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下的乡村爱情：邯郸结个婚起码五六十万

　　万张5元、千张百元及一块翡翠寓意“万紫千红一点绿”；订婚时男方给女方一万一千元名曰“万里挑一”；“新三金”意指三斤百元人民币，约14万元……最近，记者在我省各地农村走访发现，如今，关于彩礼的新说法层出不穷，同时，攀高的不仅包括彩礼数额，车、房等硬件，甚至男方父母年龄也囊括在内。“有楼没车，说了白说，有车没楼，还得发愁……”持续走高的结婚花费正成为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她撇撇嘴，长出一口气，伸出五个手指头，“结个婚起码五六十万”

　　“还有40多天就抱上孙子了。”时至今日，对于去年11月份儿子王新顺顺当当结了婚，邯郸邱县万兴平村的张君花很知足。

　　虽然给儿子盖新房花掉了近15万元，结婚彩礼10万元，买“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2万元，结个婚上上下下“30万没打住”，张君花两口子因此背上了4万多元的债务，但她却觉得亲家已足够通情达理。

　　在当地，“一动不动”是结婚的“标配”，“一动”即价值至少五六万元的汽车，“不动”多指县城楼房。张君花熟知馆陶、邱县县城房子的价位，“每平方米三千多，一套房子下来得30多万元，再加上10万元至12万元左右的彩礼。”说着，她撇撇嘴，长出一口气，伸出五个手指头，“结个婚起码五六十万。”

　　“爷爷说他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说他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而我结婚却要了爸妈的半条命。”2013年，馆陶县80后青年崔博、许海宁自拍恐婚系列微电影，投放网络后，一炮而红，截至目前，《恐婚时代1》点击量逾20万，《恐婚时代2》点击量近200万。因为微电影直切当地青年焦虑点，崔许二人也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明星，而剧中的这段话，几乎成为每个恐婚青年同记者聊天的开场白。

　　快要当爸爸的王新，也向记者提到了这句话，语调里颇有些无奈，“庄稼人哪弄那么多钱？”4年前，初中毕业的王新曾到天津当修车学徒，干了两年多，每月不到两千元的工资刨去吃穿等基本开销后，不仅攒不下任何家底儿，还要变身“啃老族”求爸妈支援。

　　在万兴平村，王新家条件属中等偏上，经济来源里，除了自家的六亩多地和承包的十亩地的收入外，父亲在北京随装修队打工所得占了大头。“现在一亩地辛苦一年也就一千多块钱。”由于丈夫常年在外，地里的农活几乎全压在张君花身上，坐在记者面前的她手指骨节粗大，满布粗糙皴裂的口子，这位年仅44岁的农村妇女，黝黑瘦长的脸上皱纹一道道，刻得很深。

　　“俺爸铺地砖铺得好，他们经常加班，一天能挣一百五六十块钱。”父亲并不常打电话回家，但只要打电话，年近五旬的他说得最多的是本月加了多少天班，能开多少工资。“俺爸挣多少给家里寄多少，自个几乎不花钱。”

　　“没楼没车能娶上媳妇，真是修来的福分。”张君花将原因归结为两家均与媒人沾亲，对方没好意思狮子大开口。“离俺们家不远一户，房子刚盖两年，但女方嫌不是全新的，非要在县城再买楼，否则就不嫁。”

　　对于结婚花费的攀升速度，张君花的感受很直接。2011年二女儿出嫁时，“根本没这些讲究，男方给了六千多块钱，我还给人家退回去没收”。而仅仅两年多之后，给小一岁的儿子王新琢磨亲事时，彩礼便从“六万六”、“八万八”，一直涨到10万元到12万元，“听说有的已经要到15万了。”在当地，两三年前订婚，如今因为彩礼或车、房等硬件不达标，致使婚事取消的屡见不鲜。不少村民因给孩子娶亲被迫借债或贷款。

　　“你们外人觉得惊讶，其实我们当地对这些已经麻木了。”王新笑得很无奈。

　　因为男多女少，不少男方家庭向媒人保证“说成一个给一万”

