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纳粹枪口下救人的中国女子 在欧被称为钱夫人

　　距离上海两百公里的宜兴有一座“王婆桥”，桥边有座王婆村。上世纪30年代，一名身穿蓝色旗袍，怀揣科学梦想的中国年轻女子钱秀玲，从王婆村边的河顺流而下，踏上开往欧洲的邮轮负笈求学，她立志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

　　二战期间，钱秀玲从纳粹枪口下救出了96名被俘的比利时士兵，成为比利时家喻户晓的英雄，在首都布鲁塞尔郊外的小镇艾克兴，专门有一条路被命名为“钱夫人路”。

　　70年后的今天，两个相距9000公里的地方，都在纪念这位“中国的母亲”，“比利时的英雄”—钱秀玲。

　　今年6月，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们赠送了这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本书讲述的正是钱秀玲在德军驻比最高长官冯-法尔肯豪森的帮助下，成功营救近百名比利时年轻士兵的往事。

　　钱秀玲（1913.3.13-2008.8.1）是我的太姑婆。2008年我赴欧洲留学期间，在布鲁塞尔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半年后，老人离世。钱秀玲的孙女塔蒂亚娜2004年拍摄了纪录片《我的奶奶是英雄吗？》在比利时引起轰动。片中最后一次完整采访了当时已90岁高龄的钱秀玲对人生和舆论的态度，在中国、比利时两地进行拍摄，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走遍了钱秀玲当年在中国的足迹。

　　2008年，作者赴欧留学期间在布鲁塞尔一养老院探望钱秀玲。

　　“细伯伯”

　　比利时布鲁塞尔50周年公园边上有一座红砖建筑，坐落着比利时最知名的中餐厅“玉泉”（La Fontaine de Jade）。主人换了好几拨，但是名字至今未变。这家餐厅有着30多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时侯，比利时政客和精英汇聚，每天午市、晚市均座无虚席。

　　最早创办这家餐厅的老板，就是当年在布鲁塞尔家喻户晓的被称作“比利时国家英雄”的中国母亲钱秀玲。中国人则因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才开始了解钱秀玲的故事。

　　在钱家，我们都叫钱秀玲“细伯伯”，这是江苏宜兴老家人的叫法，“伯伯”就是姑姑，“细”就是小，“细伯伯”就是爷爷的小姑姑（她还有一个姐姐）。我几乎从小是听着“细伯伯”的故事长大的。

　　我与“细伯伯”的初次见面，是在当时算得上是上海最豪华的国际饭店。那时的我刚出生，父母说“细伯伯”给我100美金作为见面礼，100美金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她还主动问及我父亲对出国的打算，父亲当时从江西插队落户十年期满归来，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教书，能回到上海已经很满足了，于是婉拒了“细伯伯”的好意。

　　“细伯伯”每次回国，都在上海大摆宴席，对宜兴老家人来说，那是一件大事。亲戚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火车票，来城里“朝拜”，向“细伯伯”诉说各自打算，希望得到她的恩施。“细伯伯”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当时越是穷苦的人，越能得到她的帮助。

　　其实在“细伯伯”的事迹被媒体曝光前，家里人并不太提起，或许是因为涉及到“细伯伯”的堂兄钱卓伦，他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所以才在那个时代变得特别敏感。在家族人的叙述中，“细伯伯”是一个奋斗不息的女科学家，以居里夫人为榜样，理想是进入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记得我当时小学作文还在爷爷的回忆帮助下，写过一篇《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细伯伯”听说二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老鲁汶大学留学，便和父母商量想与哥哥同去。当时的鲁汶大学预科的第一年的学费是14000比郎，约合1000大洋。尽管家底不薄，但同时供两个孩子出国留学对钱家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父母起先不同意，但后来父亲在母亲的说服下，还是成全了女儿。“细伯伯”到了布鲁塞尔后，果然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梦寐以求的鲁汶大学化学系，并在22岁那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她的鼓舞下，钱家先后又出了30多个博士。

