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由曦 王培成/文
本轮A股牛市从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短短一年里,上证综指一度暴涨110%,又一度暴跌35%,堪称一场“股灾”。
其后各种强势救市措施虽然开始起到作用,但对这场股灾的各种反思才刚刚开始,其中越来越多的反思关切集中于银行资金所扮演的角色。
市场公认,本轮股市上涨的一大推手,就是各类具有杠杆作用的场内融资和场外配资,它们放大了股市的上涨,亦加速了股市暴跌。
一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指出,在浅层次的分析之外,还要细究一下,这些配资公司、伞型信托的钱究竟是哪来的?
这也是监管层所关心的。《财经》记者获悉,财政部近日曾召集四大行开会,逐家了解银行资金入市的情况,以衡量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并为救市决策提供参考。
是次会上,四大国有银行提供了各自详细的数据:工行入市资金是1800多亿元,中行入市资金1700多亿元,农行入市资金是600多亿元,建行入市资金是300多亿元。仅四大行合计就有近5000亿元。
如果算上杠杆比率,市场预估银行入市资金所撬动的入市资金当不低于1.5万亿元。
入市之途
银行资金入股市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来说,银行资金入股市有三个途径:
一是银行的股权质押贷款业务。
二是银行理财资金对接的信托受益权、融资融券受益权项目。
三是银行对券商、基金公司和私募股权基金的直接贷款。其中,第二种最受关注,也被认为是场外配资资金来源的主渠道。
由于场外配资很大一部分不受监管,又具有比较高的杠杆,因此这部分资金被认为是此轮杠杆牛市的罪魁祸首。
“场外配资那块太大了,外边有预测5000亿元,我感觉2万亿元都不止。”一位国有大行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虽然能否达到2万亿元尚无定论,但是业界人士的共识是,场外配资规模肯定在1万亿元以上。
事实上,银行体系内参与配资业务的主力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银行资金绕道表外操作的伞形信托、理财资金认购两融收益权、结构化理财业务。
所谓伞形信托,是指由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为证券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提供投、融资服务的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
具体来说,就是用银行理财资金借道信托产品,通过配资、融资等方式,增加杠杆后投资于股市。
伞形信托中的优先级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其获取的是固定收益,而拿劣后资金的投资者可以用较少的资金进行配资,增加杠杆后在二级市场博取高收益。
比如,伞形信托的优先级与劣后级金额的比例如果是1:1的话,劣后投资者可以获得2倍的杠杆,如果是1.5:1的话,劣后投资者可以获得2.5倍的杠杆。在获取收益时,优先级拿的是固定收益,而劣后级的收益则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在牛市氛围下,伞形信托较高的杠杆比例,无疑是吸引劣后端资金的重要原因。但是,杠杆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在助涨的同时,面临市场大幅下跌的情况,其助跌作用也同样明显。
实践中,由于伞形信托对投资者门槛要求较高(通常在300万元以上),因此大多数中小投资者望而却步,他们倾向采取另外一种方式,通过配资公司来进行融资,配资公司所设计的投资分级结构与伞形信托类似,只不过后者是配资公司拿优先级,投资者拿劣后级,而配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银行贷款。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工行1800多亿元的入市资金中,有将近1200亿元做了配资业务,这其中主要通过伞形信托和结构化的信托产品作为通道。但是,工行配资业务风险却很小。财政部对工行的配资业务做了压力测试,结果发现当上证综指跌至3000点的时候,工行配资业务的亏损规模为5000万元,当上证综指跌至2000点的时候,亏损为1亿元,有非常宽广的安全边际。
