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张伟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央巡视组在办天津“首虎”武长顺案时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比如,为了拿到第一手证据、保护被约谈人员的安全,将约谈地点从天津转移到北京,比如,被约谈者“一路上换三次车牌”。相比省部级高官的被查,基层纪委查办案件无疑距离民众的生活更近,虽然只是“苍蝇”,但也会有阻力。5月1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强化履职担当突破办案瓶颈》为题,刊发了对山东、福建、四川、浙江等多地的市县纪委书记的采访,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小编试图从他们的回答中,为大家勾勒出基层纪委书记们眼中的办案困扰和难点。
1查办“小官大贪”面临同级党委“意见”
在吉林市丰满区纪委查办“小官大贪”典型案件时,常面临同级党委“意见”的干扰。县(区)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级党委对大局的意见和建议,纪委必须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案工作。
2以“集体研究”、“会议决定”等应付调查
江苏省睢宁县纪委书记在文章中直言,有些时候,涉案人员所在单位不配合,给调查取证增添了阻力。特别是查一把手,其他人员怕被打击报复,或牵连到自己,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时,被调查者常遮遮掩掩,欲言又止。而且因为涉案人员家人不理解,所以追缴赃款赃物也有阻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纪委书记使用了“地方、部门保护主义较重,怕出事、怕惹事”来形容这种遮遮掩掩的现象。他并进一步解释,有些干部受人情关系、部门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有了问题“捂着”或假装不知道,一些干部信奉“法不责众”,往往以“集体研究”、“会议决定”等应付调查,很多案件发现不了,即使发现了也大而化小、小而化了。这样的情况在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的办案工作中也会遇到,部分领导干部发现问题不上报甚至进行掩盖。
3本单位发生违纪案件领导跑到纪委来说情
多地纪委负责人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问题。江西省宜黄县纪委书记明确表示,县城范围小,熟人多、同事多,关系复杂,在案件的查办过程中,一些调查对象就会利用各种关系找人说情开脱,给办案人员施加压力、设置阻力,致使案件查办工作立案难、取证难、处理难、进展慢。个别纪检干部也担心案子办多了得罪人,遭到打击报复,对自己不利。浙江省海盐县纪委副书记就在受访中透露了这样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的本单位发生了违纪案件,作为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非但不反省,反而跑到纪委来说情,为下属开脱,抓业务工作和抓反腐败工作“一手硬、一手软”。除此之外,山东省德州市、福建省政和县的纪委负责人也坦承,在纪委办案时,会受到说情风、关系网的干扰,案件一旦深查细挖就会得罪人,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难免有顾虑、有包袱。
4基层腐败问题存量大,办案力量不足
山东省德州市纪委书记这样概括基层反腐情况:“基层腐败问题存量大,新型违纪问题多,市县纪委人员少,办案骨干更少,力量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有的办案领导及人员从事办案时间短,对查办案件的基本法规、程序和技能熟悉、掌握不够,突破案件能力不足”。福建省政和县纪委书记用“不会办案”和“不想办案”来总结此类现象。一方面,县级纪委一线办案人员大多“半路出家”,在查办失职渎职类、贪污贿赂类等专业要求较高的案件时,经常出现不懂调查、不会取证、调查时限超期等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县级纪委每年都开展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由于考核的方式不够科学,考核的结果运用、评价不到位,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查案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在有些地方,本就不足的基层纪委人手还经常被抽调。四川省武胜县纪委书记就提到,“上级纪委办案过程中,为弥补工作力量不足,有时会从县级纪委抽调人手。这固然有助于提升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办案骨干被抽调,少则数月,多则一年,难免会使县级纪委办案力量更加匮乏,有时甚至导致原来承办的案件迟迟不能结案”。
5动用网络跟踪等办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制约
还有的纪委人士表示,市县纪委办案人员既从事案件查办工作,又从事科室业务工作,精力难以集中。面对当前腐败问题呈现出智能化、科技化、隐蔽化的趋势,纪委办案设备落后,动用网络跟踪等办案手段受到法律、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协调金融、通讯等相关部门难度较大,常使案件突破错失良机。
6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等甚嚣尘上
除上述几种困难外,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纪委书记还指出这样几种办案阻力:当前案件进入了易发多发期,加大了案件查处压力;违纪手段越来越隐蔽,办案壁垒越来越多,加剧了案件查处难度;从发案规律趋势看,腐败潜伏期越来越长,影响了发现案件的准度;从办案环境看,反腐败“过头论”、“刮风论”、“影响论”、“拐点论”等错误认识甚嚣尘上。这些都对基层纪委查办案件产生影响。
资料|《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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