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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老现状调查:为儿女盖新居自己住破屋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陈墨

  一个炎热的夏日,75岁的刘桂花(化名)像往常一样,站在一栋白色二层楼的门前乘凉。这是她花毕生积蓄盖起来的,可她现在只享有乘凉的权利。

  楼房归儿子居住,她则被“赶”到楼房不远处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房中。每到夏日,这个10多平方米大小的铁皮房就像烤箱一样。刘桂花或许将在此度过余生。

  在中国东部某省这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里,老宅基地被收回,经统一规划后,重新分配。但只有儿子们拥有入住新居的资格,他们的父母,则要么搬到统一规划的“老人之家”社区,要么跟随儿子一起住。

  刘桂花无力在“老人之家”盖房,儿子又不许她同住,只得住进儿子买给她的铁皮房。

  这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养老案例。

  去年年中,上海财经大学组织力量,对河南、甘肃、安徽、广东等21个省份537个村的养老状况进行调研。在分析上万个样本后,新近发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在一半以上的农村家庭出现空巢化、三成老人生活上需要得到照料的背景之下,仍有将近八成农村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

  而根据调研人员观察,像刘桂花这样为儿女盖新居、自己住在破旧屋子的现象并不少见。

  “这是农村老人在内心经过无数冲突、调适之后的无可奈何,这种满意还不如不满意!” 项目首席专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说。他皱着眉,重重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

  就像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无论老人自己或是年轻人,都把老人的牺牲视为“天经地义”

  刘桂花一提起儿子就哭。好心的老人告诉她,回答调研学生的问题,会得到20元钱,这名瘦小的老人就守在比较醒目的儿子家门口,等着工作人员来找她做问卷。

  在河南鹿邑,摘一天烟草花能赚10元钱的老人把前来调研的学生团团围住,争着要做问卷,有的还与村干部产生了冲突。“真想给他们每人发20元。”课题组成员、带队调研的刘长喜说。

  《报告》显示,只有40%的中国农村老人有存款,从东部到西部,有存款的比例下降,均值是35741元。这意味着,农村有60%的老人没有存款。而在报告中,农村老人一年的支出均值为11303元,其中人情往来的支出已位列当下我国农村老人支出第三位,成为较大的经济负担。

  河北无极县的一对老夫妇,仅靠种地维持生计,年收入不足2000元,人情往来开销比收入高出一倍。为了邻里乡亲关系和谐,老两口得病不敢吃药,只能硬撑。

  本为“防老”的儿子,现也成为负担。

  “现在农村结婚讲究万紫(5元)千红(100元)一片绿(50元),这就是十几万,还得买车呢!”河南农家出身的刘长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由于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比起小伙子,农村姑娘更容易在城里成家,农村老年人背负了沉重的竞争压力。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准备尽可能丰厚的彩礼,成了他们避无可避的一道坎儿。

  刘桂花所在村的工作人员为前来调研的带队老师算了一笔账,当地人均年收入6000元,儿子结婚彩礼加酒席10万元,盖房子30万元,儿子成了家,老年人的储蓄也基本掏空了。

  “我给儿子盖完房子,孙子有时候还来看看我。”坐在用绳子围成的院墙里,一名老人满脸轻松地说起自己的最大成就。不过调研的学生却看出了悲哀。

  “婆媳关系怎样?”有调研的学生问住在“老人之家”的一名老人。

  “好!”老人回答。

  “为什么不一起住?”

  “自己自由一点。”老人说完,移开了目光。

  事实上,这个村子的很多老人和刘桂花一样,安顿好儿子后,他们多数已无力再为自己盖房了。“老人之家”土地归集体所有,以自己小家庭为中心的儿子们也不愿在老人住房上投入过多。这些倾尽所有的老人如同耗尽了最后一滴燃料的火箭助推器,默默地隐没在“老人之家”黑漆漆的小屋里。

  “年轻人住现代化小区,老年人住破砖瓦房,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前来调研的学生唏嘘不已,当地的老人和年轻人却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有年轻人告诉带队老师,将来自己老了,也会把现在的二层楼重新装修留给儿子,自己去住“老人之家”。

  “付出与回报在两代人之间并不对称,但在传统的大家庭里代代贯通。”张雄将其归因为传统文化的延续,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候,一代代人选择牺牲自己,为年轻一代提供比上一代更好的环境。

  一对老夫妻幸运地住进了孩子们的新村区。儿子外出打工,他们来帮儿媳照料孙子、耕种一家四口的土地。老太太高兴地获得了20元奖励的访谈机会,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偷眼看看旁边儿媳的脸色。59岁的老伴浇完儿子的地回到家,冲冲脚上的泥走进来,儿媳连头也没抬。

  当现代和传统、企盼和现实冲突时,这些质朴的老农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来用,自己消化,获得宽容,最终满意

  追随着房子和企业,大批大批的年轻人挤入城市,留下抛荒的土地和年迈的父母。空巢老人比例已经超过半数,达到55%。专家们认为,这并不新鲜的话题无疑是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在调研过程中,常有学生为老人们的“乐观”、“知足”感慨不已,有每月领取60元劳保的老人感慨“从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38岁的刘长喜理解老人对温饱生活的感恩戴德,经历过战争、动乱、饥荒等灾难,这些吃上了“好面馍”的老人认为不交租、不冷不饿就是幸福,能吃能喝就是健康。

