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人口学者：不应片面夸大人口数量副作用

　　中国的生育政策调整步伐正在加快。继放开双独二孩、单独二孩之后，国家卫计委在今年7月10日的发布会上首次宣布，正在抓紧制定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据参与政策调研的学者透露，全面二孩政策可能最快在年内就开始实施。

　　生育政策调整的背后是严峻的人口形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等问题。总和生育率（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已经长期大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基于二十多年的专注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者李建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呼吁，中国对人口数量的认识急需彻底摆脱以数为中心、过分重视人均指标的旧有范式，生育政策应该根据现代人的生育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以及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及时改变。

　　摆脱“以数为中心”的旧有范式

　　第一财经日报：这几年一些本来不应该那么复杂的问题，比如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据，一直有相差悬殊的说法；再比如现在的单独二孩政策，根据申请数量判断政策效果，说起来不难，但是仍然有截然不同的声音，有激烈的争论，这到底是为什么？

　　李建新：说到底我认为是基于对人口问题认识的不同范式，到底是以数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过去30年来，世界、中国社会、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政策制定部门对人口的认识还停留在30年前，还是以数为中心，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一直以来，这种以数为中心的人口观念深入人心，从上到下，总是觉得人口数量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尽管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问题都很突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但是“人多是负担”这个价值判断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生育政策迟迟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变。

　　我到各处讲人口问题之前习惯先问一个小问题，你对中国人口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下面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人太多了！绝大部分人，当他说中国人多的时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自豪，而是认为是一种负担。

　　因此，我们就不奇怪，有关方面每每在选择数时，从来都是高估的。比如人口数量，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的人口总量比各省直接登记到的人口之和高出2000多万人。这就是在以数为中心的人口观念下，高估总是比低估更加“安全”，但这客观上就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不准确。另外一个测不准的是总和生育率。不同机构和不同专家测算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大。

　　还有就是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我们看到，最早有关方面预估每年多出生200万人，到年末的统计数字显示申报的才有100万，2014年多出生人数只有47万，这47万也并不全部是单独二孩政策所致。从数据看是节节退后，跟预期越来越远。但就是这样，有关方面依然还是要强调，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申报情况基本符合预期。应该说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申报情况看，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了，这足以让我们警醒。

　　无论是对人口总量、总和生育率的“高估”，还是对生育反弹水平的夸大，都显示出相关部门对数量的过度敏感。为什么要以不同的方式强化中国人口的数量压力、“建构”出种种人口数量问题危机呢？有不同的解释，包括维护部门利益和扩张权力等。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本还是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中国人口数量问题的认识已经背离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其背后是单一、片面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数”为核心，以提高“人均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以静态的数量观和“人均分母效应”为分析手段，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片面夸大了人口数量的副作用。

　　这就导致任何事情都能把人口作为替罪羊，交通拥堵是因为人太多，空气污染是人太多，孩子上学难也是人太多。这样形成一个认识惯性，谁都不愿意认真思考和解决问题，往人口多身上一推就行了。

　　考察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多与少固然是影响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更本质的是要以动态结构观审视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化是否有利于发展。

　　所以，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必须彻底摆脱这种“以数为中心”的旧有范式，否则必然会继续扭曲人口自身再生产，导致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失衡，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需警惕“后公用地悲剧”

　　日报：对生育政策的调整有这样一种担忧，万一放开了，大家都抢着生怎么办，那过去几十年控制人口数量的努力不就功亏一篑了吗？你怎么评价这样的担忧？

　　李建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你有什么依据认为放开生育之后人们会抢着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孩”政策刚出台时，被形容为“天下第一难”。因为跟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相符，跟与之相应的传统观念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观念直接抵触。但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观变化了，生存的物质条件发生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少生优育甚至是不生育，成为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跟他们的父辈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美国学者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用地悲剧”概念。但很少有人知道，哈丁正是针对人口问题提出这个概念的。他的观点是，有限的地球只能承载有限的人口，多生孩子的正效应由个人独享，负效应则是集体分担，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中自由放任的生育行为终将会导致“公用地悲剧”的发生。

　　但是哈丁没有想到，发达国家会陷入另一种人口困境，另一种“公用地悲剧”。在发达国家，每个理性的个体在生不生孩子的选择上也要计算收益成本，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不生或少生孩子变成了符合个人利益的选择。这种个体选择的集合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加速老化和衰减，这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体人口的福利维持和提高。这是一种“后公用地悲剧”。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劳动力充足和人力资本不断提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的人口要素条件。在哈丁看来，发展中国家每增加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在公用地上多增加一份负担；在发达国家的“后公用地悲剧”中，发达国家每少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公用地上少了一份财富。

　　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警惕可能面临的“后公用地悲剧”。从历年的人口调查数据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一个严峻的水平，且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很低。去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在全国各地遇冷就是一个明证。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进入一个加速度的过程，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中国人口结构将会加剧失衡。

　　人口政策需要超前制定，因为它的变化本身是滞后的，而且有一定的惯性和周期性。中国人口的总和出生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只是因为人口增长的惯性，人口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这些都是预警信号。

　　如果继续维持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后公用地悲剧”之中，中国人口将遭受损失，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受到削弱。

　　正确理解“计划生育”的目标

　　日报：这几年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从人口学者到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从人大代表到政协委员，一些普通公民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建议调整生育政策。虽然说政策也在调整中，比如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但跟现实需要相比，还是不够的。

　　李建新：跟严峻的现实相比，政策变化的确是慢太多了。我1995年的研究就指出，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平稳过渡时间点是2000年左右。现在离2000年已经过去了15年。

　　我认为现在有一个问题也需要厘清，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作为影响个体生育行为和人口宏观运行的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是其重要一部分。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包括人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人口的增长已经进入低速且很快进入负增长，恰恰是人口的结构严重失衡正给而且还将继续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2012年中共中央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显然今日再理解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内涵应当要与时俱进。我认为首先应当尊重个体的生育权利，把生育权交还给家庭；其次，应当遵循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目标。所以，结合中国的人口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当前最紧迫的就是立刻改变生育政策，变控制为鼓励，变管理为服务。唯有这样，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唯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