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跨国生死恋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有一对特殊的母女教师：母亲李莎，曾在这里耕耘了五十载，桃李满天下；女儿李英男，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俄语专业人才。但是，很少有学生知道，李英男竟是中国早期杰出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我的母亲李莎。”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无限的恩爱”。她说：“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感在如今很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

　　与俄罗斯少女相识

　　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来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叶丽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

　　李英男告诉记者：“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不多的中国青年。后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妈妈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但从未把他的错误与他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当李立三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李莎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李莎知道，这意味着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6年9月20 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我跑到父亲身边，扑到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结婚'了'。”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 年后，1949年3 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当好‘后勤部长'”。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20世纪 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 特务集团”，“ 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

　　1967年6月19 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下车。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75年5 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

　　为父母申冤平反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

　　1978年 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 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

　　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 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和谐的国际大家庭

　　李英男告诉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 年后，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现在，96岁的李莎住在国家分配的专家楼里，李英男每周都会带着子女去看望母亲。“母亲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书看报，还一心一意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

　　“建国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李立三生前很注重子女的学习，他把两个儿子送到外国语学校读书，大女儿、二女儿也被送到大连学习。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雅兰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俄文教师。现在，姐妹俩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李英男笑着说：“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一家人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