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红色印记

　　内蒙古自治区，祖国的正北方。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伴着酒酣歌美舞翩跹的豪情，经历了社会的发展变迁，见证了民族的融合进步，也印下了鲜红的抗日足迹。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我们梳理出了这篇热土上的那些红色印记，向抗战官兵和抗战英烈致敬！

　　百灵庙军事暴动

　　百灵庙军事暴动是指1936年2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百灵庙爆发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部分官兵反对德王降日的军事暴动。

　　1935年的冬天，严寒和暴风雪猛烈地袭击着内蒙古西部草原，牛羊整群整群冻死饿死，牧民们无望地煎熬着。而正是在这个难熬的冬天，人们得知日本人西进速度加快，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这个紧要关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为了实现他统治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国”的黄梁美梦，公开勾结日本侵略者，背叛祖国，出卖蒙古民族的利益。

　　1935年德王和日本人加紧策划建立像“满洲国”似的“蒙古国”、“蒙古军司令部”。 12月，德王应伪满洲国邀请访问长春。消息传出后，群众中秘密传言一过春节，日本人、李守信就要和德王一起来百灵庙，改编蒙政会、保安队了。这些都激化了广大蒙古族群众特别是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看到德王彻底投靠日本、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行为，保安队中的进步力量对德王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他们开始思考通过武装暴动反对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以华治华的“满蒙政策”。

　　中共西蒙工委始终关注着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发展趋向。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积极开展了对保安队的工作，暗中派中共党员赵诚、云清、赵俊臣等到保安队当兵，还组织动员了一批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和被国民党遣散的“老一团”官兵应征入伍。中共党员纪松龄也动员了一批察哈尔进步青年加入了这支队伍。中共西蒙工委还采取了多种方式向保安队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讲解了许多关于民族团结、共同争取解放的道理，希望通过思想改造争取这支蒙古族武装。中共西蒙工委觉察到德王投日后，深入了解情况，与云继先、朱实夫等沟通联系，说明了德王的卖国行径。这一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也在百灵庙党员和进步官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德王投靠日寇的步伐加快，爱国和卖国、进步和倒退的力量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风云聚集百灵庙。

　　1936年2月12日，德王公开投降日本，蒙政会大部分官员不知德王所为的真正目的，无所适从，保安队人心惶惶。云继先、朱实夫、赵诚等曾向中共西蒙工委报告德王的情况，乌兰夫指出，只要德王在日本操纵下搞起蒙古独立运动，举行军事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18日，云继先、朱实夫等决定举行军事暴动。云蔚、纪贞甫等蒙政会、保安队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成员之间秘密联系，进行了紧急磋商，决定于22日23时30分举事。在暴动准备过程中，云蔚发现蒙政会出现了一些异常动态。为了防止意外，暴动提前举行。云继先、朱实夫分头作好部署，分五路同时行动。21日23时30分暴动开始，云蔚首先快速地袭击了蒙政会稽查处，击毙处长李风诚，接着打开军械库，控制了武器弹药，武装了起义部队。其他各路也分别行动，打开了看守所，解救了被关押士兵；捣毁了电台，袭击了蒙政会保安处干部训练班，解除了乌滂守备队教官和学生的武器，包围了蒙政会驻会官员的住地，解除其武器，讲明举事之缘由。

　　百灵庙座落在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里，山坡上是“蒙政会”会址，蒙政会东边有德王的袍子队(乌滂守备队)，西边有军事教导队和日本特务机关。暴动成功后，各路齐集南营盘，云继先、朱实夫宣布将起义部队编为4个中队。云继先担任大队长，朱实夫担任了大队副，云蔚兼任一中队长，二中队长云秉章、三中队长巴振玉、四中队长纪寿山，特务队长是李成发。起义部队稍作整顿后，连同赞同起义的蒙政会文职人员近千人，冲出百灵庙，开往土默川。途中，在农牧区交界外的第一个村庄岔口附近，起义队伍击退了前来追击的乌滂守备队(俗称袍子队)。起义部队行至武川县二分子村时，傅作义所派国民党35军421团两个加强营赶到接应，收缴了起义部队的武器，运抵归绥。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纪贞甫等识破了国民党的用意。但迫于双方强弱悬殊，起义队伍只能缓冲，以图他策。

　　2月25日，起义部队在归绥发表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德王，爱国反正，投身抗日。

　　国民党绥远当局将起义部队带到归绥近郊以后，编为归绥县和萨拉齐县的“防共保安队”，分别安置在归绥县三两村和萨拉齐县水涧沟门驻防。之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将起义部队改编为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总队长，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不甘心失败的德王妄图把起义部队再拉回百灵庙，派人混入部队，收买拉拢下级军官和士兵，造谣惑众，扰乱军心。1936年秋，在德王引诱策动下部分士兵哗变，枪杀了总队长云继先，许多人离队，起义部队损失惨重。

　　中共西蒙工委成员对起义部队给予了极大关注，积极帮助云继先、朱实夫整顿部队。尤其是在起义部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乌兰夫、纪松龄等千方百计帮助收拾残局，收拢部队。中共西蒙工委还派云清、赵诚再次归队工作。国民政府军政部也派白海风前来收容、整顿部队，乌兰夫等利用时机，积极工作，说服脱队士兵返回部队，并动员一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了保安总队。一批中共党员，也进入部队开展工作。部队整顿后改编为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由白海风任总队长，纪松龄任第一大队长，朱实夫任第二大队长，纪贞甫任政训处处长，乌兰夫任政训处科长，孟纯仍任军需主任。营连以上军官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秘密掌控的一支大规模蒙古族抗日武装。这个部队就是后来的蒙古混成旅，以后统称新三师。部队成立后，便转战于百灵庙、大庙、固阳等地，1937年10月间，曾在绥远大黑河、小黑河、桃花板南茶房一带与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予敌以重创。绥远沦陷后，部队又转战包头、伊克昭盟一带。

