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陕北去” 七七事变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选择

　　七七事变后，大批青年学生在动荡的时局中寻找人生的前途，有一批青年人选择了“到陕北去”，延安的战时教育整合了战争中青年们的热望和诉求：很多年轻人对民族革命与世界图景抱有激情的向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中有数量庞大的学生。七七事变时，正值学校放暑假。暑假期间，学生就不一定都在学校了，有些回家了，有些出去旅游了，有些去搞社会活动了。因此，当战争这个突发事件发生时，有些学校能很快做出反应，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决意南迁，但还有很多大学，特别是中学在突发局面下无法迅速有组织地做出反应，大量学生就这么流散了。

　　沦陷区青年寻找种种出路

　　这里可以举个燕京大学的例子。1937年夏天，燕京大学有个西北调查团到陕北旅游访问，在陕北期间战争爆发了，学生回不了北京，有些就留在陕北参加了丁玲带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而随着日军战线的迅速推进，上海被占，南京沦陷，更大数量的学生需要转移，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够随校迁徙，但大多数只能辗转于后方各个城市。

　　国民政府想要短时间内解决流亡学生和失散青年的安置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做了很多努力，教育部自战争一开始，就为救济战区流亡学生，先后在河南、陕西、广西、重庆等九省市设立收容性质的“国立中学”共34所，也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时训练班，一方面安置流亡青年，一方面培养党政军队人才。

　　但困境还是更抢眼。1939年李宗仁带头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了关于流亡青年的案，他说：尽管抗战中政府维护了高等学府与学生，但为数众多的受中等教育的青年，正承受着家乡沦陷、教育中断的痛苦，而我们却不能照顾到这些敌伪侵持之下的一般青年，他们的身心之悲痛与愿能之饥渴，实难安于想象。这些青年有些未能转移至后方，转移了亦限于容纳，这是国家重大的缺失，是对青年无端的暴弃。

　　不过，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北京、上海、武汉、南京这些民国的一线城市，但也使一些内陆城市在此时遭遇机遇、焕发活力，比如重庆、昆明、桂林、成都和贵阳。青年们可以选择进入各种名目的战时训练班，战时训练班是专门培养所谓抗战人才的短期培训项目。

　　如果我们翻看当时的报刊杂志，会发现这类短期训练班在战争初期遍地开花，很吸引年轻人，他们可能认为从这些训练班出来后，差一点能找个党政军基层干部的工作，好一点是真正能贡献民族抗战。

　　另外，作为有读写能力、受过教育的人，青年们也可以找宣传、动员类的工作，这在战争初期是大规模高调扩张的一个行当。当然，他们也可以努力于继续读书和升学，当时教育部的基本政策仍以稳定为主导，提出“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原则，并没有因战争自乱阵脚、大规模崩盘。

　　1938年初春，一个家住西南的十六岁女学生写了一封信给她的舅舅，吐露不满与冲动：

　　近来的生活很无味，一切工作做得不行。政治机构的改组是失败，川滇黔三省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因此，特别难以救国。在成都已经有过一次高压，在重庆不久也将要到来。老实说：我也不过还站在门槛外面，即使有什么壮烈的牺牲也还不会就加在头上来，但并不能幸免而高兴，我只更感到救亡前途的黯淡了！另一方面，离开学校以后，一直闲着，职业？不说不会做什么，也是找不到。

　　家是一天不如一天，—虽然妈妈她还指望着日本被打败后爹爹“荣归”时发财。但这已是一个梦想！有时想到我的将来，家庭的将来，真正没有办法！如果到了支持不了的时候，这一家人的消耗，生活，怎么办？舅舅！我也是人，当然不会就没想到那许多问题，为了我自己，为了减轻家庭的—爹的负担，我只有离开这个家；但是如何离开呢？找职业么？这是非常苦难，而且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我的意志，为了不埋葬整个的我的灵魂，我不愿在这个地方“规规矩矩”做一世“人”。

