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多彩人生

　　成思危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简介

　　成思危，男，1935年6月生，汉族，湖南湘乡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经济学家。 1951年参加工作，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七、八届民建中央主席，第八、九届中华职教社理事长。现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金融论坛（北京）主席，中国智慧城市论坛主席。

　　成思危经典语录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富国强民做点事。 ”

　　“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审慎的乐观主义者。 ”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

　　“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

　　“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 ”

　　“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做学问要勤奋。 ”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

　　“没有风险投资，建设创新型国家难以实现。 ”

　　“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能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确保我们的后天。 ”

　　本报记者 崔克亮 实习生 杨召奎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成舍我为我国杰出的一代报人，其母肖宗让是留法归国的知识女性。作为五姐弟中唯一的男孩，成思危备受家人关爱，父母对他的学习也格外关注，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

　　成思危虽然没在湖南生活过，但他却继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里有股倔劲，身处逆境时不沉沦，处顺境时不懈怠，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成思危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16岁离开家门，奠定了我走上报国道路；第二次，46岁去美国学管理，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第三次，孙起孟老先生动员我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人生的三次转折，见证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而第三次转折，也使他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成思危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建树颇著，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还牵头组织了关于资本市场建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课题研究。1997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运用复杂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努力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现在的成思危更愿意被人称作“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洞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大势。

　　近日，成思危先生在其民建中央机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坐在记者面前的成思危先生已是年近八旬的长者，但他依然精神矍铄，平和的眼神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成思危先生思路敏捷，侃侃而谈，将自己求学治学的艰辛经历娓娓道来。而高悬于他办公室墙壁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则彰明较著地显现了他的为人、为学和为官之道。

　　回到内地，是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中国经济时报：1951年7月，您孑然一身从香港赴内地发展。可以说，这一决定影响了您的一生。可那时您才16岁，哪来那么大的觉悟和勇气呢？

　　成思危：你们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容易懂得那个大时代。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货币每天贬值，加上美国大兵性侵北大女学生事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早已心存不满。1948年底，我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就读于左派学校，深受巴金、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影响，后来我就秘密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我开始接触到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对我影响很大。我也读过《社会发展简史》、《大众哲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的政治启蒙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到新中国一成立，我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可以追求国富民强了，就决定回到内地来。这也可以说是我把理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吧。

　　正好当时广州需要大量的干部。因为广州是四野解放的，而四野指战员大多是北方人，懂广东话的干部奇缺，所以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从香港动员一批党团员回去工作。当时组织上找我谈，我也没二话，说愿意去。其实不单我，当时的香港，有很多年轻人都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充满憧憬。离开家庭，拥抱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在当时香港的进步学生中可以说是一种潮流。

　　中国经济时报：父母当时对您返回内地持何态度？

　　成思危：我当时和母亲说想回内地读书，她很不赞成，希望父亲能阻止我。但父亲向来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专业选择以及婚姻，所以并没有阻止我。从而使我有机会在夏日的一个早晨悄悄地离开了家。

　　中国经济时报：您妹妹成嘉玲女士曾说，“文革”期间，母亲因为思念你，曾给你写了几百封家书。

　　成思危：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可我当时只收到一封，信中母亲提及“家人已不在香港”，我想他们应该已辗转到了台湾，但我无法回信。没想到那一别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永为憾事。但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回内地，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了“特嫌”的帽子

　　中国经济时报：从香港回到内地后，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思危：我到广州后，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船民中工作了一年。解放前，船民叫“疍民”，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最受欺压，是不准穿鞋上岸的。我在船上和船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说实在的，我确实是上了个“社会大学”，才知道中国社会底层的情况，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我看到中国还有这么多穷人，这么多受过压迫的人，尽管解放了，他们的生活当时还是很困难的。所以，也可以说那一年在“社会大学”的求学坚定了我的信念，使我终身受用。1952年，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到华东化工学院。1956年，我从华东化工学院无机化工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58年至1973年我在化工部华北设计研究分院（后改名为天津化工研究院）先后任技术员、专题组组长、研究室副主任。

