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30年的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凌晨，云南通海、峨山、建水等地，发生了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的7.8级大地震。地震波及了7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为74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 15621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是26783人。该死伤人数统计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 日各县上报的数据。而记者查档发现，在4月15日之后，峨山县与建水县均曾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 两者相加较此前多了180名逝者。亦即，此次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人。通海大地震与唐山地震、汶 川地震一起，构成了新中国三次死亡超过万人的震殇。而在这三起天灾中，通海大地震因处于文革中 期，被尘封了30年，直到2000年才公之于众。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 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 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 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 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 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 意的询问后，才不得不发。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没有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 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 ”、“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 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 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 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 灾工作。”“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昆明部队广 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

　　通海大地震中，还规定新闻记者不准进入灾区，只允许科技工作者进行拍摄，对灾情只能拍物，不能随意拍人。这些规定，在以后的唐山大地震中被沿用。《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唐山地震时还是军人，曾随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他的回忆证实此点。他说，进入灾区时严禁带照相机，如果带了，不仅照相机会被没收，人也会被抓，“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 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 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钱钢：《唐山大地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 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现锦屏乡）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军装上还未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她们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觉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我们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象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当时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说：强烈地震发生后，我家里10口人全埋在倒塌的土墙底下。一个念头在我脑里闪现，是不是帝、修、反搞突然袭击，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我是公社革委会主任，应立即召集民兵投入战斗。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

　　国家对国际援助的态度是：“我们感谢外电，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内债、外债都没有，我们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云南省抗震救灾办公室当即退回各地捐款11.5万元；通海县的黄龙大队只收下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别的物资，全部退还。”在这样的环境下，拒绝外援，各灾区纷纷退款、退粮、退物—这成了救灾的“主题”。

　　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1976年9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了颇有“文史味”的《地转实为新地兆—读洪秀全的〈地震诏〉》一文。原来，就在太平军建都“天京”后的第二个月，江苏突然发生地震，“天京”震感明显，一时人心惶惶，且不久前发生过叛逃事件，为稳定军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颁布一道诏旨，内有“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军行速追诰放胆，京守严巡灭叛逃。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之句。由于太平天国避讳“心”字，此诏以“草”字代之。《学习与批判》此文声称，洪秀全的《地震诏》是旧世界的“声讨书”、新世界的“宣言书”，“庄严地宣布地震是摧毁旧世界，诞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的《地震诏》中“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这种“山崩地裂若等闲”的“伟大气魄”来隐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个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时代。

　　中国的地震科学家研究和防震减灾事业就正式始于通海大地震之后。在这之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了周恩来总理极大的重视。周总理希望将地质力学理论引入地震预报的实践中，曾多次指示在大学里要办一个“地应力”专业。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观点非常欣赏，当场表示我们应当有这个志气，解决世界上解决不了的难题。中国地震科学家怀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伟大抱负，决心“首先”解决这个世界难题。通海大地震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地震发生后，周总理在听取通海地震情况汇报后做出重大决策：立即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讨论地震工作的全局性问题。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中国地震工作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289名代表出席会议。1月25日，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刘英勇从通海地震灾区返回北京。26日，在大会上作了“通海地震”的报告。2月7日，周总理在接见会议全体代表时说：“今年1月5日云南地震损失比邢台大得多，以后还有余震。从这几次经验，从中国历史积累的经验，从有科学仪器记录以来，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周总理讲完以后，李四光又说：“这次，云南地震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和同志们一样，心情很沉重。事情过去了，我们只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本文综合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云南信息报、共识网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