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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张充和:那种风雅原本是情趣而非成就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下午一时(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一点)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2岁。

  正如本文作者所说,张充和先生身上那种我们称之为“风雅”的东西,在今天实在已是空谷足音。作诗填词、临池点染、临风度曲,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反映的并非“成就”,而是“情趣”。然而如今,这却俨然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技艺。

  由于艺术史的特殊性,每一部艺术通史的作者,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个人在通史中的地位?不论把艺术史写成什么样,都不能不面对这个抉择,因为通史的篇幅有限,而艺术家却数如恒沙。

  可以想象,史家们最终选择的往往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例如,对黑格尔的拥趸来说,就是那些“引领时代精神”的大师;对贡布里希而言,则是那些致力于解决问题的行动家们。

  很明显,无论哪一种模式,都必然放弃了许多个例。例如,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之后,南宗正传之说一时统领天下,为人们津津乐道。天下士人好像一边倒地都学了南派山水,个个俨然林泉高士。而当时与后来的艺术史著作也乐得花不少精力去探讨这些人,只留下有限的篇幅给北派画家们。读这样的艺术史,端的是纲举目张,明心见性;但有时也不免想问,当时追摹北派画法的艺术家真的这么少,而他们的成就也当真相形见绌吗?还是因为他们没站对队伍,因此被舆论淹没,也被艺术史放弃了呢?

  按这个道理想一想,总会惕然心惊。在材料、技法、科学知识日益丰富的时代,艺术家们的作品苟日新,日日新,连书法国画也撒开大步奔向了综合艺术与先锋实验的怀抱。当代艺术史简直是一部声光电热异彩纷呈的奇书。

  短歌微吟,覃思凝腕,也总有这样的人吧。可是,谁还记得旧情怀?

  自《合肥四姊妹》问世以来,对张家的四位女公子,大家都更熟悉了。其余三位俱已仙去,空留下照片上温凉并济的眼神;而张充和已近期颐,依然遐寿清健。她不算是艺术史中人,却以百年身世,悠游俯仰,写出了一部个人的艺术史。

  尽管实属老生常谈,仍不免重提苏州九如巷张家的来历,那里住的是晚清名臣张树声的后裔。虽然家道中落,君子之泽却未见摧折;充和的父亲张冀牖是位著名的教育家,创办新学,功莫大焉。不过充和小时被过继与养祖母,从小生长在安徽,受的倒是道地的传统训练。正经正史,书法诗词,我们听起来要敛衽致敬的东西,于她却是私塾里的旧相识。长成之后,她回苏州上学,又考入北大国文系。从此以后,家世芬泽成了淳厚的底色,而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充和已是独自前行。至于与傅汉思缔缘后远居美国,虽然故家风雨,乔木梦萦,却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幸运了。

  对中国古代文人艺术的研究,常比美术通史好看得多。它是风格、趣味与交游的历史,或者也竟是对一种情怀志趣的侧写。张充和始终是吹花嚼蕊的仕女,我们也正该循着这条路去读她的艺术人生。

  论及风格(尤其是书画艺术方面),首先真该对本书编者白谦慎先生再三致意。以书法史家的眼光来选择作品,又大致按照时间先后排列顺序,已为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而在介绍页中不只述及创作背景,更时时加以短而精的形式分析,或者提要钩玄,指出妙谛所在;读者得此,真如入宝山而得了引路人。再谈张先生的书法,几乎无从置喙,只愿聊作补白。

  书法风格随时间发展而生变化,这在书中已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不过假如横向地来看,或许可以另有所见—根据不同的内容来选择书风,乃至取势谋篇、布局定稿,本是书学的常识;然而张充和做得尤其好,而且,也不刻意。这大概真可以称得上是天分吧。

  于“诗”之一部中,作者以九秩高龄自书诗词。其中《题蒋风白双鱼图》一首,实际是一阕《临江仙》。此调有数种格律,她选用了较少见的七、七、七、五、五一体。抄写这首词时,作者并不按照寻常写法顶格写起,而是上下两片,均以起手两七字句作一行,中间七字句一行,末两个五字句作一行。(按填词的规矩,前两句本是一句话;五五两句或顺接,或对偶,也是不可分的。)我以为这么做或许并非仅为追求画面错落之美,而是因为一件书法就好比一段朗诵。在她笔下,原作韵律几乎朗吟而出。

  又如为沈从文作品题写的一系列书名。张充和小楷虽间架挺正,却常以提按撇折取势,故多欹侧顾盼之态。然而为沈先生所题的字并不如此。整套《沈从文别集》的题签,矫饰之态一一洗尽。锋芒虽少了,作者的表现力却凝聚在每一个具体的笔画之中,白先生已指出这些运笔与古代书法作品的具体联系。沈从文修直温润的气息流淌于一片温润墨光里,我们也真可以“见字如面”了。

  摹仿是风格史中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通常来说,“摹”与“仿”散文则通,对文则异。前者像是古籍中的“覆刻”,但愿丝毫不爽;而后者更像“翻刻”,允许意到笔不到。可是我们在美术史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挂羊头卖狗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明明说是仿某人笔意之作,看上去却怎么都不大像。另一种情况则是闷头不响地偷师,以至于有时候冒出一个艺术家,从文献上几乎找不到他的师承。去看他的画儿,倒是亦步亦趋地像着某位大师—啊,自学成才。