　　百灵庙军事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粉碎了他们原定的自治计划，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内蒙古西部的日程表。它是蒙古族人民抗日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蒙古族人民的一次爱国行动，在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绥远抗战与援绥抗战

　　1936年1月，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绥远地区的侵略步伐。5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组成了2个军8个师近万人的伪蒙古军，另外还以汉奸王英的土匪武装为基础成立了“大汉义军”，还有以王道一为总司令的西北防共自治军，加紧备战。8月14日，毛泽东致信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敦请其抗日。日本侵略者以察哈尔为基地，在作了一系列准备之后，便发动了侵绥战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不为日军阴谋拉拢所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影响推动下，率部奋起反击，毅然发动了绥远抗战。

　　绥远位居祖国北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6年，由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察哈尔省不战而陷入敌手。面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傅作义将军认真进行了军事部署，制定了对敌战略战术，鼓励官兵同仇敌忾，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11月12日，日军命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和2个炮兵连，向红格尔图进犯，并用3架日机轮番轰炸。当时驻防红格尔图的国民党军队仅有1个步兵连和2个骑兵连，以及察哈尔正黄旗蒙古骑兵和当地自卫队百余人。13日夜，日伪军向红格尔图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战终夜，至14日上午将日伪军击退。15日，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度进攻，又被国民党守军击退。当日，国民党增援部队赶到，士气为之大振。国民党守军在蒙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不畏强敌，奋勇抗击，连续击退敌人的多次冲锋。正当激战时，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18日，国民党军队全线反击，包抄了敌指挥部，日伪军全线崩溃。红格尔图战役激战7昼夜，毙伤敌军数百名，俘虏敌军300余人，缴获汽车数辆，大车数十辆以及电台等其它物资。

　　百灵庙距归绥约170公里，是绥远北部宗教、交通要地，庙宇建筑宏伟，地势险要，历来属兵家必争之地。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蒙军固守百灵庙并积极备战，企图以百灵庙为依托向绥北各地进犯。

　　11月22日，傅作义将军得到情报，日伪军将于23日动用100多辆汽车，运送大批武器、弹药和2000兵力至百灵庙，24日再增加5000兵力，企图由北面进犯归绥。根据这一重要情报，傅作义将军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收复百灵庙的行动计划，任命孙长胜、孙兰峰为前敌总、副指挥。23日夜，经过周密部署的绥军向百灵庙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于24日上午全歼守敌，收复了百灵庙。此役毙敌30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炮9门、枪600余支、电台3部、汽油500多桶、粮食2万袋，以及其他各类军用器材、战马和大量弹药等。傅作义部伤亡300余人。

　　此次战役后，日伪军不甘失败，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12月3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携王英“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4000余人由大庙再犯百灵庙。傅作义命令孙兰峰率部奋起反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将伪副司令雷中田击毙，百灵庙战役再度告捷。

　　红格尔图、百灵庙战役后，伪军阵营一片慌恐，军心动摇，多数人想弃暗投明。此时，傅作义也发出公告，晓以大义，欢迎投诚，并且悬以重赏，条件是必须捕杀军中所有日寇顾问。12月7、8日，“大汉义军”石玉山、金宪章率部4000余人杀死日军顾问小滨大佐等20余人，消灭了大庙伪蒙军穆克登宝残部2000余人，缴其全部军备，于9日正式通电起义。针对这一有利形势，傅作义下令一举收复日伪在绥远的最后巢穴大庙，彻底肃清大青山以北残敌。10日，傅作义下令向驻扎在大庙的日伪军发起攻击，日伪军一击即溃，所有辎重、弹药及军用品全被缴获。17日，“大汉义军”安华亭、王子修率两旅起义。至此，“大汉义军”基本瓦解。日伪军残余全部退往察北，绥远抗战宣告胜利。

　　绥远抗战胜利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各地各界纷纷来电祝贺。193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同时宣布红军准备立即开赴晋绥抗日前线。毛泽东称誉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不久，中共中央派专人携带“为国御侮”的锦旗，来绥远慰问抗日将士。自11月中旬以来，全国各地掀起援绥运动，上海等地组织救护队、慰劳队、义勇军等赴前线参加抗战。北京、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为绥远将士赶制棉衣，并赴前线救护伤员。上海、山西等地组织慰问团赴绥演出。文化界、新闻记者也纷纷来绥慰问抗日将士，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报道绥远抗战实况。全国各阶层人士自动捐款捐物，慰问支援抗日将士。抗战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1937年3月15日，在归绥大青山下的烈士公园举行了“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族军民3万余人。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等出席了大会。文艺界著名人士和各地学生代表等也参加了大会。傅作义主持大会并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这次绥远抗战，敌炮摧残你们的肢体，毒瓦斯遏止你们的呼吸，再加风雪严寒掣裂你们的肌肤。但是凭你们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完成了使命；尽了军人守土的责任；保证绥远领土完整；恢复已丧失的民族自信心……”17日，在归绥市小校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使各界人士为之振奋。

　　绥远抗战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压制广大民众抗日要求而形成的沉闷局面，激励起人民坚决抗日的斗志，体现了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制止侵略的真理，为以后的全面抗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