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人组织策划访民滋事：拿人钱财 替人“站台”

　　新华社济南6月21日电（记者 邹伟）一边勾连律师和当事人家属，一边纠集“访民”，为达到向法院施压影响审判结果的目的，通过街头聚众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方式大肆制造影响，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并实时拍照发到境内外网站进行炒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日前，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刘建军等人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山东省潍坊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在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以“上访”“维权”为名，行制造影响、施压有关部门之实的违法犯罪链条。经进一步缜密侦查，一个以“访民经纪人”和个别“维权律师”为纽带，承接各类“声援”“围观”业务，组织一批相对固定的“访民”群体“站台”，活跃于全国各地的热点案事件，彼此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利益共享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访民”现场举牌闹事 “经纪人”幕后遥控指挥

　　6月15日一大早，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一幕——法院门前的人行道和马路上，挤满了大量聚集围观的群众，被堵在路上无法前进的大小车辆排成了长龙。刺耳的喇叭声和鼎沸的人声，破坏了司法机关本该保持的肃穆气氛和井然秩序。

　　围观人群关注的焦点，正是法院门口的一群身份不明人员。他们站成前后两排，打着“人民有权监督司法”标牌和“徐某某无罪”横幅，并高喊着口号；一名留着大胡子、长头发扎辫子、形象如老道的中年男子指手画脚，指挥他们摆出各种“造型”，并大声招呼人群中的拍照者，“把潍坊市中院的门牌也拍进去！”

　　与此同时，博讯等境外网站上刊登出图文报道，称潍坊中院门口有“访民”维权，控诉司法机关制造冤假错案。

　　在现场，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围观，导致法院门口的交通要道堵塞一个多小时，严重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和法院工作秩序。接到群众报警后，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第一时间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处置，但“访民”们拒绝配合，还有一名女“访民”对着民警高喊：“记下他的警号，上网！”多次制止、劝阻无效后，民警将领头的“老道”刘星（本名任键财）等聚众滋事人员依法传唤强行带离现场。

　　这些“访民”声援的徐某某案件，究竟有什么“冤情”？这些“访民”与徐某某究竟是什么关系？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经民警询问，这些“访民”的户籍地分属8个不同省份，与徐某某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不清楚案件具体情况，只知道徐某某案件是潍坊市中院一起即将二审开庭的贪污案。他们这次集体来潍坊“声援”造势，纯属拿人钱财、替人“站台”。而他们的雇主，则是一个叫翟岩民的北京无业人员。

　　对此，潍坊公安机关展开进一步调查。当日，在北京公安机关协助下，幕后策划、遥控指挥的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在北京被抓获。同样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翟岩民与这些“访民”一样，与徐某某案件无任何关系，对案件情况也是语焉不详。

　　经细致侦查审讯，公安机关初步查明，这是一起受当事人的关系人委托，为制造影响向法院施压，由律师、“访民”“访民经纪人”和中间人相互勾连、精心组织策划的聚众滋事案件。翟岩民所扮演的，正是其中的“访民经纪人”角色。

　　“接单”“派活儿”分工明确 策划操纵组织犯罪链条清晰

　　翟岩民（曾用名翟浩），男，54岁，微博网名“京A翟岩民”“翟岩民”，北京市人，高中文化，无业。2002年以来，翟岩民先后创办过调查公司、咨询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均因种种原因被吊销营业执照。2014年以来，翟岩民多次因寻衅滋事等被公安机关处罚。组织策划潍坊“声援”事件时，他还处于因另一起案件的取保候审阶段。

　　经营公司不太在行的翟岩民，却在经纪“访民”的“生意”中找到了“感觉”。

　　“以前做生意赔了、公司也倒闭了，自己十分失落。与访民接触后，通过帮他们办一些事、得到他们的认可，产生了存在感，极大地刺激了自己的虚荣心。”翟岩民供述，他便萌生了找他们“做事”的念头，开始承接“活儿”，哪里需要“维权”，他就组织人到那里，不仅能牟取利益，也让他“名望”大增。

　　翟岩民与徐某某案件当事人的关系人原本素不相识，双方是如何搭上的呢？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军是牵线搭桥者。至于刘建军为何找到他，翟岩民心知肚明：“因为刘建军对我了解，知道我手底下有很多访民，可以组织起人来。”