  然而同样从苦难年代走过来、62岁的张雄却对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担忧。这名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表示,社会转型的总能量必定会分解到每个社会成员中,困扰城里人的紧张、焦虑、孤独和无助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渗透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中。

  “城里人是在现代化文化的浸润中慢慢变化,农村老人却要在巨大的变化中进行自我调试。”张雄推断说,当现代和传统、企盼和现实冲突时,这些质朴的老农民只能把上一代的道理拿来用,自己消化,获得宽容,最终满意。

  据此,下面的场景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有的老人语言不通,却希望学生能留下来多聊几句;有的被问到“是否孤单”就流眼泪;有的不知从哪扒出个月饼塞到学生手里。

  然而参加调研的同学们注意到,有的老人嘴上说“满意”,但“脸是苦的”;有的笑着说“满意!”但又加上一句“不满意还能怎么样呢?”广东一位老人为给孙子腾房子搬到村委会看门,无奈地笑说“想回家”;即便是住铁皮房的刘桂花,也没有大倒苦水,只是用“不好”来回答“子女是否孝顺”的询问。

  另一组数据似乎也能说明农村老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尽管有七成农村老人希望能与子女同住或住在子女附近,仍有86.5%的老人对与子女间的关系现状表示满意。

  “这种‘满意’比‘不满意’更加悲哀。”张雄叹息道,背后是老人们对自我诉求的放弃。就如同让子女住新房、自己住旧屋一样,老人们把自己的梦也完全移植到了下一代身上。

  但更多的时候,张雄眼中的光芒暗淡下来:“他们只能靠宽容,不把自己一直放在冲突里。”

  去年,他在湖南山区某村预调研时见到一名老人。这名老人自己砍树、刨木板,在几个亲戚的帮助下,费了老劲在山腰上建成一幢二层小楼。山脚下的旧房子楼梯断了,结满蛛网,他要建一幢装修得像城里一样好的新房子,只为让儿子过年回来时多住几天。这个场景,令张雄心酸。

  这名学者通过调研发现,过年那几天,走出土地的孩子们“像天兵天将一样回来了,一个村的生命力在爆竹中得到闪现,老人一年的心酸孤独在节点上得到平衡”。在每家必备的圆桌边,失去传统家长地位的老人们在颇具仪式感的相聚中,寻找着自我尊重的感觉。

  于是,电话就成为必备之物。无论在西边的大山中,还是在东部的海边,尽管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的拥有量仍有很大差别,但拥有手机、电话的农村老人比例均占到了四分之三以上。


  很多老人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刘桂花的儿子不管她,好在嫁到邻村去的女儿“很孝顺”,常来给她送点吃的。即使住在冬如冰窖、夏如烤箱的铁皮房中,这名老人也不愿走进养老院。

  调查显示,有儿女的老人,即便出现儿女不孝等各种原因,6成老人也选择居家养老。他们多数人对养老院有抵触情绪。

  “我有儿有女,不去养老院!”广东普宁市一个富裕村子里戴金手镯的老人说。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则表示“没钱”。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老人不接受养老院,多数认为那是孤寡老人去的地方,经济不能承受、不自由、不光彩、去了怕子女被指责也是重要原因。

  据调查,一半以上的乡镇拥有养老院,近五分之三的乡镇拥有老人活动室。

  “摆设!”张雄拍着沙发扶手大声说,“有摆设比没有摆设好,因为是进步。”他认为,那些挂着铁锁的活动室至少说明了一点,仅有场地还不够,还需要进行组织。

  和“摆设”相比,广东普宁市一个集体经济发达村子的状况就相对可观很多。村里修建了农村公园,可以游泳的水渠围绕着假山。村里在广场上举办过老人投篮比赛、聘请专业教练教授过太极拳。老人们可以在村里的宗祠喝功夫茶,出自该村的企业家还向村联防队捐赠了巡逻用的摩托车。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刘长喜说,他认为农村养老的根本出路是以地养老,归根结底就是让从土地中获取的收益更多地转移到农民手中。

  然而调查发现,尽管半数以上的农村老人依然如“老黄牛”般在土地上耕种,只会让土地长庄稼的他们却已经难以收获财富和地位了。更多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拿过土地,“种”出了楼房和企业。

  问卷以外,刘桂花以为学生是政府派下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为此激动不已。她并不是个例,很多老人搞不清楚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区别,一再请求“一定要把我们的情况向上反映给领导”,“帮帮我们”。

  这些农村老人,有的建议公办养老院由政府出资,老人免费入住;有的老兽医拿出自己手写的诊断家禽疾病的方法,希望学生带到城市拿给专家看看;有的老人自力更生,希望自己的养猪场越办越大,以后改建成养老院,这是他的“梦想”。

  在张雄看来,这些守在土地上的老年人是中国最后的农民、最后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习惯被剥夺、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用自己的忍耐来维护家庭、家族以及村里的荣誉”,“把村支书、村长的意识作为自己的意识,关于自己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制度、劳作方式、大一统血缘关系正在被打碎,未富先老的中国农民正经受着巨大的心理紧张和焦灼。”张雄说,他们在意自己是否“中用”,担心家里的荒地和城里的儿孙,他们没有“满意”的衡量标准。但对最切身的养老问题,他们却并不十分在意,“就像太阳升起、月亮落下一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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