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涉毒大县的“刮骨疗毒”

　　庙岔镇省道上的萧条景象。

　　●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的皖北人口大县,最大的县情是“一穷二毒”。

　　●一年来,接触了不少毒贩和“瘾君子”,让负责禁毒工作的公务员雍磊震撼的是其中一人说的话:“闻到这里的风,我就想吸毒。”

　　●雍磊错过了好几次调回原职的机会,他说“只要风里还能闻到毒味儿,我就一直扎在这儿!”

　　陈诺(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

　　80后公务员雍磊未曾想到,法律专业的他如今与禁毒打起交道；这位皮肤黝黑的皖南小伙更未料想到,在离家四百余公里的皖北土地上,自己面对的是已棘手了十余年的地方大“毒瘤”。

　　去年开始,雍磊作为阜阳市司法局下派干部,赴该市临泉县瓦店镇任禁毒专职副书记—一个在乡镇少有的职位。

　　一年来,接触了不少毒贩和“瘾君子”,让雍磊震撼的是其中一人说的话:“闻到这里的风,我就想吸毒。”

　　“这里的风怎么了?”这是雍磊和记者都有的疑问。

　　毒贩的家。

　　曾经客商云集

　　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的皖北人口大县,最大的县情是“一穷二毒”。1999年3月临泉被列为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通过5年治理,明明已经“摘帽”,却不想毒患很快卷土重来,2009年再次列入“黑名单”。

　　庙岔镇,一个上世纪90年代因皮张、毛发交易而闻名全国的地方,却一度有着“挨家挨户都涉毒”的“恶名”。

　　48岁的徐亮前半生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泡在“毒罐子”里,2003年就在家宴上,朋友以解酒为理由,怂恿他试了第一口海洛因。

　　很快,骑着摩托车去镇上集市买毒成为他的习惯,“溜达一圈,只要有钱,毒品要多少就有多少。”

　　当时贩毒曾被公开称作“做生意”,“毒贩在麻将桌上一个电话就能随意‘调货’。”徐亮说。

　　如今的庙岔早看不到昔日客商云集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萧条、闭塞。在该镇后韩村,记者见得最多的是抛荒的良田、修建一半的烂尾房以及坐在家门口呆望着天的孤身老人。

　　“还不都是因为吸贩毒被抓,弄得家破人亡嘛。”村民韩新贵拍着大腿说。

　　韩德龙家大门紧闭,门锁早已锈迹斑斑,爬山虎在门沿上肆意扩张蔓延,门前砖头、垃圾堆成小山。多年前韩氏夫妻二人因为贩毒被抓,一人被判无期一人被判15年,韩德龙的父母见晚年无人照料,就双双在房子里喝药自杀。村民说韩家大门再也没人打开过,他们的子女也从此消失不见。“留下的两个娃娃真是可怜,那么小就流落社会了。”

　　在另一“毒镇”瓦店镇的侯寨村,全村没有一条硬化道路,处处黄尘漫天。村民董敬的家尤显简陋破败,沙发脏迹斑斑漏出海绵,一台老旧的彩电播放着的画面布满了雪花点。

　　“喝点饮料吧。”董敬从家中角落里拿出一瓶落满灰尘的椰汁,用手擦擦递给记者,搬出板凳坐下,咧嘴一笑,露出发黑的黄牙,“这毒吸的,把牙齿都坏完咯。”

　　涉毒的15年里,董敬家房屋面积缩水了四分之三。曾是“致富能手”的他经营过一家小饭店,月收入达5000元,染上毒瘾后不到1年,便关了店变卖了房产,无业在家成了贫困户,“这个大彩电当时在全村都独一无二,现在已经是最落后的了。”

　　“家里现在不常来人,老婆孩子也不愿理我,嫌我丢人。”董敬说陪伴自己的是院子里铁链拴着的那只常年不能近人的藏獒,“我看着它,它看着我,一天就过去了。”

　　涉毒村民董敬(化名)的家。

　　禁毒“大战场”

　　“白粉后面是白骨”“金山银山,吸毒榨干”,行在临泉,道路两旁的墙体、电灯柱上贴满了触目的禁毒标语,有的字迹已严重斑驳。打开电视,屏幕下方时不时飘过字幕,“毒海无边,回头是岸”。

