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从7·5事件事发到昨天,过去298天里,包来旭几乎都是在浙医二院烧伤科的病房度过的。
对法律而言,他是罪人,但对于医生而言,他就是一名患者。钱报记者再次走进浙医二院烧伤科病房,希望从医务人员口中记录一个更加真实的包来旭。
而将这样的时间点缩小到离开病房前的最后一小时,有这样一幕让护士们记忆深刻:
满脸泪水的包来旭,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我终于解脱了。”
4月30日5点58分
小童看了一下表,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平时包来旭也都在这个时间醒来。
小童是浙医二院烧伤科的一名普通护士,还是一位90后,在过去的298天,她参与了抢救护理包来旭,也是和包来旭交流最多的一名护士。
前天晚上,是包来旭在病房的最后一夜,刚巧轮到小童值班:“平时晚上都是9点左右就睡了,但昨晚他一直到晚上11点才睡着。”
早上,护工老王送来了一套烟灰色运动服,放在了包来旭的床头。
当看到运动服的一瞬间,包来旭的情绪有些激动。
“平时在病房里他都是穿病号服的,这一套衣服我知道,是给他最后穿的,他自己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4月30日6点03分
“看到衣服,他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但一直努力地想给我一个微笑。”小童说,当时包来旭一直在说“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解脱了”。
小童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摇了摇头,然后把头歪到一侧,一边流眼泪,一边用头蹭枕头,因为他双手无法动弹,所以要靠枕头擦眼泪。
这时候,更多的工作人员走进了包来旭的病房,大家帮助他穿上那套准备好的运动服,花了很长时间。“虽然四肢无法动弹,但他很配合,能感受到他在努力挪动身体,似乎是让我们少费些力。”
4月30日6点28分
护工说早饭开始了,小童问包来旭吃点什么?他摇了摇头,说吃不下去。
“别人一生是一场美梦,而我做了一场噩梦。我对不起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我对不起那些受伤的人。”这是包来旭最后的自言自语。
小童清楚地记得,说话的包来旭胸口起伏明显,似乎是想强忍着泪水。
4月30日7点05分
包来旭被几名警察推出了病房,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送他的医务人员,直到电梯门关上,视线都没有离开过。
“从病房到电梯口,他对着我们说了两次谢谢。”
钱报记者在病区采访的时候,很多护理包来旭的医务人员都提到了他的“谢谢”。“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他总是谢谢挂在口头,早上查房时他会说,中午喂饭时他会说,给他擦身体的时候他会说,甚至你向他微笑一下他都会说。”
前天下午,钱报记者走到病房门口,病床上的包来旭立刻把头转向了门口,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陌生人。
大多数的时间里,包来旭就是这样呆呆地躺在床上,唯一能够说话的对象就是医务人员。一开始,大家问他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后悔吗?
到后来,大家对他的认识渐渐有了变化。
一位医生说,“他有点自卑,还有点敏感,非常在乎你的表情,生怕说错话,总是小心翼翼地回答你。”
一位护工说,“胆子很小,但脑子很清楚,躺在病床上但记住每天几月几号,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他甚至知道隔壁病房住着的是公交车上受伤的小男孩,他说自己对不起他。也许是他听到了我们说的话,就记下来了。”
在大家眼里,病床上的包来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很平静的,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第一次庭审后,包来旭知道自己被判处死刑,回到医院,有医务人员问他,要不要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他摇了摇头,说等执行前一晚再打吧。但最终,他也没有再提出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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