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抱团出海已达成国家意志：可避免恶性竞争等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禹:　　核电“走出去”需要国内的企业形成团队，包括设计院、制造厂家和建设队伍等，充分利用各家企业的优势和经验，共同“走出去”。

　　抱团出海的新内涵

　　事实上无论是抱团出海，还是联合出海，并不是一个新的口号，而是在中国“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下，结合当下国企改革和央企重组的预期，这个命题有了新的内涵。

　　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海外十余年，经历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三个战略层次，“走出去”指硬实力，是资金技术资源的实力体现；“走进去”指软实力，是跨文化沟通与管理的成功体现；“走上去”指创立全球化知名品牌，也是国际化企业追求的境界。总理强调的“抱团出海”，显然应该聚焦在“走上去”这个阶段。“优势产业抱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仅有利于稳增长，还可推动中国制造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档次，带动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进步。”

　　在蔡桂茹看来，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部分央企走出去多年，其实依然停留在投钱买资产这种低层次的扩张，有必要从管理理念、优秀文化、中国形象的向外输出看待“抱团出海”。

　　某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央企某种程度上也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使者。新一轮走出去，央企要把中国商界中勤劳、诚信、仁爱、重合同等优秀文化带到当地去，改变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和贸易壁垒，在真心实意帮助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自己企业的更大发展。“如果企业没有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么抱团出海一定是短视的。”

　　中国诚通副总裁蔡桂茹:　　国家整体实力和话语权的增强，走出去人员整体面貌和水平的提高，都为更高层次的抱团出海创造了重要机遇。过去是我们出去找项目，现在是我们要做项目，由被动变成主动，不一样了。

　　抱团出海核心在配套

　　“ （抱团出海）提法很好，如何实现，机制很关键，核心在配套企业能否跟上。”许晖告诉记者。

　　在政策层面，商务部、发改委都曾制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文件，但关于如何“抱团出海”，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只有机制、思路等框架性建议。

　　而在商业运作层面，市场一线的央企们早已在进行各种尝试。

　　国内企业的单兵作战、兄弟互搏的走出去模式，难以实现“一带一路”下的系统走出去。某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该企业内部曾就如何走出去进行过深入论证，并提出“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东风助力”等模式。“借船出海”是指和兄弟央企以及国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出海，“造船出海”是指打造自己的国际化队伍和载体，“买船出海”是指通过并购、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出海，“东风助力”是指借国家的有利政策出海，“出海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结合企业实际选择适当模式。”

　　信息通信行业也是国务院列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重点行业。在该人士看来，通信行业的抱团出海应该是龙头企业发挥在资本、信息、渠道、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同时资本加产业、建设加运营紧密结合，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形成综合竞争优势。

　　奥思企业管理咨询顾问有限公司高级总监李元飞:　　对已在海外耕耘多年、话语权相对较大的央企来说，“抱团”更多是一种大哥哥带带小弟弟的合作意识和经验优势；对刚开始布局国际市场、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央企而言，“抱团出海”则是他们搭上这波国际出海快车的契机。“同行业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联合走出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以业务为纽带抱团走出去。”央企“抱团出海”在实操层面能否落地，关键在于：同领域企业如何在市场化运作、利益共享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新型业务模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形成产业联盟，打造商产融等综合性跨国经营平台。

　　整合重组助力“走出去”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曾经留下过一句名言:央企，是要踢世界杯的。

　　然而在走出去争取海外项目时，一些同行业的央企互相压价，甚至不惜牺牲利润，把精力大多放在了如何成功拿下项目上，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和品牌树立。此外，一些关键性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偏低，国际竞争力不足、品牌影响力不强，决策层对央企整合重组后的出海显然寄予了很高期望。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新一届政府对央企“强强联合”的思路是针对龙头企业进行整合，减少央企在同质化竞争中的内耗，避免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自相残杀，同时拓展海外市场、加快产能输出。“强强联合有助于打造国家品牌，对走出去效果最为明显。”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表示：央企重组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面向国际市场、与跨国公司竞争的要求。