所以此轮沪指跌到3500点的时候,工行的配资业务尚处在安全区间,基本没有风险。
一位国有银行财管部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资金和股市之间的防火墙,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效,但是整体上是成功的。股权质押贷款业务早已有之,但其占比在整个银行贷款规模比例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受益权项目来说,虽然会对接银行的表外理财项目,但是银行自身对这项业务的占比控制的很严,目前没有太大风险。银行对券商等机构的直接贷款,由于没有实物抵押,各个银行向来做的比例也较少。
虽然A股此轮大跌引发了系统性风险,但是大多数银行在此次股灾中毫发无伤,这是因为银行对于股市的各种融资大多是在沪指2000点-3000点内进行,此后沪指迎来急速上升,点数虽高但时间很短,因此,股市下跌时的点位并没有触及银行的止损线,银行因救市躲过了一劫。
积极救市
救市救了银行,银行反过来也在从救市中寻找业务机会。
证金公司主要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转融通服务,因救市而名声大噪,为了能够给券商和基金提供充足的救市资金,证金公司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了资本金,注册资本已经由240亿元扩充至目前的1000亿元,而央行近期再贷款支持和21家券商所划拨的1200亿元救市资金,又让证金公司更多了一份底气。
商业银行业看到了其中的机会。《财经》记者获悉,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证金公司”)获商业银行授信规模约2万亿元。
四大行中,建行的授信规模最小,为人民币1000亿元,而工行、中行、农行的授信规模远超建行,四大行对证金公司的授信总额不足1万亿元。股份制银行也是为证金公司提供授信的主力机构。有知情人士透露,几家股份制银行对证金公司授信总额,甚至可能超过四大行。
截至7月13日,已有17家商业银行总计借予证金公司近1.3万亿元。而证金公司发行的票面利率4.5%、为期三个月的短融,也遭到了各家机构的“疯抢”。
一家国有大行最初给证金公司的授信只有8亿元,后来调高到80亿元,再后来调整到1000亿元,这家一个月前还不为很多银行所了解的公司,现在备受追捧。
精明的银行家有自己的盘算,在这次救市行动中,汇集到证金公司的救市基金操盘手都是各个券商的绝顶高手,他们在救市过程中的收益可以预期。因此向证金公司放贷,很大几率上稳赚不赔。而从长远来看,证金公司以后在维持市场稳定、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会有更多的作为。
据悉,股份银行在这次救市过程中,给证金公司授信颇为积极,而国有大行受制于严格的风险管控要求,授信规模和速度相对较为保守。
与一般企业授信模式类似,证金公司获得的是综合授信额度,银行会通过发行票据、资金拆借和贷款等渠道为证金公司输血,而这些资金都间接地来自于中央银行。
截至7月13日,证金公司到位资金中,招商银行提供最多,达到1860亿元,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和建设银行提供资金规模超1000亿元,邮储银行及其他股份制银行均提供了不少资金。
银行对证金公司的趋之若鹜也与监管的升级相关。在股灾之后,证监会和银监会都严厉整肃场外配资,可以预计的是,银行资金通过配资入股市的渠道在一段时间内会受到限制。
但按下葫芦浮起瓢。近期,股权质押融资又浮出了水面。
股权质押起源于银监会的救市政策中的一条。银监会明确表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回购本企业股票的上市公司提供质押融资。这在场外配资之外又给了银行资金入市新的渠道。
目前,银行针对上市公司高管、股东配资,提供的资金杠杆比例为1:1,部分股份制银行可放到1.5:1,少数更为激进的城商行可以做到2:1。银行通过资管计划等渠道提供的资金作为优先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为劣后级,并在锁定期内(1年至3年)设置预警线、止损线,预警则补仓、止损则补仓或回购,利率为8%至9%,审批和资金到账时间极快,通常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这不等于贷款买股票吗,搞不好又是一场股灾。”一位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冲动何来
本该经营偏好更加保守的商业银行,为什么对股市情有独钟?
