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人”后代：我也曾是闯入者

王小帅此前拍摄的电影《青红》，讲述的就是三线职工子女在当地的生活。资料图片

　　郑磊

　　王小帅的新作《闯入者》虽已下线，但作为故事背景的贵州“三线”历史，还是在不少“三线人”及其家人心中激起涟漪。本文作者就是“三线人”的子女，对他而言，十多年的“三线”生活，已经成为生命中抹不去的记忆。

　　影片《闯入者》后半段，女主角回到贵州老厂,《山楂树》的音乐响起，看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个取景点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有一个镜头的远景里，甚至都能看到我曾经的家。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最熟悉，如今却已人去楼空，几近废墟。

　　“三线建设”是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工业迁移。所谓“三线”是针对沿海的“一线”和中东部地区的“二线”而言，主要指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距离沿海的远近，又有“大三线”和“小三线”之分。数百万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官兵，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从沿海西迁。我的父母就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从上海去贵州三线的，他们在那里相识结婚，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大部分在贵州的那个厂子里度过。

　　根据大分散小集中、“山、散、洞”的建设要求，厂子建在一个山沟里，开车到最近的县城也要半个小时。厂里一应俱全，有自己的住房、学校、医务室、影院、集体澡堂、商店、派出所、俱乐部。

　　整个厂子连职工带家属有上千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全厂设有无死角高音喇叭，坐在家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每天早上7点，会播放起床号“叫早”，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大人们一起从家属区步行去厂区上班，孩子们则去学校上课。8点整会放“上班号”，此时还未进入厂区或教室的就算迟到。此外，中午12点下班、下午1点上班、5点下班时也都会鸣号。每天学校放学之后到5点家长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自由时段。等下班号一响，无论在玩什么，我们会顿时作鸟兽散，回到自家书桌前假装“安心做作业”。

　　在厂子里，父母们都是同事，孩子们都是同学，回家后还是邻居，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谁家夫妻吵了架，第二天全厂都会知道，我上午考试成绩不好，中午还没到家，我妈已经拿着尺子在等我。厂长就是这个小社会的全权总管，生产、生活、学习、娱乐、购物全都能管，甚至包括调解夫妻吵架。

　　由于资源和机会极其有限，一切都由“上面”统一安排或分配，平时工作生活又都在一起，职工们之间磕磕碰碰的事都不少。我母亲早年曾和医务室的一位女同事工作上有些过节，后来这位女同事的丈夫成了厂长。用我父母的话说，此后十多年他们都遭受厂长的“迫害”，无处可逃。那时的人也没有辞职之说，而一旦原本来往密切的两家父母之间有了矛盾，孩子们也不在一起玩了。

　　我们那个厂大部分是上海人，也有来自北京、东北、西安、湖南等地的。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几年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邻居，他们对自家身世严格保密。直到有一次全场放电影纪录片，镜头中出现了周总理，她家的儿子童言无忌，对着银幕上的周总理大叫“姥爷！姥爷！”这时大家才知道了这个秘密，没多久他们全家就回北京了。

　　虽然远离家乡几千公里，大人们仍努力保持上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日常生活中都用上海话交流，我们这些孩子也从小会说地道的上海话，却不会说贵州话。我有两个姑妈当时也去了贵州“插队落户”，和“三线人”住在相对隔离的厂矿不同，她们是完全在农村生活，生活条件比我们厂矿要差很多。

　　每隔几年全家会回上海探亲，火车要坐两天两夜，常常要一路坐硬座到上海。到了晚上，父母们坐着，我则横躺在父母身上或座位底下。在上海短暂停留的时间里，父母用平时攒下的积蓄到处采购生活用品，全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换成新的，仿佛这样全家就又能和上海人一样了。回去前自然也免不了为同事们代购产品。而对孩子们来说，每次从上海回去后，就是我们炫耀新玩（文）具，展示新衣鞋的日子。

　　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就是:只有考上大学，全家才能回到上海。所以我的成绩已经和学习本身无关，而是维系着全家的命运。我妈给我定下的规则是:考试成绩95分以下，每少一分，就用尺子打一下手心，90分以下就自动进入不计数“乱打”模式。当然，等我考上大学之后，父母再没问过我学习成绩的事。

　　小学三年级时，父母曾把我送回上海外祖父母家读书。由于没有上海户口，我在上海属于“借读生”，还是父母去学校里使劲求情才把我收下的。我自知能“闯入”上海读书不容易，所以学习还算努力，也知道怎么去讨老师们的喜欢。

　　而更大的挑战其实不在学校里。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居住条件很差，几代人蜗居在斗室里，本身已经很困难，我的到来成了一名“小闯入者”。等父母留下我回贵州之后，我突然发现，以前回去探亲时对我很热情的大人们变了样，时常话中有话、冷言冷语、甚至厉声厉气。现在想来他们有他们的难处，而十岁不到的我也正在顽皮倔强的年龄。但记忆中那确实是我真正面对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学会了察言观色和在夹缝中生存。一直熬到来年暑假回贵州时，我再把憋了一年的委屈向父母“汇报”。

　　暑假之后，父母把我转到了另一边的祖父母家，但那边的情况更复杂。五年级时，父母只好把我接回贵州。虽然我很喜欢上海的教育氛围和优良设施，但更愿意不再寄人篱下回到自己父母身边。我的一位朋友则经历了另外一种情况，他自出生后，父母直接把他留在上海的外婆家，长大后，他只认外婆和阿姨是亲人，和自己的父母却很生疏。

　　我父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调回上海。可是人到中年的他们，彼时在上海已经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只好挤在祖父母家睡沙发打地铺。对祖父母来说，他们离家多年，回来后也成了“闯入者”。曾经豪情壮志奔赴四方的他们，最后在“三线”是他乡人，在故乡却成了“三线”人。没多久，他们就从祖父母家搬出来，租农民的房子住。幸亏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商品房还不贵，几年省吃俭用下来，再加上借款贷款，终于在城乡结合部买下了一套一室户。这足够全家兴奋不已，我们终于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那一年我也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回到上海工作，第一次报上了上海户口。

　　相比其他一些老同事，我父母已经很幸运了。三线厂矿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大都濒临倒闭，难以为继。

　　这几年，父母退休了，结伴搭伙地回去看看那个献出过整个青春的地方，我自己这些年也回去过很多次。小时候，户口在贵州，我却从不愿承认我是贵州人，上海才是我的家乡，如今，我却越来越觉得，那个从小长大的厂子才是我心里的故乡。

　　（本文摘自“上海观察”）

　　背景

　　所谓“三线”，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　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　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进行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400多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务工者背上行囊告别家人，离开熟悉的城市来到社会经济落后的地区，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山区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也在异乡土地留下自己的人生轨迹。

　　2013年4月10日，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来沪，在座谈会上，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就提到了“三线建设”。他当时提到，贵州与上海相隔较远，但联系一直很紧密。“三线建设”期间，上海“好人好马上三线”，一批工厂内迁贵州，一批技术人员、工人来到贵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生献子孙”，为加快贵州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网友评论

　　活在当下：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上海，更多的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留在了第二故乡。历史不要忘记那些曾为国家建设奉献的人们！

　　Hugh：同样的成长经历，感觉在讲自己的故事。各种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也感谢有这样的经历，我才能不折不挠！

　　Leonjeanhitter：一代人的故事，一段难忘的历史，读下来一片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