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塑料加工村：11岁女童当童工分拣塑料

　　手指在小山一样的塑料堆里翻飞，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包装盒以及玩具上的小零件，一个个拣出来，随之被丢进红黄蓝绿黑色5个大塑料盆，发出一声声闷响。

　　王秀英坐在小马扎上，一天10小时，重复着刻板而单调的动作。

　　她那裹着脏手套的双手接触过迪奥的“香水”、费雪的“玩具”、普瑞纳的“猫粮”以及印着豪华度假酒店广告的美国报纸。不过，对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的王秀英而言，这些代表城市生活情调的东西，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否回收卖钱。

　　在王秀英打工的天津静海县子牙镇以及河北省保定、廊坊一带的村庄，“干塑料”已成为一条巨大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进口商”那里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废塑料，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部分，然后进行粉碎清洗、加工造粒，使之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利用。

　　这个现象，被摄影师王久良发现。为此，他特意花3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行走，拍摄了一部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

　　“我国已经称得上外国的废塑料处理中心。”王久良严肃地说，“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别问这个村谁得了病，你得问村里还有谁没得病

　　在这个庞大的废塑料产业链中，王秀英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吸附了众多和王秀英一样的当地农民，以及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和这个产业，牢牢捆绑在一起。

　　“不干这，还能干啥？”王秀英眼不抬手不停地说。

　　端午节那天下午，她依然坐在烈日下忙活。有半个足球场大的场院，被两家塑料回收作坊分租。在她的周围，印着各种外国文字的塑料垃圾堆积如山，花哨的包装如色彩的潮水，漫过大半个院子。

　　她今年50岁，身材矮胖，受雇于子牙镇这家塑料回收作坊一年多。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河北省文安县大留镇的老家从事同样的工作。

　　王秀英家里有3口人，原本都做这一行当。女儿结婚后，婆家不让做，丈夫又得了慢性病，行动不便，就只剩下她一个人继续生活在废塑料的世界。

　　进入这个行当，她的动机很简单。100多里地外的老家文安县，一度是塑料回收加工业的聚集地。周围人做，王秀英也跟着做。时间太久远，她已经记不得自己踏入此行的最初时间，只记得工钱最早是30元一天，现在涨到了100元。

　　干的时间长了，王秀英似乎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这没什么，大家都在干塑料。”她说。

　　不过，摄影师王久良却注意到了王秀英们的“悲惨世界”。在王久良的影像中，孩子们捡起废弃的医用针管、医用手套等，当作水枪和气球玩耍，时不时塞进嘴巴。还有年幼的孩子，被装进分拣塑料的母亲的背篓里，密密麻麻的苍蝇落得满脸都是。一位年轻母亲，甚至直接将婴儿生在垃圾场外的一个简易棚里……

　　长期接触废塑料，不少人出现皮肤溃烂，关节变形。王久良经常说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被标有英文“氢氟酸”瓶子里的残余液体烧掉了一个指关节。有的工人抖塑料布，抖着抖着，整个手都脱了一层皮。

　　“分拣工人碰到有毒腐蚀的东西是经常的事儿。”这名摄影师面带忧虑说道。

　　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中，王久良做足了功课。他查阅资料发现，焚烧无法回收的废塑料时，会产生大量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有毒物质。根据医学记录，废塑料集中加工区的山东和河北，是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最高的两个地区。

　　一次采访时，一个老太太对王久良说：“别问这个村谁得了病，你得问村里还有谁没得病。”一个从事塑料粉碎的女老板则无奈地说，自己现在连孩子都不敢要。

　　王秀英也一度怀疑，自己丈夫得病，是不是也和这个职业有关系，但她找不出足够的证据。丈夫生病，收入减少，支出增多。她又找不到别的来钱方式，只好继续干老本行。她也担心，万一自己惹上病，不知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每年征兵，村里很多小伙子‘肝大’，体检不合格。”她说。

　　但这样的代价在大多数人身上并未换来等值的财富。王久良的纪录片里，一个外来打工的父亲曾对7岁的女儿许诺：“我们要好好干活，赚了钱送你回老家上学去”。4年过去了，父亲依然没能赚到钱，11岁的小女孩只得成为塑料厂的一名童工，重复着父母的生活。

　　空气不好，水不好。这有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除了王秀英等分拣工人，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条上，还活跃着各色人马，他们共同维持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其中一部分人，就是作坊主，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倒料”。即用低价买入进口垃圾，经过工人分拣，再将不同类别的废塑料以高价卖出。

　　文安县人赵大国曾是一名“倒料”老板。迎面驶过一辆装满垃圾的大货车，他打眼一看就能说出垃圾是哪国货。“美国的料最干净，捆料的铁丝都是新的。”他颇有心得地说，“德国的料最脏。”

　　“货都是被压扁了拿铁丝打包起来的，看货的时候只能看外观，拆开里面啥样根本没法知道。”赵大国说，运气好时，他一车货进价2000块钱/吨，倒手就能卖到6000块/吨，运气不好时还要往里“贴钱”。