　　我不能这样！半年来—一年以来，我尽考虑着我的生活，到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希望于家庭那盏灯都是幻想，都是错误！什么读书，享乐，都是无意义，也无法办到。所以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到陕北去。有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考虑时期，我想遍了所有的别人用过的方法，只有这是能够不令我失望，是能够让我生存下去的地方……

　　女学生的信恰好一一反映了我们在上文中提出的青年的种种出路。她生活平安，觉得自己离“救国”这个时代的主题非常遥远，心中不满。她也对政府不满，觉得政府给民众施加“高压”。另外，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她又觉得拖累了家庭。

　　有意思的是女孩对家庭的感觉：母亲指望军人父亲归来时带一笔发财的钱，而她认为黯淡的救亡前景和政府不可能让发财梦成真。她用无味、不行、失败、黯淡形容眼下的日子，希望破网而出。

　　这里更有趣的是她对延安的想象：帮助她不在“这个地方‘规规矩矩’的做一世‘人"。去延安是不规矩的，也是高级的选择，与实现信仰、意志、灵魂相关。去延安也是冲破家庭、失业、沉闷的安全、救国黯淡等所有眼下困境的办法。“破网而出”可能相当体贴地符合着到延安去的青年的心境，同时也有一个观点大市场和洪亮的舆论导向与之互动。

　　当时的主流舆论，很信仰青年。用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训话中一段来概括就是：“青年为革命之先锋，为各家之新生命，举凡社会之进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赖于青年之策动，以为其主力”。简要概括一下就是，青年是珍贵的人力资源，谁要成事都得好好把他们用起来。

　　这种观点各党各派都认可，但具体到实际行动中，各方意见关于怎么使用青年大有不同。国民政府的政策前面提过，基本是“战时要当平时看”，把教育大局稳住。据黄坚立的说法，此种政策也还是在提防共产党在青年人中的运动能力。

　　蒋介石在1938年就密令教育部严格审查学校的演讲会和讨论会。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请求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也被当局制止。而出于对共产党渗透力的忧惧和防范，国民党在1938-39年一般的民众组织和运动，也都采取消极处理和压抑的方案。有些国民党高官在后来的回忆中，甚至认为三青团的建立就是为了防止青年去延安。（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页131-135。）

　　奔赴延安的青年们

　　中共的心态就解放得多。周恩来在1937年12月对武汉大学学生的讲话中称“：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的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延安施行的正是战时教育，它要培养的不是高知、学术人才，而是以经济实用的方式培养抗战干部。这时候的延安有三所学校接纳外来的青年：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吴堡青年训练营。

　　“抗大”档次最高，主要培养军队干部，教育以政治、军事技术训练为主。“陕公”学制一般为两、三月，课程同样以政治军事为主，培养行政、民运干部（高奇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页195-199）。这样的教育制度，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切实的优势：首先、短期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环境；第二、学生毕业后服从分配，避免失业；第三、抗大、陕公收录学生不以文凭为准，认可同等学力，且年龄放宽，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

　　到延安去的路途不能说不辛苦。青年首先要到西安，从西安到延安有八百华里的山道，可通汽车，也可步行。坐汽车的话，一般用两天可到延安，步行则需要十二天。汽车数量稀少，大部分去延安的年轻人都是结伴徒步北上，经过数个县村的跋涉和光秃秃的荒野，一路风尘到达红都。这样的一段路程，一开始可能能靠激情撑着，但十二天的后半途，实需要一定的意志和决心了。

　　陕北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很多学生挤在一个土炕上，夜里寒风从纸糊的窗户吹进来，常冻得人睡不着。老鼠、跳蚤和各种虫子很多，洗澡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伙食更加说不上好，严格的准军事管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也有学生太有“自我意识”，很快对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有了批判，随后离开延安。但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了陕北，接受全新的训练和改造。

　　陕北的艰苦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成了对意志的训练，他们称抗大和陕公是锻炼人的大熔炉，他们也把延安战时教育的经验，比如小组讨论会、生活检讨、集体批评和集体生活等，作为值得学习的先进经验介绍到国统区，吸引更多的青年奔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