　　在这期间，我负责进行了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我还翻译出版了《硼和硼砂及硼肥制造》、《硼酸盐在水溶液中的合成及其研究》、《无机盐译文集 （硼专辑）》等，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忍受着和父母分离的痛苦，心怀报国志向来内地的，但在文革期间您却被扣上了“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当时，有没有觉得委屈？您是如何度过这些阴暗的日子的？

　　成思危：“文革”期间，我由于“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被扣上了 “特嫌”的帽子，也被免掉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只能从事一般科研工作。那个时候我确实很迷茫，也很委屈。我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作了很大的牺牲，怎么竟然得到这样一种待遇？但我也告诫自己，一个人在逆境里绝对不能沉沦。

　　这段时间，我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但我不愿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自学了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日、德、法三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直到1972年，美国华人“保钓”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小妹妹成露西也随代表团来了。周总理见到我妹妹以后，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父亲好，第二句话就是“他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就是周总理的这句话，才使我摘掉了“出身官僚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特嫌”也因为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了。

　　“自强不息”四个字让我在逆境中没有沉沦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力量支持您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自学三门外语？

　　成思危：“自强不息”，这是我十二岁生日那天父亲送我的四个字。父亲自己就是在各种困境中不断奋斗出来的。所以，我告诫自己，在这种逆境里千万千万不能沉沦。

　　中国经济时报：这也算是父亲给您留下的精神遗产吧？

　　成思危：父亲的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其实，经过人生的起伏历练，我才理解了这四个字的深义，应是“逆境时不沉沦，顺境时不懈怠”。前者相对还容易做到，顺境时不懈怠就很难了。后来我女儿十二岁生日时，我同样送了“自强不息”四字给她。

　　从“化工”到“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文革”结束后，您在国内的化工界已是小有名气，但您却选择去美国读书，并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据说很多朋友都反对您这个决定。

　　成思危：因为改革开放，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到美国学习。当时我经过思考以后，决定不学化工，学管理。因为我是华东化工学院毕业的，一直是学化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使我懂得了一点，科技救国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你想，文化大革命时候，用那时候的话来说，一些很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农村“修理地球”去了，那你怎么能发挥科技的作用？所以，当时我说，我就认定这一条了，改行，要学管理。我相信，将来中国的发展要靠科技，更要靠经济和管理人才，我认为我选择的这条路还是对的。

　　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您加入民建的呢？

　　成思危：1994年，还是无党派人士的我担任了国家化工部副部长。按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就去教书，没想过继续从政。但是，那年九、十月间，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约见我，动员我参加民建。孙老跟我讲，“你不是想报国吗？民主党派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个月的思索，我决定加入民建。 1995年底，我当选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在1996年底接替孙起孟先生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您主导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 “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您能否回溯一下您提出“一号提案”的缘起和经过？

　　成思危：我多年在化工研究院工作，从专题组组长到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到化工部科技局主管无机专业的研究开发。我一直有一个感受，总觉得科技成果转化起来非常困难。报告论文可以写一堆，但是真正要应用，就有很多困难。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而建厂生产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不足5%。

　　1981到1984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开始做访问学者，后来念MBA。当我接触到风险投资时，就觉得这个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让它尽快地商品化。所以，当时我就选修了一些这方面的课程。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在化工部科技局任总工程师。为了改革科技局的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把科技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行使政府职能，搞科技管理，另一部分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成立开发部、市场部、信息部、技术服务部等等，得到了领导上的支持并开始实施。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生院院长邀请我去做风险投资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研究。我去工作了三个月，完成了这个课题。回来后我就给化工部领导提了个在化工系统试行风险投资的建议。当时大家对风险投资不大了解，各方面条件也不成熟。当时，我国既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以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当然，我做的风险投资研究也就无用武之地，甚至连原来的改革也因为阻力太大而夭折了。但是我并没有泄气，有机会我还是要讲。