　　废塑料就藏在这些垃圾中。这名曾经的“倒料”老板，以前经常和工人拆分倒来的料。他曾在里面扒拉出女人用过的卫生用品，还曾被附着在腐坏食物上的蛆虫和白蛾弄得“可闹心”。同行之间还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有人在卸货时发现过一具外国女尸。

　　因为一直没学会“看料”，赵大国的倒料生意最后以亏本两三万元告终。

　　在这个行当，看料是一门学问，并由此发展成一种职业。帮忙看一次料，酬劳是100块。这里的看料人，早已摸索出一种土办法：摸手感、听响声、点火看烟、闻味儿、实在不行还能用盐水测比重。

　　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使得“塑料王国”一片繁华。王久良回忆说，有一次他到河北一个村子去拍摄，刚一下车，就听到了震耳的机器轰鸣声，到处浓烟滚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中国青年报记者也在文安县一个村子看到，一条道路两侧，现在还悬挂着不少“回收塑料”的招牌。曾经的倒料人、现在的黑车司机赵大国说，产业兴盛的时候，这条路上“水泄不通”。“每年玉米熟了以后就是买塑料的旺季，有人干脆在这里住下。”他说。

　　塑料王国的繁华，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据王久良调查，作坊老板将废塑料分拣出来后，其余的大都焚烧处理。他闻到的刺鼻气味、看到的滚滚浓烟，大都源于此。即便在文安县整顿塑料作坊几年后，端午节这天，手机软件显示，当地某处的PM2.5数值依然高达235，属重度污染。

　　这名摄影师还发现，处理洋塑料垃圾对水资源污染严重。其中的清洗、粉碎都需要大量用水。一些塑料厂周边的河水上，经常漂着一层白沫，使用过的水“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有人还告诉他，即使比较浅的井水，烧开后水垢过多不说，上面还浮着一层“油脂”一样的沫。

　　由此，在塑料王国中，还催生了“卖水”的职业。一个卖水的小伙子告诉王久良，附近地区像他这样送水的车有好几百辆。

　　“空气不好，水不好。这有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镜头里，一个工人对王久良说。

　　镜头外，依旧有人对潜在的危险浑然不觉。“我们这儿的井打得深得很，有好几百米，”赵大国说，“脏水应该渗不到那么深。”

　　这种养活人的方式，这种解决就业的方式，这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真的值得么

　　尽管出现环境污染，但在一些地方，废塑料处理仍是当地的主要产业。河北雄县的政府网站，用“塑料颗粒年用量达到60万吨，产品占领了京津大部分市场”形容当地的塑料业民营经济的发达。

　　经过3年的走访拍摄，王久良发现，塑料王国已经扩张至辽宁、河北、天津、河南、浙江、江苏、江西以及广东的许多地方，变得相当庞大。

　　他的纪录片和图片一经公布，就有人提出质疑：“这种养活人的方式，这种解决就业的方式，这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真的值得么？”

　　这也是王久良一直考虑的问题。

　　今年1月，王久良特意到美国加州伯克利进行调查。通过走访垃圾处理厂，与伯克利生态中心的工作人员访谈，他发现，加州本地的塑料垃圾的最终去向是—全部出口外国，而根据加州政府2011年的一份报告，当年整个加州的废旧塑料出口总量达125万吨，其中，70%出口中国大陆，28%出口到中国香港，其余2%的出口地为“其他”。

　　王久良曾问他们，塑料垃圾为什么会去中国？对方回答说因为中国市场很大，更因为中国商人愿出双倍的价钱。他继续追问，是否了解这些塑料垃圾在中国的处理情况，对方说不是很了解，但从中国商人出具的报告上看，感觉还好。

　　听到这样的回答，王久良感觉很诧异。

　　“这里面的利益相当可观。”王久良说。以聚乙烯为例，美国加州的聚乙烯出口价格为9美分/磅，约合人民币200元/吨，进到国内，其作为原料的售价高达5000元/吨。

　　在过去的两年，中国海关开展了名为“绿篱行动”的针对“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严打，但根据他的观察，在那期间天津货场里的废旧塑料依然满满，集装箱卡车依旧进出频繁。

　　依附塑料王国生存的王秀英试图为这个行业辩解。“洋垃圾其实没那么脏。”她边说边用手驱赶笼罩她的苍蝇，手套掌心沾满了黑黢黢的污渍。

　　早在2011年，文安县就因废塑料粉碎、倾倒和焚烧造成的污染问题多次被媒体曝光。为此，文安县政府取缔了当地的塑料回收加工行业。许多作坊由此从地上转为地下，或干脆迁离到周边的雄县、静海和保定等地。王秀英也因此离开家乡，到子牙镇打工。相传，姜子牙曾在此钓鱼，而如今这里变成一个废塑料集散地。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去问老板吧。”王秀英说。她对来访的陌生人保持足够的警惕，唯恐记者的采访让她丢掉饭碗。

　　废塑料王国里的人们更多只关心看得见的财富。在纪录片里，一个30多岁的塑料厂老板和家人辛苦工作，忍受着塑料对健康的危害，污染着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不惜一切代价的目的，只是为了买辆小汽车。

　　“那才是成功者的形象。”这个老板说。

　　（文中王秀英、赵大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