕，看完片后，红安县从严治党办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还是有几个地方要改呀！”他设想了几个观众，其中包括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和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因为"打造从严治党示范县’是去年鸿忠书记布置给红安的任务”。

　　李鸿忠2014年到红安来了八次，这里是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挂点地方。红安县纪委常委王洪波回忆，“去年习总书记提出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后来鸿忠书记就找到我们的学武书记（注：即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说，你们还要在从严治党这个方面做探索，你们以前是革命根据地，现在是作风建设的根据地”。

　　“这个课题太大了，我们反复地研究。”张瑞林说。2014年10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从严治党的方案，终于在四川某省级部门找到了一份方案，据此写了一份红安的版本。不过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来红安指导时，评价这个版本“搞得很空”，建议搞实一点，“之后省委组织部又推荐了社科院党建专家来指导”。

　　县委班子商量后，决定把表述定为“从群众最怨最恨的事治起，从群众所思所盼的事干起”。如有村民反映村干部“一天到晚吃吃喝喝”“村级招待费用很大”“不托人情难办事”。他们决定找“小切口”，制定一些“很细小的制度”，如“干部工作时间去向标识制度”、村级零招待等等。

　　张瑞林写完红安县委《新形势下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的若干意见》的初稿后，县委书记余学武和县委常委们在下面坐着。张瑞林读一句就问一次“行不行”，不行的话现场改。常委们改稿思路是“不能做到的不要，虚的不要”，从上午8点改到下午3点。三份主要方案“每一份都改了两三天”。

　　上述文件后来被定义为“全国首份县级层面全面系统部署、研究从严治党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推进有规定时限：三个阶段、九个月。

　　2014年11月，“红安县从严治党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余学武任组长，下设“从严治党办公室”，由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万小勇任主任，有7位常设工作人员，半数以上是纪委班底。

　　红安10名县委常委分别担任10个督导组的“第一组长”，常务副组长则由10个县直部门专职书记担任。每周副组长们都要带领各单位讨论落实方案、督促集中学习、检查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等。

　　巡查组的威力

　　红安县机关工委工作人员董智妙是巡查组成员之一，她所在的组主要负责巡查公务员上班纪律，如是否存在擅自离岗串岗、上班看电影等行为，小组的摄像设备也由她来统一保管。她把设备拿出来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台手持式摄录机、两个针孔摄像头—分别呈纽扣和MP3形状，“之前练习过怎么用”。

　　4月3日上午，董智妙带上湖北经济学院的实习生一起去巡查，在县民政局三楼，直接走进一位副职领导办公室，冲到对方电脑前瞅了一眼，转身就走。“他在看新闻，我们就不管。”她说。

　　“你工作不忙的时候可以学习，看报纸是允许的，看娱乐版不行，上网看新闻时事、学习党的知识、中央精神和国家法律，都可以。但是你闲聊、淘宝、看影视剧、下棋，都是不允许的。”红安县机关工委一位工作人员解释。

　　董智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一般到一个单位，都不作声，直接录了就走，他们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巡查。”她说，“如果他看的是视频和电影，我就叫一声‘哎’，他一回头，我把他脸一摄就走，证据就锁定。”

　　“聊工作和闲聊怎么界定？”南方周末记者问一位巡查组成员，她笃定回答：“有问题，我就去看他的消息记录。”

　　“我们有一次，是领导叫我们去暗访，我们就住在那里，冬天冻得很。领导在这里蹲了一上午都没发现一个公款送礼的，恰恰就到我们，盯了一个，哎呀，把他抓住了。”有纪委干部这样转述巡查组成员的经历。

　　县里各单位不仅要面临巡查组的突然袭击，还要定期组织干部学习，写总结，接受督导组的督导和检查。督导组的工作细致到负责审阅总结材料，如要求他们“不要写‘作风严谨’，至少用三个小事去反映；材料不能用‘不够好’、‘有一定的’之类的说法”；以及检查每个单位的人做了多少笔记，包括“笔记题目是什么、有多少页、大概有多少字”等。

　　4月3日，黄冈市委党校副校长梅守福受邀到红安县委党校给红安县科局级干部做培训，主题是“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培训历时约一个月，“必须与单位工作脱钩”，科目包括党风廉政、作风建设、习近平治国理政、红安革命史、解读党章等内容。

　　巡查组和督导组成员都是兼职，星期一上午是巡查组例会，下午是督导组例会，开会的都是副县级常委或县直部门专职书记，他们还要负责本单位工作。“工作和督导只能兼顾，有时候晚上就去加班。”红安县机关工委负责人苏宝林说。