　　说张君花对如今嫁闺女持续走高的彩礼不心动，似乎并不现实。去年大年初三，她曾亲眼看着一户邻居家门前20多个小伙子排成长队，“人们都说她家光糖块就得收了一辆三马儿车。”两条烟、一袋三斤的糖是当地男方登门相亲时手中的“规定动作”，“烟不能低于玉溪或黄鹤楼，大致10元一盒。”王新搭腔道。相比于自家两个盘靓条顺的姑娘，张君花不能理解“一个身高才一米六、却足足有160斤的胖姑娘”怎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走访中记者的听闻则更令人吃惊。“我一个亲戚10月2日刚结的婚，直接当爹，女方二婚带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彩礼、车、房一样不少。”崔博解释，原因是亲戚“个子矮点儿”。“最近一个三婚女的带着两个儿子，嫁给一个头婚小伙子，你猜要了多少彩礼？26万！”在馆陶县城经营一家招工门店的王彩月咂舌道，“就因为小伙子胖点儿”。在赵县，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吕国清也听说“一个二婚女的嫁给头婚小伙儿竟要了17万彩礼”。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女方还要辆小汽车，还得是男方先买了开到女方家，结婚时当陪送。”

　　对于王新幸运地“一次相亲定终身”，身边一群哥们儿艳羡之余，总不免诉苦，“相亲都相不起，除了给女方家，谢媒人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成不成，四两平”是当地原来答谢媒人的一句老话，“弄俩菜喝点儿酒就行。”张君花解释道。但如今媒人带着见面不仅车接车送，还要给两盒烟表示表示，“就是女媒人也得给”。此外，私下求媒人多照顾也免不了拎着好酒好烟拜访。有小伙子告诉王新，许多媒人家开起了小卖店，“相亲拿的东西无需提前准备，直接在那买。”甚至有的媒人还有定点饭店，“一哥们儿相亲连续三天都被拉着在同一个饭店吃饭。”“有女孩相就不错了”是媒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男多女少既是现实，也使男方心甘情愿被媒人“挟持”。

　　“现在村里女孩子太少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邢台丰州镇里村的资深媒婆张淑霞感慨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她“毫不费劲儿就说成了五六十对”，但从去年开始她便被迫“歇业”，“我们一个村七八十户，没一家有适龄的女孩。”据了解，3万多人的丰州镇，20岁到30岁的未婚男女人数为1561和1156，未婚男性多出400多人。

　　当吕国清回老家和村主任谈起男女比例失衡时，村主任掰着手指为其数道：“就咱房子附近，4条过道8个光棍儿。”

　　甚至在馆陶等地已开始流行“批量相亲”，“一面包车拉四五个男的，开到姑娘家门口，这个不行那个接着相。”由于从事劳务输出工作，总有媒人向王彩月打听青年男女的资料，对相亲的种种她知晓不少。

　　王新今年21岁，结婚时年仅20岁，而二姐结婚时年仅19岁，如今22岁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虽然结婚时均不到法定婚龄，但先结婚后领证俨然成为当地惯例。许多男青年一过23岁，便被认定为“老大难”，19岁至21岁成为其谈婚论嫁的黄金年龄。为最大限度调动媒人的积极性，让孩子趁早娶上媳妇，当地不少人家保证“说成一个给一万”。

　　“好多岁数大点儿还没结婚的小伙子出去打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眼神都迷茫了。”经手劳务输出的王彩月对那样的神情印象深刻。

　　相比男孩，城市服务业的发达和易通过婚嫁留在城市使女孩拥有更多社会跃层的便利

　　“关爱女孩从我做起”，在万兴平村的一条主街，蓝色的大字被刷涂在墙上，略显斑驳但依然清晰可辨，也许正因此观念未能深入骨髓便更需多加提醒。

　　虽时隔20多年，当年接连诞下两个女孩的心理压力如今想起仍令张君花心口憋闷，“当时生不出儿子连街坊四邻都笑话，更别说公婆。”因此，对于好不容易盼来的儿子王新，家里自是宠爱有加。婚后，王新再未外出打工，打算待妻子分娩后再做打算。谈起以后的工作，王新笑着说家里计划帮自己开个修车店，当记者建议可以跟着父亲铺砖时，张君花插话说：“干那个太累。”

　　“如今为什么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和我国一直延续的重男轻女思想关系密切。”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吕红平指出，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人们可以依靠多生实现偏好男孩的愿望。但自从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家庭生育数量受到限制，一些家庭为了生个男孩，甚至采取“两非”手段（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人为干预生育行为，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由于近年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照此发展下去，娶不上媳妇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将愈演愈烈。”

　　不同于人口学家的忧虑，生男孩传宗接代的思想在农村已然根深蒂固。被问及这次是不是还想抱个孙子，张君花笑了笑，不置可否。

　　王家三姐弟中，23岁的大姐王希尚未出嫁。自16岁来到馆陶县城打工，在县城熏染7年的她画着精致的淡妆，打扮知性、入时，举手投足已无觅农村姑娘的身影。随外表一同变化的自然也包括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和择偶的标准，在朋友圈里，王希幸福地晒着与男友带两只萨摩耶犬散步的照片，“找对象自然不想再找农村的了，即便是，也最好在县城有正经工作。”几天前，王希刚与这位县城男友订婚，农村生活于她正日渐远去。

