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三任市委书记接力落马 昆明输光了一切

　　昆明大规模造城开始于2003年，当时，主政官员提出了“建设新昆明”的口号，并围绕滇池布局了“一湖四片”的区位规划，力图把昆明打造成一座具有国际化规模的大城市。

　　这种雄心肇始于1999年，当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它让这座西南边陲的小城第一次走上世界的舞台。现在来看，这次博览会给昆明留下两个后遗症，一是，无限放大了昆明迅速国际化的城市欲望，政府亦为此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昆明的消费水平居高不下，主城区房价早在3年前就超过了了8000元/平米。

　　“实际上，作为省会城市，昆明也到了一个选择方向的十字路口，1999年的世博会是一个关键节点，”张斌称，“自此，省内的教育、医疗优势资源迅速向昆明集中，云南省也发展精力放到了昆明身上，建设新昆明的设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地学者和官员对此感到忧心。最大的问题是，以昆明的财政能力和产业基础，是否能够支撑这一快速城市化的雄心。

　　土地缺乏则是昆明面临的硬伤，全市土地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和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88%，建设用地极为紧缺。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昆明机场建成后，一直因为天气多雾，导致飞机经常无法正常起降而备受批评，实际原因是，因为土地供应紧缺，昆明不得不在城东的山上削平山头作为机场建设的用地。

　　“新昆明”提出两年后的2005年，官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承认，“现代新昆明建设面临着资金筹措和土地供应难度较大等问题，社会矛盾已经进入凸显期”，新城建设极其缓慢。

　　改变始于2007年，已经落马的仇和履职昆明市委书记。这位从江浙一带内迁的官员在把沿海的效率模式带到昆明的同时，也让整个昆明城的新城建设进入“仇和模式”，基于个人意志的强行拆建成为官方的主政思路。

　　张斌与仇和有过三次直接接触，“这位熟读西方经济学的官员对缓慢的工程进度感到着急，他决定改变这一局面，”张斌回忆称，“仇和曾说，要筹集400亿元投入进去，在5年内完成对昆明旧城初步改造”。

　　为了解决土地不足的难题，昆明沿着两个维度强行、迅速扩建：对内，改造城中村，强行拆除老旧房屋；对外征收农民土地，建设新城。效果显而易见，张斌回忆称，“这几乎改变了昆明，十年以前，30层以上的高楼屈指可数，而如今，已经变得再平常不过了，甚至更高的楼房都在修建”。

　　一位参与过昆明项目开发的地产商经理对这种速度和强力程度感到惊讶，在他印象中，典型的“仇和模式”发生在2009年前后，当时昆明圆通寺的藏经阁区域被列为旧城拆迁项目之一，但因为涉及宗教问题遭到抵制，仇和闻听后放话，“一个月内拆不掉，就按烂尾楼处理”。

　　尽管此事因为部分老干部闹到省委不得不作罢，但“仇和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并被继任者张田欣和高劲松继承。在后二人主政期间，城外失地农民和城内遭强拆居民联合的上访、抗议，成为昆明街头常态。

　　同样为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近十年，昆明在土地财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范围“低价征收，高价出卖土地”的做法成为常态。昆明征地补偿和土地拍卖的价格也一直处于绝对悬殊的地步，以滇池附近的一个项目为例，该块土地征收时补给农民的价格为15万/亩，而政府的土地拍卖价格高达735万/亩。本地学者估算，仇和主政期间，昆明的土地财政收入一度超过了其他税收的总和。

　　这是十年造城给昆明市民社会造成的最大撕裂。尽管仍有许多人因为拆迁一夜暴富，但整个昆明的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政府与市民滑落到了愈加对立的泥潭。本地学者估算，昆明社会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的警戒线了。

　　拿着手中的材料，于德海显得愤愤不平，他已经记不清自己上访过多少次了。在拆迁停摆的四年，于德海说，自己总共损失了40万，他要求政府对损失予以承担。

　　于德海所在的海子村靠近滇池，2008年被列为全市33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之一，要求限期搬迁。按照计划，该项目于2009年启动，2010年3月7日实施拆迁。补偿标准为，“房地一体置换，统一置换300平米的新房，超过300平米的按照每平米3000元进行货币补偿”。

　　以于德海家的房子为例，于德海的房屋为500平米，在置换300平米后，于德海可以获得60万的额外货币补偿，而海子村全村共有400多亩土地，2000多口人。

　　一直到2014年8月份重新启动以来，长达四年的时间，该项目都因为拆迁补偿款和其他经费无法到位而摇摆。于德海算了一笔账，“这四年，自己花在租房上面的费用总共10万，房子因为闲置每年损失7万左右，四年下来总共损失40万左右，政府的租房补贴远远无法覆盖自己的损失”。

　　没有具体的标准去佐证这笔账目计算的真实性，唯一可以参考的事实是，在海子村所在的金河社区一边，太河社区重新制定并提高了补贴标准，以于德海的房子作参考，整整高出40-50万元左右。

　　宋阳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项目经理，在滇池边上有两个项目。他承认，“实际上，拆迁补偿没有统一的标准，每家每户或者不同的社区，都因为参与拆迁的开发商谈判能力而不同，但近两年，拆迁户或者征地农民倾向于要求更高的补偿款”。

