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移动“诸侯”腐败 拷问央企管理制度

　　本报记者 鲁扬 丁国明

　　日前，苗俭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已免去其中国移动山西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此前，重庆移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沈长富，湖北移动副总经理林东华，安徽移动原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理李欣泽等相继落马。

　　天津移动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权明富从湖南到云南，最后落马天津，多少人还对这位明星高管扼腕叹息。而这恰恰发生在中国移动的地市高管轮岗制度以后，不得不引人深思。

　　高管轮岗制受质疑

　　早在2011年底，负责中国移动腐败案的中纪委调查组就给国务院上报了一份情况汇报，并获得批示，该批示中将中国移动树立为反面典型，文件也被传达到全国所有副部级单位及以上。在中国移动2011年工作会议上，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明确表示要加大整改力度。

　　当时，北京移动总经理何宁调任中国移动终端公司总经理，河南移动总经理董昕调任北京移动总经理，陕西移动总经理魏明将调任河南移动总经理，云南省移动总经理权明富将调任天津移动总经理，天津移动总经理张永平将调任移动设计院党委书记，集团公司移动数据部总经理高念书调任云南移动总经理，集团公司市场部总经理周承阳将调任湖南移动总经理，江苏移动总经理王建调任广东移动总经理，广东移动总经理徐龙调到总部任职。

　　而今，随着中国移动副总裁鲁向东以及权明富、苗俭中的相继落马，证明高管轮岗制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

　　自从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违纪被调查后，中国移动的腐败、反腐就在持续发酵，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移动地方诸侯腐败接力何时休？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党群工作研究处处长张喜亮研究员。

　　张喜亮认为，干部交流任职是典型的行政防腐、反腐的手段，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当有其不同于行政手段的管理制度。频发的腐败案件，令人不得不思考中央企业庞大的集团公司管理制度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权利过度集中

　　让腐败有机可乘

　　在张喜亮看来，分（子）公司高管权利过度集中，上级监管太远，同级监管太难，下级监管太险，腐败分子便有机可乘。一些企业往往以简单的业绩考核任用干部，一俊遮百丑，发现问题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集团高管再有贪腐分子，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窝案在所难免，加大了反腐的难度。

　　国有企业反腐、防腐探索管理制度的建设任重道远。张喜亮称，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党政工”三方制衡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重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两相对比，前者腐败少，但经济效益不高，后者有明显的效益却腐败蔓延。能否跳出制衡与效益的掣肘的怪圈，这是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张喜亮表示，实践证明，目前的国有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形成真正的制衡作用，大多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是实行的“行政管理”制度，监事会基本没有发挥作用，独立董事的作用微乎其微，董事长和经理角色不清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必须与此相适应，在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好顶层设计、下足工夫。

　　张喜亮告诉记者，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群众参与的优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并建立起来的，当初确立了“三人团”经济民主原则，后来又发展为“党政工”和职工大会体制。上世纪60年代创立了具有世界先进理念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这些制度都彰显了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势。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必须确保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地位和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权力，实践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和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大量恶性腐败现象之主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被弱化了。甚至有观点公然指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党组织存在于企业是中国式的怪胎。甚者有中央企业的党组织领导人也认为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职工干活挣工资、参加企业管理不可思议。在国企董事长、经理和党委（组）领导的脑海里，都充满着这么多似是而非的原则谬误，就不难理解腐败滋生和蔓延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