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10时15分,重庆大轰炸惨案死难同胞敬献花篮仪式在渝中区较场口“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举行,来自全市各界人士代表以及幸存者、死难者家属代表,为死难同胞敬献花圈和鲜花,幸存者及死难者家属们讲述了当年的大轰炸。
重庆晚报记者 吴娟 陶坤 史宗伟 实习生 许美延 摄影报道
8岁姐姐舍身扑在她身上
现年76岁的陈红英,一家人都是“六·五”大轰炸的亲历者,当年年仅6岁的哥哥因为窒息死在防空洞里。
陈红英说,他们一家人本来住在南岸弹子石,靠爸爸做泥水匠为生。1941年6月5日那天,爸爸在较场口找了个修房子的活路,妈妈也来帮忙,把3个子女带在身边。
“姐姐陈元芳当时8岁,哥哥陈元平6岁,我只有3岁。”陈红英说,空袭开始时,哥哥最先找到防空洞躲了进去,父母安置好哥哥后,出来找陈红英和姐姐,“这时就出了事,包括哥哥,很多人闷死在了里面。”陈红英说,如果当时一家人跑得再快一点,可能都会死在防空洞里。
在日机轰炸下,较场口街头碎石横飞。“姐姐背着我跑,突然附近炸弹爆炸了,姐姐和我都摔在地上。”陈红英说,8岁的姐姐第一反应是扑在她身上,用身体把她盖住。陈红英没有受伤,姐姐的腰部被一块飞石击中,至今还有一块明显伤疤。
陈红英回忆说,轰炸过后,到处都是死伤者,姐姐得不到医治,伤口感染,就用民间偏方医治。如今,姐姐陈元芳已经82岁了,身体很硬朗。
看到防空洞母亲就紧张
“我从小就听我妈摆大轰炸的故事。”在纪念活动现场,63岁的周定义看到了不少当年的邻居。如果不是因为下雨,95岁的母亲张仲珍也会来看一看。
“我们家在这里,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周定义说,过去他们家在较场口老衣服街2号。街上的老人大多经历过大轰炸,见证了隧道中的惨案。
“大轰炸那几年,我妈随时都在准备着躲防空洞。”周定义说,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人太多,母亲晕倒在里面,后来被救醒,从此落下了头晕的毛病,“这个后遗症既有生理上的,也有心理上的,现在她看到防空洞、听到警报都紧张。”
战时重庆城区人口大疏散
在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看来,重庆“六·五”隧道惨案的发生并不是偶然。
“虽然此前日机进行过多次轰炸,但是基本是在白天,这次是第一次在傍晚轰炸,这个时候人们都已经放松警惕。大量人口涌入战时陪都,人口剧增,防空洞的容量有限,不少人是因为踩踏致死。”唐润明透露。
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重庆城区人口数量从47万人增加到126万人,激增3倍。在日军狂轰滥炸下,当时国民政府开始把城市中心的人口疏散到郊区甚至更远的乡下。
三四月份重庆雾大、云多,能见度较低,日机轰炸不多,所以这个时期主要是劝离。五六月天气晴朗,利于日军轰炸,这两个月采取的是强制疏散。每一个部门、单位都有相应的疏散任务。
“当时有一个妓女,已经被拉上船,准备疏散到长寿一带。还没开船,妓女突然纵身一跃投江自尽,还好抢救及时没有死,问她为什么要跳江,妓女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无法生存,她也是死,还不如现在一死了之。”唐润明说,疏散人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各部门下了许多文件,出台了很多办法。
为了将市内的密集人群向近郊的南岸、江北等地疏散,政府将市内所有公私汽船、民船分配至各码头,专门用于疏散民众渡江。空袭报警发出,各船均应立即由原停靠点行至渡口,免费载客过江。
大部分民众疏散出城后,没有谋生技能。“当时以重庆生活水平为标准,发给疏散灾民3个月生活费,规定成年人每日2角,儿童1角,或者不分大小每人每日1角5分,每月4元5角。”唐润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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