　　以宋阳操作的另一个拆迁项目为例，宋阳表示，“政府规定的补贴标准为1:1.2补偿，但具体的谈判过程中，为了节约时间，减少贷款的利息支付，公司把补偿标准提高到了1:1.4，这意味着，每平米的补贴达到了1万多，公司多支付了390万元”，而周边主流的房价也只有9000/平米-10000/平米。

　　城建之上的房地产发展热潮正遭遇崩盘的危险。“这几年，昆明的房地产一直处于资本推动型的发展模式中，开发商的资金链都承受着严峻的考验，”宋阳透露，“项目利润率已经最低可以低到5%-6%左右，部分开发商正遭遇洗牌或被迫退出的危险”。

　　据昆明水电部门内部人士测算出来的数据显示，“昆明新建商品房的空置率高达70%，保守估计有200多万套”。数据显示，2014年，昆明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3138.17亿元，其中房地产业投资达1492.62亿元，占到投资总量约47%，一旦房地产投资下滑，其对昆明经济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难以为继的局面在主城外扩方面亦有鲜明体现，典型的为呈贡新城的建设，作为昆明十年来着力打造的新城，在寄托城市扩张雄心的同时，也被当地人称为“鬼城”。

　　实际上，城市南扩的思路并无太大问题。据本地学者分析，昆明三面环山，东面和西面是山区、丘陵地形，在东面山上削山建机场已经是走到极限了，北面是水库，天然屏障，城市向上述三个方向扩展的大门实际上已经关闭，只剩下南向通往滇池，恰恰一马平川。

　　呈贡新城位于滇池片区，是昆明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和花卉市场，属于昆明规划的“一湖四片”产业发展区域，尽管选址于此，大规模破土建城面临着破坏环境，污染水源的压力，但急迫想获得土地的昆明，别无选择。

　　自2003年以来，呈贡新城建设最快的时期为仇和主政期间，最典型的做法为，“强制要求高校和政府机关搬迁至新区”。最初的设想是，这座新城可以为主城区减压，分担主城区日益拥堵的压力。但距离主城区15公里让其广遭诟病，也让政策设计的效果大打折扣。

　　大规模的拆迁和新城建设，让昆明市政府背负了巨额的政府债务，据接近政府的人士透露，“债务数字至少不低于1000亿元”。但这并没有阻止昆明建设新城的决心，2013年，高达54层的新世贸中心破土动工，总投资达到了18亿。

　　新世纪之前，昆明的产业结构以特色农业为主，并培育了烟草、糖、茶等产业。进入2000年特别是昆明提出打造“新昆明”之后，农业被逐渐抛弃。2003年，昆明在规划“一湖四片区”的同时，也提出了“退一进二”的产业发展规划，退出附加值不高的农业，着力发展工业。

　　胡路感受到了这种失落，他是云南咖啡协会的副秘书长，最近几年，他一直在努力推动咖啡行业与政府的互动，推广咖啡这项特色生态农业落户昆明，希望把昆明塑造成为中国的咖啡之都。

　　他设想的是，既然亚洲的咖啡种植面积中，中国99%的比例集中在云南，而昆明又是省会，具有市州不具备的优势，应该确立以昆明为中心的咖啡产业发展生态。他算了一笔账，“中国至少有3万亿-4万亿左右的咖啡潜在市场，这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昆明来说，是个帮助”。

　　为此，胡路多次通过各种形式与昆明市政府进行接触，但都无疾而终。让他感到焦急的是，昆明周边市州已经抢先一步挂起了咖啡交易中心的牌子。

　　比胡路更失落的是昆明的旅游业，至少在十年以前，旅游业仍然是作为昆明的支柱产业存在，在工业基础较差的情况下，发展旅游业似乎成为昆明唯一的出路。

　　但这十年间，昆明的旅游业遭遇到内外双杀的局面。2003年左右，昆明旅游业总收入不足200亿，2014年，这一数字刚刚突破600亿元，十年勉强增长了3倍。

　　大理、西双版纳、丽江等更具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兴起抢走了市场份额，是一个原因，这使昆明逐渐沦为外地游客进入云南的中转地，而随着上述地区开通了国内主要城市的直达航班，昆明连中转站的地位都难以保住了。

　　昆明城内，十年大拆大建，整个滇池在不断缩减，有历史文化的古建得不到保护，整个城市的旅游吸引力也在不断减少，“昆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基因，在十年之内，消失殆尽”。

　　昆明旅游系统的官员对此多有抱怨。“十年了，昆明旅游的业态没有根本变化，还是以观光游为主，且因为拆建，城内能提供的旅游景点还在不停减少，”一位旅游系统的官员称，“昆明旅游业的损失，难以挽回”。

　　云南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军分析指出，“政府抛弃农业和旅游业的原因很简单，这两个产业很难收税，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政府出钱补贴，难以满足政府财政需要的诉求。”

　　这是昆明面临的尴尬，“想要的没来，不该走的却走了”。此后，昆明逐渐滑落到纯粹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泥潭中，难以自拔。

　　仇和主政昆明之初的2008年，昆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53.16亿元，而在仇和主政昆明末期的2011年，当年该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01.11亿元。最近三年，昆明的工业投资增速一路下降，从2012年约35%跌至2014年0.8%的谷底。

　　在城建大幕拉开后，昆明政府似乎走入了一条“缺钱—卖地—依靠房地产”的死胡同，整个城市的产业，既缺少发展动力，也没有发展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