　　1979年，作者的爷爷陪同钱秀玲在北京九龙壁游玩。

　　记忆中，爷爷一直保持的习惯，就是隔一段时间会给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两个人亲人写信，一个是我的叔叔，另一个就是“细伯伯”。当时在“细伯伯”的“接济下”，家里的“叛逆青年”纷纷奔向资本主义他乡。不过那时中国人在欧洲，干的大抵都是相同的事，先在饭店打工，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谁是英雄

　　“做中国的居里夫人”是细伯伯终身的志向。爷爷对我的教育，也是希望我成为像“细伯伯”这样勤奋刻苦，有理想有追求，对国家有用的人。至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光荣事迹，那时的我是没有被教育过的。

　　对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文学作品也好，改编的电视剧也好，钱家人的态度并不积极。原因很简单，我们认为它没有反映出真正的历史情况，隐去了重要人物的身份和细节。塔蒂亚娜当时来中国时，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一切仿佛只有被记录下来的才是历史，没有被记录的人或事，都是让你去遗忘的。

　　记得爷爷看完整部连续剧后说，时代变了，有些事情不该再回避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细伯伯”的堂兄—钱卓伦。

　　钱卓伦，曾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厅长。1934年至1938年期间，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后来帮助“细伯伯”赦免近百名比利时战士的冯-法尔肯豪森曾在中国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他非常喜欢中国，并与钱卓伦结为挚友。

　　“细伯伯”回忆说，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为同盟，法尔肯豪森被派去日本工作，担任军事顾问。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开始全面入侵中国，“细伯伯”担心法尔肯豪森会把中国的机密泄露给日军，她立刻给堂兄钱卓伦写信。钱卓伦的回信让她心里的石头落下了。他说，虽然法尔肯豪森是德军一员，但是他是个值得信赖的绅士，不会做任何出卖中国的事情。就凭这点，以后遇到什么难事可以请他帮忙。

　　后来“细伯伯”就靠着这封信找到法尔肯豪森，救出了以炸毁德军列车的青年罗杰为代表的近百名比利时战士。幕后的英雄是效力于国民党政府的将军钱卓伦，而书中回避了钱卓伦的身份。

　　对于老人而言，《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书中将“细伯伯”化名为“金玲”也很难让她理解。她把书仔细翻阅，看到自己当年的照片被翻印到书中，像孩子那样兴奋地说：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堂兄。但是看到主人公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她问孙女塔蒂亚娜“金玲”是谁，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后来又有电视台导演为这部作品拍摄电视连续剧。这几乎让整个布鲁塞尔轰动了。有一次塔蒂亚娜陪“细伯伯”散步：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要拍你的故事？”

　　“因为二战时候，一个中国女人借着她的堂兄和德国将军的关系，救出了被捕的比利时战士。”

　　“你还记得他们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不记得了。”

　　在塔蒂亚娜眼里，“细伯伯”是家里的“皇太后”、“老佛爷”，她对子女严格要求，权威颇高，不过晚年的“细伯伯”变得极其温和。后来很多采访过“细伯伯”的人都说，老人讲话永远都会保持微笑，语气平和。尽管对连续剧最终的呈现效果不满意，但是“细伯伯”坦言不生气。在她看来，他们想拍成什么样子是剧组的权利，他们抱有怎样的目的也是早就决定的了。老人深知“英雄”背后的用意和利益关系，并且能够平静地对待这一切。她说，这些都是生命中的一些小事，过去也就过去了。

　　晚年的“细伯伯”爱打太极，练书法，沉浸在自己的一片自在独立的天地。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她早已淡忘，但是还有一些历史是深深铭刻在老人心中的，比如她的父亲和堂兄的模样。

　　“细伯伯”的孩子们

　　“细伯伯”子女很多，有当医生的，有开画廊的，还有游手好闲的。她有一个孙子叫杰罗姆，一个孙女叫塔蒂亚娜。杰罗姆和塔蒂亚娜是后来唯一和中国有过关系的两位，其他的子女从未来过中国。

　　杰罗姆来中国是为了摄影。他是专业摄影师，现在在芝加哥开自己的工作室，经常在全球搞影展。二十几年前，他就喜欢徒步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拍石库门里的市井生活。