　　“现在女孩子们在城里待几年，眼光都变得可高了。”王彩月对此有些不屑，“好多都等着嫁到城里。”接着，她举例印证说，“馆陶县医院和馆陶中医院至少‘单’着300个，而且你看看这街上哪个门店不用着几个姑娘？”

　　不可否认，城市服务业的发达和易通过婚嫁留在城市使女孩拥有更多社会跃层的便利。显然，男孩并不具有此种优势。

　　当记者见到馆陶大刘庄村的刘文庆时，他正赶着起程回太原，此次回馆陶距离上次回来仅间隔半个月，“就因为媒人说有一个姑娘可以见见，才一个。”他强调。一年前，刘文庆在馆陶县城全款买下一套140平方米的楼房，“说出来很体面”。但即使如此，近一年半时间以来，往返馆陶和太原已成为刘文庆生活的常态，“相亲百八十次，花了五六万，还一点儿动静没有”。

　　20岁的他自小学四年级便跟随父母举家搬到太原，以经营鱼档为生。相比诸多因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在城市从事重体力活或在餐饮行业当服务生的农村男青年，在太原读书至高中毕业、“没事儿滑滑旱冰跑跑步”的刘文庆拥有更多留下来的理由，但他依然像城市里一只“无脚的鸟”，在面对婚恋问题时存留着剪不断的地缘依赖。

　　“原来我们这养姑娘都赔本儿。”至今，有着十多年基层法官经验的吕国清依然对原来赵县当地婚嫁时女方浩浩荡荡的陪嫁品队伍记忆犹新，“一辆拖拉机运一件儿，足足二十多辆。可现在男方市场完全变成了女方市场，谁家有姑娘还不可着劲儿抬抬身价？”

　　在村民们不到20分钟关于彩礼问题的闲谈中，逼得老公公“上吊”、“喝药”等词便出现了三四次

　　随着《恐婚时代1》、《恐婚时代2》的走红，最令崔博、许海宁头疼的事是总被询问《恐婚时代3》什么时候开拍。“第三部拍什么其实我们的想法一直没成型，但肯定不能再像之前一味强调结婚怎么难，接下来我们想讲讲婚后生活。”在崔博看来，如此结婚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这两年村里卖车几乎没人买。”崔博解释说，年轻人结婚的时候争着要汽车，但买了才发现，或者没有驾驶证买了不会开，或者两口子出去打工没人开，汽车完全成了摆设，“四五万元买来的国产汽车倒手一卖也就值一万多。”

　　走在万兴平村，新旧房屋泾渭分明，辨认哪家刚结婚不久轻而易举。请记者到家聊时，张君花执意将记者引到儿子家里，转身把长着杂草的土院子锁在门后。新房是时下最新的样式，虽只有一层，但远远看起来足有二层楼高，红色的尖顶、外墙的瓷砖很气派；院子面积不仅比通常规格增加了一倍，而且全部墁砖；通往院子的三个屋门全是棕红的防盗门，铝合金防盗窗在阳光下锃光瓦亮；屋内的家电、装修自不必说。与此相比，张君花居住了20年的平房显得相形见绌。

　　由于本是农家子弟，崔博对农村生活很了解，“忙活大半辈子，全捯饬到房子上了，和买车一样，其实全是耗材。”他调侃道：城市里房子产权起码还有70年，但绝大多数农村房子似乎中了“20年魔咒”，只要娶媳妇立马推倒重建。

　　对于时下兴起的“买楼热”，村里上了年纪的人总少不了一番调笑：“都是庄稼人，平时在村里生活，那每天晚上还要跑四五十里地住楼？尤其在外地打工的，一年住不了几次，挣那点儿钱，物业费、取暖费能交得起吗？”

　　“在农村，因为娶不起媳妇，逼得好多老父亲自杀的，都在真实发生着。”吕国清语气沉重。在万兴平村记者曾与几位村民有过不到20分钟关于彩礼问题的闲谈，逼得老公公“上吊”、“喝药”等词便出现了三四次。一位村民解释到，如今结婚前，双方一般都会商量好，娶媳妇欠下的钱，儿子不管，全是男方父母还，因此，很多老两口六十多岁了为还债还得出去打工；而且如果家里有兄弟两个，老大媳妇看给老二家彩礼高，还会跟公婆闹别扭，“真是弄得儿子不是儿子，大人不是大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新等为化名。本版资料图片与文中彩礼现象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