　　“最近开了太多会，压力好大。”一位不愿具名的督导组负责人透露，“每个星期县里最少开一次会，我们自己每天开会就是四次以上—这只是从严治党的，自己单位要开，还要去其他几个单位开。”

　　对红安干部来讲，目前迫在眉睫的是一场“干部理论考试”，这次闭卷考试会从《红安县从严治党教育学习读本》里出，考忠诚、敬畏、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传统等题目，“全县的公职人员，不管是不是党员，都要学习考试。你不过关就不能履行岗位，补考过关再来搞你的事。”张瑞林说。

　　红安县机关工委一位干部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自己阅读《红安县从严治党教育学习读本》所做的几十页的笔记中，摘抄了党章、习近平重要讲话等篇章的段落。

　　到了推进阶段，“从严治党”的外延也在扩大。

　　红安县公安局在从严治党汇报材料中，就将公安主业也列入从严治党，例如破获了寻衅滋事涉恶团伙、强揽工程称霸一方的地痞团伙、特大盗杀耕牛案等案件。而县住建部门的从严治党工作也将为3000户左右居民更换供水管网作为事例。

　　“红安走在全国前面”

　　红安有数个历史标签：“黄麻起义策源地”“红四方面军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摇篮”、“200个将军一个故乡”、“14万红安人为中国革命捐躯”。

　　“红安以前叫黄安，是跟着红军姓了红的。”红安县的一位出租车师傅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以‘红’来命名的县。”

　　讨论红安“在上面有哪些人”，一直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最近有荆楚网“红安论坛”的网友梳理出“当代红安籍领导干部名单”，连载了5篇帖子。红安县一位干部表示，尽管附近的麻城交通优势很明显，但红安“政治优势更明显”，“将军比麻城的多，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大”

　　2014年以红安革命为题材的《铁血红安》在央视一套播出，拍摄地就在红安的将军影视城。红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去客串了几个角色，包括士兵、百姓、乡绅、县官，甚至还有日本翻译官。

　　有报道显示，2014年红安地方财政总收入时隔19年后重返黄冈市第一位。红安县发改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分析，这与近年来红安的“项目兴县”密不可分—在红安新型产业园建设期间，每家政府单位都要招商引资，如县林业局引进了粮食机械设备制造项目，县林业局引进了茶业科技园，县委组织部引进了蜂产品生产项目，县委宣传部引进了将军影视城，连县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引进了两家门具厂。

　　《红安县从严治党教育学习读本》专辟了一章，介绍“红安革命历史”和“革命先进事迹”。在解释红安的“干部误餐派餐制度”时，张瑞林这样教育干部：“红军干革命时就是这样，去老百姓家都自带干粮。”这项制度规定，县乡干部到村检查指导工作，尽量不要在村里就餐，必须就餐的，由村干部在村民家派饭，饭后当场支付费用（20-25元/人次），干部凭村民签字证明回单位报销。

　　“清明节对红安县从严治党是一个检验。”今年清明前夕，王洪波提醒督导组，“很多领导干部过年不回红安，但清明节回来了，我们的干部作风建设他们一直都很关注，放假了也要绷紧这根弦。”

　　事实上，红军后代们在红安基本都是来去匆匆。清明这天，红安落雨纷纷，形形色色的私家车开进黄麻纪念园，除了武汉等省内车牌之外，也有浙江、湖南、河北、安徽等地的车牌号。

　　这次从严治党的效果如何？一些干部体会到红安机关内部作风的改善。“以前大家上班，有的人公开趴在桌子上看电影，我进去他还说，‘韩主任，这个电影好看’。现在，说实在话，如果你还这样做，我说，你最好把党章从第一章开始读起。”韩晓彬说。

　　红安县杏花乡长兴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秦基厚最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方便每天中午从长兴村骑到杏花乡政府食堂去吃饭，“以前还是经常去农家饭庄吃饭的。”他坦言。

　　红安县一位汪姓出租车司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几年干部爱吃喝，中餐饮酒，现在不敢了，办事态度也比以前要好，跟现在的管理有关系。”

　　纪委干部的看法则相对现实。“作风问题有反复性，过了个把月，有人又有侥幸心理了，再抓一个人，很长时间又风平浪静了。”一位纪委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几个月来，红安从严治党已经有了不小影响。县从严治党办公室除发文件、开会、巡查督导外，还要腾出精力接待各地党政部门的考察团。“红安走在全国前面”，阮伟给督导组开会时数了数：全省各地在上半年都要到红安来，“参观红安的从严治党经验”，黄冈市其他县市单位要来，恩施州和宜昌市也要来，民政系统、执法系统以及各个部门的对口单位都会来……

　　阮伟对督导组要求，“不管是哪个单位，有好经验好做法，就快快反馈过来。”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形成文字性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