　　5月20日，两家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发展发布公告称，双方共同投资3.3亿美元成立中国矿运有限公司，专项从事铁矿石海上运输及相关干散货业务。目前中国矿运已经从巴西铁矿石巨头淡水河谷处揽入4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根据合作安排，未来还将建造10艘40万吨级干散货船。中国矿运的出现，也让中远中海重组预期再度增强。

　　5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核电牌照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舆论普遍认为，经过30多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中国核电产业已经进入“出海”的新阶段，行业整合将有助于加速推动国产第三代核电技术“走出去”。

　　中国北车副总裁余卫平：　　南、北车的重组以轨道交通装备为核心，在加快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这种资源的重组，让中国高铁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更好、更优、更强、更大。

　　政府和企业的角色扮演

　　“坚持企业主导、政府推动”，国务院5月份发布的《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这样界定此轮产能和装备出海中政企双方的角色：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开展合作，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政府加强统筹协调，制定发展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提高便利化水平，完善支持政策，营造良好环境。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许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目前有一些商会、协会等非官方组织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虽然承担一定的协调、咨询和联络功能，但央企比较特殊，它们出海很多承载着国家战略，因此海外市场的统筹、协调、配合由政府出面比较好。

　　这一观点在多家央企里也得到了印证。前述通信行业央企市场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同一个集团内部的二级公司间尚且存在‘集而不团’、各自为战的现象，更不用说跨集团间的分工协作了，政府必要的牵头甚至是行政干预都很重要。”

　　蔡桂茹则认为：企业抱团取暖，政府也要抱团管制。“如果能真正实现抱团的话，我们的外交、财政、商务、公安都协调，就会好很多。”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耿清智表示，作为企业来说，要充分认识到政府不是“推销员”，并不能总是依赖所谓的“能源外交”、“高铁外交”等需要总理签字签单的项目，在借助好政府的作用时，也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同时，由于“一带一路”很多工程项目浩大，需要企业有联合国内甚至国外其他企业的能力和胸襟，以联合竞标、工程总承包等多种方式参与发展。

　　据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为支持装备走出去，有关政府部门将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项目管理权限，90%以上将采取备案的方式进行管理；出台最新版本“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支持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另一方面，装备行业将实施品牌战略和打造信用体系。此外，针对装备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正在推动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　　应由国家搭台整合产能，使整个电力产业整装编队“走出去”，才能走得高端，体现出优势。此外，要使企业外部条件与西方公司大体相当，比如融资成本、保险成本、税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等，使我们的企业不输在国际竞争的起跑线上。

　　老困惑和新路径

　　虽然抱团出海不乏“强烈意愿”，但既然是出海，就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看来：很多企业对境外投资的环境了解不足，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投融资的渠道偏少，以及境外投资的风险加大。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蔡桂茹认为众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背后，折射出中国企业需要政策护航，完善的法规体系和规则意识，以及对风险的把握和防控。

　　近日，航天科工所属企业联合国新国际等全资收购英国AC公司旗下公司股权；去年中国五矿携手国新国际和中信金属投资建设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这也是目前我国在秘鲁投建的最大矿产项目。

　　这样的案例，基本勾勒出央企海外并购的主线。东方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斯泽夫认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时直接投资少，大多数对外投资是资源性投资，制造业较少。

　　前述石油央企海外业务部门人士表示，目前在实际开展海外业务时还存在一些非商业的制约因素：“一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目前我们的资金流进和流出有时会有障碍；另一个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当地对中字头企业的抵触情绪和保留态度。”

　　积极参与境外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等合作园区建设，正在成为带动国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一条路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有70多个在建合作区项目，建区企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80亿美元，将带动入区企业投资近100亿美元，预计年产值超过200亿美元，可为当地创造20万个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