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部分乡镇仍受宗族势力影响 事情不闹不解决

　　破除基层治理“肠梗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为了摆脱土地、环境等资源约束，大城市向郊区寻求空间，人口和工业企业从城区向郊区迁移。在城镇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接地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李晗说，这些区域既没有完成城镇化，也已不是传统农村。按照乡村社会治理需求设计的大城市郊区的乡镇政府，无论是政府职能、管理体制，还是组织架构和治理能力都难以满足这一地区的治理需求。

　　比如，近郊诸多矛盾是由于公共资源配置明显不足引发的。“由于与中心城区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存在差异，不少从中心城区导入的居民将户口留在原居住地，导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分离。”李晗说，上海市宝山区的人户分离比例在70%以上，人户分离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也会影响郊区乡镇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

　　面对人口流动性大、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类型多样化、利益矛盾突出等问题，虽然基层治理花出的成本很高，但带来的收益却并不可观。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桂勇说，我国部分乡镇仍受宗族势力影响，传统观念与舆论压力可能导致依法办事难以真正落实，最终产生“不闹不解决、一闹好解决”的恶性循环。

　　桂勇建议，政府在出台规划前，需要充分地了解民情、民意，尽可能地考虑到基层各种诉求，设置更多方案。“基层执法人员需要意识到，虽然基层治理法治化看起来增加了单个地方政府的成本，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成本最低的解决手段；法治化需要全面配套的措施，包括政府信息公开程序、风险充分交流等，尽可能降低法律落实的成本。”

　　同时，乡镇政府管理权限有限也需引起重视。受访专家建议，需要抛开传统思路，赋予乡镇政府更多必要的管理权限，形成与社会治理任务相匹配的行政体制，就能增强乡镇政府在调节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引导和调控能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打完仗还要守住阵地，需要的是执法力量、巡察力量下沉。”专家认为，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合理配置行政执法、专业管理力量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将管理力量向基层下沉。以促进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导入良性循环为目标，适当超前配置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加快构建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居民区工作的财政投入。居委会公章所赋予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应由上级部门列出相应规范，明确居委会敲章范畴，减少居民和居委会的冲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贾远琨周琳姚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