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试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全年无错案

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案件受理中心正在接收公安机关移交的案件材料

　　去年7月，作为全国首家检察改革试点单位，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展完善司法责任制等改革。一年来，上海检察系统打破过去的三级审批制，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刑事案件从过去的68%，上升到82%。

　　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上海市检察院了解到，自试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至今，包括市检二分院、徐汇、闵行、宝山区院在内的4家先行试点，全年未出现一起错案。在强化内外监督方面，针对无罪案件、国家赔偿案件、被认为是冤、假的案件等情况，上海检察系统首次引入人大代表、专家等第三方参与个案评鉴，以确认检察官是否应该担责。

　　改革

　　打破“三级审批”制 让检察官独立办案

　　每天一进办公室，胡智强的心理压力骤然增大，“脑子里想的都是组里的案件”。作为上海检察改革先行试点—闵行区检察院的一名主任检察官，胡智强亲历了检察机关办案模式的改变。

　　办案责任制推行前，审查起诉要经过三级审批。胡智强解释，一起案件往往要“转手”三次：承办的检察官先报给科长把关，科长再报分管检察长做最后决定。办案人总是会不自觉地形成依赖性。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告诉北青报记者，此前的“三级审批”制度不符合司法办案规律。其弊端一是层层把关，程序繁琐，有点类似于行政化管理，办案效率低；二是职责不清，容易助长承办人员的依赖心理，错案责任追究很难得到落实，试点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重点便是厘清检察官权力配置。

　　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谭滨介绍，先行试点检察院采取“授权清单”方式，对检察官办案的职权范围作出清晰的划分。

　　放权

　　案件风险分四级 全年无一起错案

　　据了解，上海检察改革后，必须由检察长、检委会行使的职权从原来50多项减少到17项。而在先行试点院，由检察官决定、不再“三级审批”的案件数量比改革前上升40%以上，正、副检察长直接办理案件数量上升75%。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表示，为进一步“放权”，该院制定了《刑事案件风险评估控制办法》，根据案件风险评估等级确定不同的办案主体。风险分为4个等级：2级风险以下案件，检察官可自行决定，不需要向上请示；达到3级的，需由主任检察官决定。只有案情风险达到4级，方由检察长做决定。

　　新遴选入额的王凯检察官告诉北青报记者，目前，约有50%的经手案件，他自己可以做决定。改革前，王凯的身份还只是名助理检察员。

　　据上海检方介绍，改革后，四个试点单位检委会讨论个案数量平均下降50%，其中徐汇区检察院下降幅度达到65%。此外，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平均审结天数得到缩减，办案效率得到提高，且全年无一起错案。

　　监督

　　冤假案等个案评鉴 引入第三方意见

　　放权后，谁来监督检察官？上海检察机关在确保依法独立高效行使检察权的同时，探索多样化的内外监督模式。

　　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市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陶建平介绍，为确保检察官办案质量，改革建立案件评查、个案评鉴制度。按规定，针对无罪案件、国家赔偿案件、被认为是冤、假的案件，办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脱或死亡、伤残，以及其他严重违法程序和违法职业操守、引起社会不良反响等情形，可组成检察长、检察业务专家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参加的评鉴委员会进行评鉴，确认检察官是否应承担的责任，作为检察官业绩评价和惩戒的依据。

　　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陶建平解释称，对涉及追究检察官办案责任的情形引入专家、学者等第三方参与的评鉴，既回应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又可以将办案追责与执业保障相统一。

　　最高检今年2月份出台“2015年版检察改革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健全冤假错案防范、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上海检察改革中已在探索建立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完善检察官司法档案，对应追究检察官办案责任的情形进行区分，实行分类归责。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还专门起草了《案件质量评鉴实施办法（试行）》。

　　北青报记者发现，对办错案的惩戒，已被前置至本次司法改革的岗位选择中。如在首批检察官遴选中，为确保首批入额检察官的高素质，有“近5年因办案过错引起社会不良反响”等8类情形的，暂时不能参加遴选。

　　上海检察机关司法改革，首次引入了社会参与机制。今年4月2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启动“社会参与评议上海检察改革”，43名社会人士受邀担任评议代表。代表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媒体记者等。

　　根据方案，此次活动从4月28日起至2019年底，代表可旁听检察官遴选面试、参与检察改革理论和实务调研，对检察改革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提供论证、咨询服务。

　　文/本报记者 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