　　紧张的气氛把这里营造地像一方禁毒的“大战场”。临泉县常务副县长段相霖坦言,由于毒患深重,临泉很难招商,工业化率多年负增长。“到处张贴的都是骨瘦如柴的毒贩形象,让人饭不敢吃烟不敢抽,谁还敢来投资?”一位曾来当地考察的商人说。

　　贫穷是临泉毒患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亦是一种“原罪”。

　　在1800余平方公里上生活着220万人,人均不足8分地,可以说,这个以农业为主的人口大县过足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贫穷,临泉县姜寨、庙岔等地的一些农民到云南打工,替当地人种植瓜果和其他农作物。时间一长,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地的毒品鸦片及相关种植技术带到临泉,进而走上吸贩毒道路。

　　不幸的是,这批人先富了起来。

　　“那几年在临泉,三层小楼房、豪华小轿车到处能看到。”瓦店镇派出所所长段怀东当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片警,临泉有着“异样”的繁荣,“云南一趟回来,不少人金链子就戴上了。”

　　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着这个土地上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们,甚至教育孩子都从过去比学习,变成“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多会做生意”。

　　“人到中年,怎么还去贩毒?”记者问,眼前这位62岁的老人面容和善,说话细声细气,压根看不出是庙岔当地曾经小有名气的“毒枭”。

　　“还不是因为没办法,穷怕了嘛!”

　　他叫徐微华,曾是镇上一名修车匠,月收入不到500元。几年前妻子出了车祸,两个孩子又恰逢升学,家中立刻债台高筑,“我欠着一屁股债,看到兄弟姐妹们都出门挣了大钱回来,能不眼红么?”

　　于是他用最后一笔救命钱从表哥那里进了一批吗啡,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直到东窗事发,被判有期徒刑9年。

　　毒情就这样抓而不绝。比如第一批涉毒那群人,其中一些被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还有相当一部分逍遥在边境。庙岔镇禁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该镇有200余人长期在缅甸从事毒品生意,有的甚至已在缅甸落户。

　　一个坊间流传的故事被当地人津津乐道,说庙岔镇的一个农民在缅甸贩毒,娶了一位高官的女儿,从此成为名震江湖的“大毒枭”。“曾经对这里很多人来说,这就是励志故事,就是榜样。”雍磊说。

　　2014年5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公安部召开了临泉县禁毒工作约谈会,约谈了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三级禁毒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会议“毫不客气”地指出:临泉的毒品集散、临泉籍人员外流贩毒等问题仍十分严重。

　　数据尤显触目惊心。2015年安徽省的一份禁毒报告显示,在全省各县(市、区)中,临泉县籍外流贩毒最为突出,2014年占全省总数的9.8%。目前全县在册吸毒人员达4000余人,隐性吸毒群体超过2万。

　　禁毒工作中的单打独斗开始被大家所诟病。

　　“临泉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近80万人,外流吸贩毒人员数量多,然而很多时候禁毒缺乏联动和配合。”临泉县政法委第一书记张晓东发了“牢骚”。

　　在他们查获的案件中发现,不少毒贩在千方百计将毒品带出广州、昆明等重点监控地区后,一路几乎畅通无阻到临泉。

　　“我们查获过一辆经过改装的吉普车,车座下方的隔间里放着满满几十公斤的海洛因,两个毒贩交替开车,昼夜不歇,愣是从云南开到了临泉。”张晓东说。

　　对外流吸毒人员的定期尿检监控也成了难题。目前采取户籍地公安管理,造成“看不见,难管着”的窘境。

　　上任之初,雍磊曾劝返22个吸毒人员回乡尿检,然而当他们慢条斯理从外地回来时,检测结果却是一切正常,“他们在路上耽搁久一点,憋着不吸,体内的涉毒成分也就逐渐降低,难以检测出来。”

　　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禁毒工作输在了“最后一公里”,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速了毒患的蔓延。