　　杰罗姆的妹妹塔蒂亚娜也是搞艺术的。杰罗姆摄影，塔蒂亚娜拍电视。2004年，她几次带摄影团队来中国，为纪录片《我的奶奶是英雄吗》在宜兴老家王婆桥取景，并来到上海我家里采访了我爷爷和家人，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里的状况。当时的钱家是一个乡绅家庭，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条件非常优越。“细伯伯”的父亲还专门辟出房屋建了学校，让当地所有的孩子都来家里念书。这在当时属于非常了不起的善举。

　　“细伯伯”从小成绩优异，在江苏女子中学念高一时就被上海大同女子大学预科班录取。她爱打篮球，尽管个子不高，但她自己回忆说是女篮队主力，因为她跑得快又跳得很高，能将球接起。看到当时篮球队的合影，她两眼放光，仿佛回到80年前。

　　“细伯伯”在嫁给俄罗斯医生葛利夏之前，家里是订了一门亲事的。那是在“细伯伯”只有3岁的时候，对方是“细伯伯”父亲朋友的儿子。之所以家里同意让“细伯伯”跟随二哥钱卓儒去布鲁塞尔求学，就是因为当时她的“小未婚夫”也在比利时，家里希望尽快促成这件婚事。但是“细伯伯”见了对方一次之后，就以不喜欢为理由拒绝成婚。

　　当时她父亲大怒，说她不懂规矩，自己没脸再见那个朋友了，他还威胁不再给“细伯伯”寄学费。而倔强的性格令“细伯伯”誓死不妥协，况且当时她已经成功考上了官费生（用庚子赔款资助），并不需要家里更多的钱了，父母只好作罢。说起这一段，她自己还总是有些洋洋得意的。

　　自从17岁踏上开往法国马赛的“狮身人面号”邮轮离开中国，“细伯伯”一直坚信自己会回中国，为祖国工作的，并曾两度有回国发展的打算。第一次回国梦因抗战爆发而搁浅。1937年，在欧洲找工作碰壁的“细伯伯”打算和丈夫回到中国开一家诊所，两口子兴高采烈地订了9月1日途经意大利回上海的船票。而就在那年夏天，上海传来被日本人占领的消息，当时“细伯伯”又恰好有了第一个孩子，回国计划落空。

　　1948年，国共内战进行到最后关头。 已经在布鲁塞尔鲁汶大学的化工实验室找到工作的“细伯伯”回到中国，来到我家问爷爷：“你觉得共产党会胜利吗？”爷爷是“细伯伯”在钱家最信任的人了。爷爷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共产党忠实的信徒，他果断地告诉“细伯伯”，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后来共产党真的胜利了，但“细伯伯”没能回来。

　　最后一碗小馄饨

　　1996年，和“细伯伯”相濡以沫60载的葛利夏去世，但此后“细伯伯”的生活依旧乐观，叔叔有时会去看他。“细伯伯”爱吃小馄饨，叔叔就每次带给她吃。那段日子，“细伯伯”的身体是不错，有家人和子女时不时的照料和陪伴，看“细伯伯”的照片也总是容光焕发。中国驻比时任大使章启悦也在她每年生日之际上门鲜花慰问。

　　2008年，我终于来到从小渴望的欧洲求学，而我最大的夙愿，就是见一见我心中的偶像“居里夫人”，我的太姑婆钱秀玲。走进“细伯伯”房间的那一幕，她背对着门坐在一个有护栏围着防止她跌落的黄色靠背椅上。这是我20年来见过的最孤独的背影。

　　看到有人来，老人显然很高兴。她穿一身蓝紫色的花衬衫，满头白发梳得很精神，骨瘦如柴却风韵犹存。她冲我微笑，这笑容，是我20年来见过的最温暖的笑容。叔叔照例拿出了准备好的小馄饨喂给她吃，她的胃口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看到房间的黑板提示用法语写着：请带些水果，如果有可能，带些小馄饨，请带一些杂志。房间的桌子上，零星地摆放着她和家人的照片，以及一张她被授予“国家英雄”勋章时同市长的合影，墙上贴着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你要怎样想象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曾经是如何在盖世太保的枪口下周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最终又重新回到人生的起点。不觉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