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大县下“禁猪令” 养殖户：因为市长被约谈

　　如不卖猪，后果自负

　　收到通知后，杨庄镇常家庄村村民张致富把家里八头生猪都卖了，四个猪圈，只剩下一头待产的母猪，他不舍得卖。眼看着5月30日快到了，张致富毫无头绪：“不知道到时咋办。”他更无奈的是，猪没了，庄稼天然的肥料也没了，“地不知道咋办”。

　　按照“方案”规定，3月20日前，各乡镇街道要成立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三区”划分区域并上报县畜禽养殖污染规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区”即禁养区、控养区、适养区。

　　常家庄养猪户近六十家，村委会的记录显示，5月20日已有14户停养，其中包括村支书高同征。“村里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养。”高同征告诉南方周末，他也卖掉了家中的猪。

　　符合什么条件的才算适养区？陈同兵的养殖场离村子一千米远，也不靠近水源地，他认为自家养殖场是在适养区内，便与村干部理论。但村干部的回复是：“1200米也不让养。”

　　而县委宣传人员刘可军的理解是：“不是不让养，是必须在适养区里养。不是每个村都有适养区，需要进一步进行社区规划。现在是宣传动员阶段，是为了摸底，搞清楚各村有多少养殖户和养殖需求，为下一步规划做准备。”

　　但养殖户们已等不到新规划了。方案的规范治理阶段从4月1日持续到8月15日，但到了村里，治理时间被大大压缩。从接到停养通知到截止时间，养殖户只有半个月时间对生猪进行处理。卖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对养殖户来说，老母猪是最珍贵的，一头老母猪意味着一年10头小猪，近五千元的年收入。陈同兵也只能把20头老母猪都卖了。道托镇的村民王西善也有五头母猪，刚生了小猪。“太小，卖不出去。”

　　刘可军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类情况，“按照以往的处理习惯，都会让养殖户停止再养殖，但已有的畜禽会延期到成熟期，好卖出去。”

　　但养殖户们并没听到此类规定。一个村的村委会的事务记录本上清楚记着：“5月19日下午参观组来，我又利用广播喇叭进行了宣传，要求他们别有换想（幻想），抓紧处理他们的猪，如果不听将对猪圈拆处（拆除），并进行罚款……现在这种行式（形势），就是这样，全县统一的，如果你不听，后果自付。”

　　肇起市长约谈？

　　距离村子200米远的常家庄环保养猪场也收到停养通知。环保养猪场监管责任牌还挂在门口，但养猪场里的猪已全被卖了，只剩下看门的土狗守着空猪圈。猪圈尽头是个沼气池，有了沼气池后，养殖户高明良不再用柴火烧饭，经过发酵后的沼气肥成了一旁五亩田地的最佳肥料。

　　高明良原以为建了沼气池，养猪场就是“环保的”，可以养猪。2015年1月，养猪场还签署了规模养殖场（户）动物卫生质量安全承诺书。没想到4个月后，就收到停养通知。

　　作为养殖大县，这并不是沂水第一次对畜禽养殖污染进行治理。

　　从2013年开始，沂水县便出台该县第一个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章《沂水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除了搬迁关闭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更从严控制限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推广雨污粪尿净污“三分离”技术工艺和生态环保养殖技术。

　　高明良和张致富的沼气池正是在这一年建的。“当时说不建沼气池就不让养（猪）。”张致富回忆，“但现在，无论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沼气池，都不让养了。”

　　像沂水县这样的养殖大县，畜禽污染一直是心病和难题。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不当，将恶化生产环境，被认为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国家亦已重视这一领域的治理，出台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方案。

　　2014年3月，《沂水县畜禽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布局规划》出台，其中，乡镇驻地、工业园区、农村社区禁止养殖区外延1000米以内的区域，村庄、居民点、公共场所及外延1000米以内的区域为控制养殖区。

　　据山东媒体2015年1月报道，沂水县为期一年的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活动已告一段落，全县7172家养殖户全部完成整改，要么拆除、转产，要么环保提升。

　　在村民们看来，新方案的出台跟2015年大年初七临沂市（下辖沂水县）市长张术平被环保部约谈有关。

　　“市长被约谈后，猪就不让养了。”几乎受访的养殖户都这么说。3月1日，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对约谈进行报道，张术平在节目中保证：“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而新方案的发布时间是3月5日。

　　刘可军否认了这一说法，“市长被约谈是因为临沂的工业污染，跟畜禽养殖没关系。”他介绍，新出台畜禽养殖污染规范治理实施方案是因为在县里“干部联系群众”的工作中，不少群众反映农村畜禽养殖影响了环境卫生。

　　刘可军就负责着36户人家的联系工作。他曾遇到村民抱怨邻居养鸡，最后两家打架的纠纷。

　　沂水县畜牧局赵科长则表示方案也是为了迎合新环保法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