　　已被刑拘的律师刘建军供述：“前段时间，徐某某的家属找到我说，徐某某的案子将要在潍坊中院进入二审阶段，让我想办法让法院改判。”

　　“我感觉翟岩民或许能帮上忙。老翟这个人平时非常热心‘公共事务’，整年就干这种声援‘冤案’的业务，可以说以此为事业，在热心‘公共事务’的人群中挺有声望的。”刘建军供述，“6月7日，我带着徐某某的妻子贾某某与翟岩民见面，问他能不能帮忙找人声援这个案子。”

　　贾某某对此予以证实：“刘建军说老翟这个人很有能力，能找访民来声援我。”

　　刘建军介绍双方认识的场合颇为特殊——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也是为了“声援”徐某某案件。为了筹办“研讨会”，刘建军向徐某某家属索要了7万元，并分得其中的1．4万元，“作为拉业务的报酬”。会上，受邀参加的多位高校教授、专家学者、媒体人士就徐某某案件展开研讨；媒体进行报道并在网上发布，以期造足声势。

　　“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给法院施加压力为徐某某翻案。”刘建军说，后来，他们一起商量到潍坊中院上访，并且拍照片发到境内外网上，扩大影响力。翟岩民要求提供“每人一千来块钱”，用于“访民”的交通、住宿等开销。于是，刘建军向贾某某索要了1万元，打到翟岩民的银行卡上。他们约定按人头付费，每人1000元。如超过10人，则按实际人数结算。

　　收到钱后，翟岩民在微信群里发布信息，“庆安被拘的勇士们，给你们联系了一个小活儿，应当事人的需要前往潍坊围观一个冤案，提供食宿费用并有误工补偿，时间为一天半，愿参加者即刻报名（仅限庆安被拘的勇士）。”

　　信息一经发布，外号“老道”的刘星等一批“访民”闻腥而至。在翟岩民的指挥策划和刘星的牵头组织下，6月14日，15名外地“访民”陆续到达潍坊，与已在潍坊等候的刘建军、贾某某等人见面。他们签订了“授权书”，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人民有权监督司法”标牌，又新制了“徐某某无罪”横幅，并进一步商定了第二天的“声援”方案。

　　根据办案民警出示的一份花名册，15位“访民”当天都领到了500元“报酬”，并在册上签名确认。

　　“按照潜规则，如果这事办成了，刘建军还会给我钱作为报答，但是钱数没说。如果访民被拘留，刘建军会协调当事人家属支付给访民一部分钱作为慰问金。”翟岩民供述。

　　而对于刘星等人能否“把事办好”，翟岩民当时颇有信心：“他以前也给别人声援过，就是通过静坐、喊口号、举标语、打横幅等方式，目的是造势，拍照发到网上，给法院施加压力，让法院改判。”

　　6月15日早上，徐某某的关系人与“访民”汇合后赶到法院门口，便上演了前文所述的一幕。在现场，刘星指挥徐某某的关系人站在前排拉横幅，“访民”们站在后面举标牌；刘建军等人站在围观人群中负责拍照、发微信圈，随后被迅速转发到博讯等境外网站上。

　　“接活”范围不分地域 “庆安事件”亦在其中

　　落网后，翟岩民对自己的涉嫌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办案民警进一步侦查发现，翟岩民组织策划“访民”滋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仅2014年以来，翟岩民直接组织和幕后指挥各地“访民”“声援”滋事事件就多达9起，包括近日组织“访民”去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举牌“声援”“庆安事件”。

　　此次到潍坊的15名“访民”中，有14人参加了在庆安的“声援”。对此，翟岩民称，“这是我跟刘星商量的，让在庆安被拘留的人到潍坊去围观，给他们钱，算给他们作为一种补偿。”

　　翟岩民还交代了组织“声援”“庆安事件”的全过程：“庆安事件发生后，很多律师很快到了庆安。5月10日上午，刘星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组织一些人去庆安声援。我就给吴淦（网名‘超级低俗屠夫’，此前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找一些人去庆安声援。吴淦说，目前暂时还不需要，让律师先把庆安事件炒热了之后，才需要大批量访民去炒作和声援。”