  巧的是,这两种情形,在张充和书画中都有所体现。于前者是两件临书,于后者是自绘册页。《临虞世南破邪论序》,白先生已有了精微的分析;《临苏轼黄州寒食帖》还可略述几句。对比临本与原本,苏轼写得很“放”,而张临本简直是非常克制的。尤其是从“自我来黄州”到“泥污胭脂雪”几行,一个字一个字对过去,会发现无论哪一种笔画,运力行笔的方式与原作都并不很相同。在我看来,这倒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得以分析她无可磨洗的个人特色—例如总是平直有力的横画。

  至于绘画,看得出作者寄畅怡情的旨趣。如以海绵作画,与《沙漠小景》近于水彩画的意态等,均是。但细读她的山水册页,会发现大多设法严谨,秀峭妩媚。即使有时点画不很明确,构图取景却都渊源有自。或者说,有严妆肃服的资质,方能荆钗布裙而不掩丽色;即使在示范作画时所画的一枝梅花,也是如此。画面极简,主干只有一笔,梢头花朵欹侧回头;几乎是近于实验的大胆,却令人一望而想起八大山人的《梅花图》。尽管笔意与情感殊非同途,而对浓墨与留白的运用,到底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篇幅不会太长,仍想做一回三家村老儒,说说张充和的诗词。过去无缘多读,一见之下几乎惊艳。规行矩步、四平八稳地写几句律绝,从前文人几乎谁都来得。若是那样,不免枉担虚名之讥。而她的诗除却应酬之作外,难得都凛然有英气,并不作昵昵儿女语。

  如题陶光《独往集》的一首七律,后半云“致命狷狂终不悔,与生哀怨未全埋。簷冰炉火从今歇,莫遣沉忧到夜台”。悼祭如此,真是沉郁顿挫。又如和罗忼烈的一阕《浣溪沙》,题为“秋兴”。和诗的传统这里不及展开,单言下阕三句:“孰系年光添画稿,休将颜色着霜姿,万红飞尽雪花飞。”对子平平说出,但以清刚取胜;而结句一语宕开,却端然词家的当行本色。至于以“万红”点“秋兴”,以“雪花”带出岁云暮矣的言外之思,那已是四两拨千斤的境界了。

  附带提一句,她的白话文也写得好。书末两篇写人纪事的文字,口齿清历,直如面谈。尤其并没有老人讲古的衰飒之气,抚今追昔,伤感也稍纵即敛—所谓“知常”,正是难得的智慧。

  我们称之为“风雅”的东西,在今天实在已是空谷足音。作诗填词、临池点染、临风度曲,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反映的并非“成就”,而是“情趣”。然而如今,这却俨然成了一种值得标榜的技艺。有时我想,“民国才女”大行其道,或者也反射出今人几乎不正常的企羡来。老辈凋零,盛事无复,正是这种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昔人兼擅多能,且以此为清娱的,并不在少。而一种志趣的形成和发扬,也正与所交所游密切相关。如果作张充和的交游考,大约也能证成此说。战争年间,她先后辗转于昆明、重庆,两地均是战时的文化中心。在这种气氛中,大家寄情书画、吟咏诗词,无形中竟是莫大的慰藉,尽管身在其中者未必自知。那幅颠沛流离而有神物护持的《仕女图》,正是这种情谊最好的证明。

  在步履维艰的近代中国,艺术担上了太多社会责任。江关摇落,人心潦草,张充和与朋友们却坚持着与古为徒。尽管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换个角度说,却未必不可敬。如若没有他们为传承所作出的点滴努力,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或将更深更重。而她远渡美国之后还为传播书画昆曲辛劳工作,就算本属无心插柳,日就月将,也是深厚功德。

  她到异邦以后,故友难逢,与余英时先生的友谊因此显得格外珍贵。余先生给本书写的序为文人艺术探寻心理源头,实在非常精彩。不过我以为,最见相知的还是他说张先生那一句“你即使不玩物,也没有什么志啊”—研究中国文人艺术,实在不该事先抱着对“志向”的信仰,此意如今真是“更与何人说”了。

  张充和与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先生也有精彩的合作。选堂先生次韵周邦彦的词集《晞周集》,全文均由张先生手书。略有古典文学和古籍知识的读者恐怕很容易联想起古已有之的实例。南宋有三家和清真词,而在中国版刻史上,清代的精抄本与写刻本也都令人艳称。尽管对两位作者而言,将之影印出版或许未必有太多深意,但这部精美的书籍实际上正继承着这两个传统,它本身也是书籍作为艺术品的典范。文人在在处处都为艺术增色,这不经意间延续的传统,足令晚辈怀想咨嗟。

  前些时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孙康宜主政的《曲人鸿爪》与《古色今香》,其中《曲人鸿爪》里也写到陶光。拈出这一处来,只想见出编者的性情不同:在孙康宜那本书中,打头就是“陶光先生是一位终生爱慕充和的人,在曲人的圈子里这已不是秘密”;而白先生只写一句“由于张充和在书法与诗词上造诣深湛,陶光对她很是倾慕,彼此引为知音”。陶光泉下有知,不知会愿意后人怎样写他;可是在我的私心里,对白先生的温柔蕴藉倒是着实亲近了几分。

  相比于那两部时有小疵的书,《张充和诗书画选》堪称精严。很遗憾仍遇到一处微瑕,就借着纸尾顺便一提吧—那是在《仕女图》的录文页。按姚鹓雏所题的词,其调实寄《谒金门》。那么“玉柱初调炉篆细”一句,中间就不当断开。此外,词押的是“四纸五尾……”一部,末句本作“春风柔绕指”,原图并不误。而录文写作“春风绕指柔”,却叫它生生落了一韵呵。

  本文发表于2010年8月《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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