　　我在中南海业余大学讲授管理课程时也讲一些风险分析与决策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化学工程》中的技术经济评价课程时，就采用了我关于风险投资研究的一些内容。这可以说是我在风险投资方面所做的早期工作。当时我在全国政协遇到一些老科学家，他们对风险投资也很感兴趣。我们也共同支持过一些国内风险投资的先行者，像当时的北京峰森技术公司，我和王大珩、师昌绪、杨嘉犀等一些老前辈都给他们当过顾问。1996年，我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参加科技成果转化高级研讨班学习时，写出了《科技成果转化呼唤风险投资》一文，此后又在《科技日报》上主办了风险投资专题征文活动，得到了热烈响应。这些都可以算是我推行风险投资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我还主持了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第二个阶段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当时我已离开化工部，到民建中央担任主席。 1997年9月，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我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规模虽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我把研讨会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这个提案提交给了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被列为“一号提案”。

　　中国经济时报：“一号提案”提出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热潮。何以如此？

　　成思危：“一号提案”提出以后，风险投资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因为，当时有大量的科技成果等着转化。而且，当时我国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状态，国家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企业需要新产品，金融界需要新的投资工具，学者对新的理念感兴趣，新闻媒体也对这个新事物很敏感。总而言之，时机到了，“一号提案”起了点火的作用，把风险投资的热潮掀起来了。应该说，从1997年到2001年，是中国风险投资蓬勃兴起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我国约有各类内资风险投资公司约160家，号称拥有资金约180亿元，实际投入约30亿元。另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约150家，境外风险投资的投入约3亿美元。

　　中国经济时报：风险投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何在？您如何评价中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现状？

　　成思危：风险投资至少有三个意义：第一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因为大量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可能都让政府出钱支持，没有抵押或担保，银行也不肯贷款，科学家自己又出不起那么多钱。而风险投资的做法是成功了大家分享盈利，失败了大家分担损失。第二是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例如创办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类企业，由于风险相当大，融资相当困难，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第三是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国内现在投资的方式还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把钱存银行，股市规模也不大，风险投资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一波三折的创业板

　　中国经济时报：从“一号提案”催生中国创业板的雏形，到2009年10月创业板在深圳正式启动，您对此做出了大家有目共睹的努力和贡献。能否回溯一下这段历程？

　　成思危：设立创业板并非一帆风顺。 199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指出，要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适当时候在现有的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块。

　　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 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2001年初，纳市神话破灭，且国内股市频传丑闻，我当时建议缓推创业板。

　　2001年11月，高层认为股市尚未成熟，需先整顿主板，创业板计划搁置。 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明确表示，在主板市场整顿完之前，不可能推出创业板。此前，国务院征求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意见时，沈以香港创业板的失败提醒内地股市勿蹈覆辙。

　　2003年3月18日，我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2003年10月，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出，如果考虑立即推出创业板有风险，可采用分步实施的方式。一年后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我在开板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但创业板的动议仍然被搁浅。

　　直到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主席李德成向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的建议》，呼吁尽快在深圳推出创业板市场。与此同时，深交所表示，将采取多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板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更好条件。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将推出创业板，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上半年推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管理办法》。但由于当时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席卷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创业板的进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实施。2009年7月1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实施《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投资者可在7月15日起办理创业板投资资格。 2009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将于9月17日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数据显示，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平均市盈率为56.7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达到81.67倍，远高于全部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评价创业板的发展现状？

　　成思危：创建创业板的目的是支持创业型的企业融资，创业板自创建以来，一些企业确实是融到了资金，但是也应该看到五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现在创业板企业，严格讲并不都是创新型的企业，有些企业并没有显著的创新。第二，估值过高。第三，社会对创业板财富效应的宣传有过分之嫌。第四，创业板缺乏做市商制度。第五，现在还有虚假信息，内幕交易问题。总之，创业板应该回到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