　　律师刘建军在供述中说：“‘庆安事件’发生后，翟岩民叫我去哈尔滨会见两个涉及‘庆安事件’的被拘留者，后来因为手续不全没有见成。我本想接着去庆安，没买上票就没去成。第二天，听说去庆安声援的人被拘了，我有些胆怯，就给翟岩民打电话找了个借口回北京了。”

　　得知去庆安“声援”的访民被拘后，翟岩民派刘星去黑龙江了解情况。“我告诉刘星，到了庆安多注意点，不要让当地公安机关知道我们有一个庆安事件的协调群，不要让政府知道我们是有组织的。”

　　据民警介绍，为了“形成更大声势”，翟岩民先后组织5批次全国各地的“访民”前往庆安“声援”。事后，翟岩民在北京设宴，为这些“访民”“庆功”。

　　问及组织“声援”活动的经费来源，翟岩民说：“每次有声援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网上进行募款，然后我会问各地的访民谁想去声援，去的人都能得到一些报酬和补助。律师群体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会把这笔钱分给去声援的人，自己留下一些钱。”

　　山东青岛籍的女“访民”李某香，就是在庆安火车站前举牌“我是访民、向我开枪”的那名女子。其举牌的照片被境内外网站大量转发，将警察依法开枪制止暴力袭警的正当执法行为演绎成“警察枪杀访民”，煽动网民情绪，误导网上舆论，引发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和攻击，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这次，李某香刚从庆安结束治安拘留，就参与了潍坊的“声援”活动。她说，自己没有工作，去各地“围观”“声援”是主要收入来源，前不久去庆安就领到了600元。

　　另一名“访民”李某立说，自己在保定长期打零工，这次正好家里没什么事，在微信看到这个信息就来潍坊了，“来之前也不知道什么事，实话实说就为俩钱。可能是上次去庆安声援的钱没给够吧，这次是把钱给我们的。”

　　李某立进一步交代，“以此为生的访民并不少。他们经常见面，一叫就去了。”他们在北京有时候一天要做好几个事，经常去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大使馆、政府、法院什么的，这不是什么秘密。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这些犯罪嫌疑人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利益共享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一些人将此作为谋生之道，只要有人出钱，无论天南海北，无论案件事实如何，他们都会赶去“声援”，并在境内外网站上传播，目的就是制造国际影响，借此向事发地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从而干扰事件处理或案件判决。来潍坊之前，他们本来还接了另一单“活儿”，打算在潍坊完事后，南下广州“声援”当地一起“冤案”。

　　刘建军供述，他们去各地“声援”的做法已经很熟练，有人出钱，有人组织，有人举牌，有人拍照上网扩大影响。“比如说，‘人民有权监督司法’，几乎每次都是固定的这几个字。”

　　对于这些访民“快闪”式、“一日游”式的“声援”，贾某某如今后悔不迭，她感觉自己花钱请来的“能人”和“访民”，根本不关心她丈夫的案件，拿了钱之后出工不出力，只是打着“声援”的旗号谋利而已。“我也认识到做这件事不正确，违反了法律，会造成扰乱社会秩序。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诉求。”

　　记者了解到，这一涉嫌有组织犯罪团伙对外号称“维权”，其中一些人却连自家的老人小孩都不闻不问。如翟岩民，家有90多岁的老父亲，却没有尽人子之孝，整日忙于组织“访民”承接各地“声援”业务；又如“老道”刘星，他生有8个小孩却不抚养，将其中4个未成年子女甩给当地政府，自己长期滞留北京纠集“访民”滋事收钱为生。

　　连日来，一些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表示愿意认罪悔罪。

　　翟岩民承认，自己的做法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工作，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深深地忏悔、深深地懊悔，追悔莫及”。

　　谈及庆安事件，翟岩民称，有关部门已经做了严肃的调查，说清了事实真相，“我坚决相信调查结果”。他也认识到，到庆安火车站闹事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是违法行为。

　　“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本应该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表达诉求的方式应该以程序合法为前提，然而自己却采用了违法手段，还引导其他人为了诉求，用违法方式向政府施压。这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我很后悔，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刘建军充满悔意。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