资金的脱实入虚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有关。
一位国有银行财务管理部人士表示,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资金的人不愿意投资,为寻得一个“栖身之地”,现阶段他们就选择投资于资金市场和股市。但如果从深层次来看,还是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目前真正需要资金的还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部门,而一些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产业则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并不需要借助传统银行融资。
早在2015年初,就出现了货币市场水越多,实体经济就越渴的扭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同业市场利率在降、国债利率在降、七天回购的利率在降,但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下降得却不明显。
这表面上看是货币市场利率与实体融资成本的脱节,实际上却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体现,并深层次上却表征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症结,在经济增速下行、股市火爆的时候,这种矛盾更加凸显。
从商业银行角度来看,在利率市场化之后,负债端资金成本上升很快。商业银行有两个对策可以选择: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获得更高的资产收益。另一方面,其还可以采取“以量补价”的策略,即通过数量扩张去弥补价格损失。
然而,这两种做法都可能加剧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用资产端的收益来覆盖负债端的高成本,这对于银行来说,隐含着巨大的风险。有人说,存款变动的一小步,也许就是银行危局的一大步。而“以量补价”的策略则容易在某些领域中造成短期价格的快速上扬,并触发信贷泡沫和融资泡沫。历史上,美国的储贷协会危机和日本的资产泡沫都与其有关。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也比较快。如果从存单开始算起,美国的利率市场化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历时20余年。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也经历了十余年。韩国则经历两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在第一次失败后,五年之后,其又从头开始。反观中国,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推进十几年,但实质性地上浮存款利率却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的。期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一些金融机构的承受范围。
事实上,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并非放开存贷款利率这么简单。央行多次强调,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到国内债券市场的建设、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完整资金收益率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长程的谋划与构建。但是,这些基础工作却尚欠火候。
同时,金融牌照的开放进一步增加了金融机构间竞争。一方面,一些民营持牌金融机构得以加入。另一方面,像P2P这样的没有牌照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由于尚未纳入到正规的监管体系之中,其监管合规成本几乎为零。为了争取客户,它们提供了收益率更高的理财产品,这就使得传统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负债端压力骤增。
一位地方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就曾对《财经》记者说出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无奈和苦衷。
但也有人不认为利率市场化会对银行风险偏好造成显著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资金本就具有逐利的属性,而银行对于利差的收窄也早有预期。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来看,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金融创新和一定程度上的资产泡沫,在国内外概莫能外。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不能因为出现金融市场的波动就因噎废食,但在实际政策推进中,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尽量平缓这种改革带来的冲击。
监管藩篱
此轮银行资金入股市热潮,也暴露了监管协调方面的缺陷。
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不是超人,不会及时出现在抗洪救灾第一线。从‘小救不支’到‘大救过猛’,根源在于分业监管。分业监管,好处在于权责明晰,收益与风险匹配,坏处在于缺乏协调,只有伤筋动骨之后才有联合行动。”
用他的话说,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架构发展下去,照目前金融市场发展速度来看,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还会反复出现。
中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监管格局形成于2003年。分业监管的格局是由银证保三个行业不同的特点所致,这种监管机制可以提升监管专业性和效率,同时避免了权力集中的道德风险,但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今天,这种模式的缺点也逐渐暴露。
就像两年前的‘钱荒’。当时,央行和银监会都已经意识到同业业务可能存在风险,但由于缺乏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各个机构只能窥豹一斑,做一些定性分析,风险缓释措施又不够平缓,客观上导致了货币市场大规模流动性紧张的发生。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传统的分业监管框架会忽视很多风险。比如传统银行以前比较重视信用风险,但在金融市场高度发展的今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原本没有被充分重视的风险也可能是致命的。
目前,资金的流向和金融产品的创新超出了银行、证券、保险原本的业务边界。很多情况下,银行的交易对手就是保险或者券商,这就造成了资金的跨体系流动,但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监管机构难以把握资金的流向,也很难预判风险点。
比如,一部分来源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转手至信托公司、券商乃至场外配资公司,资金运行的轨迹跨越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场外融资市场甚至民间借贷市场,这些市场有的是由央行监管、有的是由证监会监管、有的是由地方金融主管部门监管,还有的根本就没有人管。
一位曾参与关于此次股灾内部讨论的资深金融专家称,部门利益过重也制约了监管机构协调。A股市场是证监会的职责范围,证监会一方面希望财政货币出钱救市,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财政货币插手具体事务。
比如,以前证监会对于证金公司具有100%的控制力,但此次央行再贷款对其实施流动性支持以后,央行成为了证金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这种关系将赋予央行更大的话语权。
股灾再次说明,加强监管协调、打破部门之间的藩篱已经刻不容缓。
在总结了钱荒的教训之后,2013年,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地点设在央行,但由于部际会议只是一个议事机构缺乏决策的职能,因此当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大家吵完后还要国务院拍板”。
中信证券邓海清认为,2013年的“钱荒”、“债灾”、“股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混业经营下监管分割和滞后的结果。
在他看来,金融稳定应当成为央行最终目标之一,货币政策权、最后贷款人和监管权三者应当统一。事前统一监管,建立充分的应急预案,而不是事后打补丁,这才是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长久之计。
在历次金融稳定的救助行动中,央行作为最后的流动性供给者,已经显示出了其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定海神针”的作用。
此次救市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央行向证金公司提供再贷款。据《财经》记者了解,当前再贷款的量级在千亿元人民币左右。这样,央行就不仅只是货币市场的最后流动性供给者,它也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则指出,中国更切实际的改革路径是在维持目前分业监管的格局之上,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并在国务院内设立类似于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以便从更高的层级加强监管协调、促进金融稳定。
本文刊发于2015年7月2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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