　　侯超云已经在瓦店镇侯寨村做了35年的村支部书记,多年的工作让他对全村4000余口人的整体情况极为了解,然而谈到新形势的禁毒工作,他还是摆摆手,“我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像他这样的“老支书”在临泉的各村比比皆是,村两委班子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且大多小学文化。“没读过书,不懂法,一些禁毒基本常识也未能普及。”瓦店镇肖坡行政村驻村工作队成员焦学仁告诉记者,面对毒患,“老人们”一度不知怎么管。

　　“农村就是熟人社会,临泉地处皖北平原,居住集中,就更是这样,同家族的人涉毒,村干部经常是能瞒就瞒。”后韩村4000人,却只有五大姓,形成了五个家族,“你说都是天天打照面的自家亲戚,大义灭亲容易么?”61岁的村民余曹山坦言。

　　“单是2010年庙岔就有7位村干部因为直系亲属涉毒被撤职。”张晓东说。

　　更为可怕的是村干部直接参与毒品犯罪,有的是“入股”,有的帮忙“望风”,有的干脆直接参与到贩毒环节。

　　“基层待遇低,极易受到诱惑”,临泉县组织部长刘峰介绍,在近年来的排查工作中,几乎年年都有村干部参与吸贩毒的情况。

　　“现在想来,的确是‘风’的问题,临泉的风气坏了。”这一年,雍磊似乎有些明白。

　　禁毒长跑又开始

　　好在禁毒长跑又扣响了发令枪。

　　去年邓真晓任临泉县委书记,46岁时接过了禁毒的接力棒。“说实在话,刚来临泉时没想到毒情这么严重。”这个曾在安徽省城大刀阔斧进行老城区改造的前区委书记履新之初还是感到“压力山大”,“彻底禁毒,需要从基层出发,一步步刮骨疗伤。”

　　基层干部的整肃成了那声发令枪。全县排查了12604名县乡国家公职人员,在村“两委”换届中对2510名村干部候选人进行体检。临泉县甚至为他们举行了一场封闭式的军训。

　　去年,临泉县成立高规格的禁毒委员会,采取“打”“控”“防”的立体式工作方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公安禁毒部门派专人进驻,协助基层干部对各镇各村进行重点排查,扎根常驻。

　　临泉县审计局副局长方舫调任后韩村任第一书记,纯脱产,吃住在村部,“保守估计要待两年”。

　　今年4月28日深夜2点,500名公安干警荷枪实弹奔赴庙岔一涉毒重点村,对吸贩毒人员进行围村突击抓捕,“警笛声来来回回整整响了一夜。”县城关居民王利回忆。

　　这是近期临泉开展的突击围剿行动中的一次。

　　仅2014年5月23日至2015年2月14日,临泉县就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45人,与往年同期相比上升306%,查获吸毒人员745人,同比上升231%。

　　重拳之下一些可喜的变化在悄然发生。

　　雍磊的手机最近响个不停,大部分是群众的涉毒举报电话。“有的是举报邻居、有的是举报亲戚,甚至还有举报自己儿子的。”雍磊说这表明群众意识到毒品的严重危害性,被发动起来了。

　　从曾经让人眼红、感觉光荣到如今遭受唾弃,涉毒人员在临泉的地位一落千丈。“我可算把我儿子害苦咯。”徐微华说如今村里结婚定亲前双方都要打听下家里涉毒与否,一旦有过“毒经历”,亲事就算吹了,为此自己27岁的儿子至今还单身。

　　一些吸毒人员的“回归”之路亦走得很坚决。瓦店镇50岁的李俊为了戒毒,不知嚼掉多少包冰糖,“瘾大的时候,我把自己锁在屋里,钥匙踢到门外头,在房间里直打滚。”

　　如今,戒毒成功后的他在政府的帮扶下开起了一家面粉厂,年收入达20万元,“这还不够,我要把吸毒浪费的那些都补回来。”

　　张晓东告诉记者,有线报称贩毒分子们如今也在私下议论,“说禁毒不久就会告一段落,风头过了再出山。”然而段怀东的回答很坚定,“我们已经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要与毒贩子一个群众一个群众的争夺,每争取一群众都是一个新的胜利。”在今年4月的一场内部会议上邓真晓说,“根除毒患至少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雍磊错过了好几次调回原职的机会,与他的诸多同事一样,他说“只要风里还能闻到毒味儿,我就一直扎在这儿!”(文中涉毒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