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夫力推股份合作制：它不姓“资” 而姓“商”

　　编者按：

　　中国科技和财经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劲夫曾担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82年起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公开报道显示，张劲夫是最后一名辞世的中顾委常委。

　　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成立，邓担任中顾委主任。这个过渡性组织，因其成员多为重量级中共元老而富有威名。此前人民网统计，两届原中顾委委员近300人。1992年，中顾委不再设立。

　　张劲夫是中国股份制发展的推动人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1984年，抚顺、牡丹江、哈尔滨、成都、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有些企业率先公开发行股票。但当时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规范的办法，因此股份制究竟如何试点，如何制定一个办法规范其发展，如何解决当时出现的各种问题等等，都急需有关部门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加以研究。关于这个问题，1988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西直门会议召开了。

　　西直门会议在当时显得极为普通，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但这次会议，是中国首次最高层的专门研究股份制的会议。西直门会议后，高层决定在沪深两市建立证券交易所。

　　当时，作为统筹全国经济工作、改革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专门派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到会听取各方意见。张劲夫当时已76岁，公务繁忙，但连续3天参加会议，从未缺席。这充分说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会议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规范发展股份制的决心。

　　张劲夫先后在会前、会中、会后做了重要指示。他说：“经济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发达国家的办法是采用股份制。股份制它不姓‘资’，而姓‘商’。对当前的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要试点在先。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搞一点调查研究。”

　　以下，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张劲夫文选(上册)中《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一点建议》（1995年3月30日）的节选：

　　有关供销社的问题，贺光辉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文件稿事先我没有看过。现文件已下发了，因此我提点建议，供参考。

　　文件中有一段“……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都是违背供销合作社性质的必须坚决纠正。”这段话在理文论上我不能理解。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上讲过：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在实际上我认为会产生不好的后果。文件稿因为事前我没看，没有机会提意见。所以我只好提个建议。我觉得对股份合作制现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加以否定。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工作好多年，在参加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对待新生事物，一时看不透的事，我们采取的方针叫因势利导，存利去弊。不要过早地加以否定、一棍子打死。当然，也不要轻率地过早表扬，不适当地宣扬它。要加以观察，采取科学态度，就是要采取尊重群众创造的太度，调查研究，热情地关心，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搞股份合作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有好多好的积极作用。两个方面都有的。我们要因势利导，存利去弊，加以帮助，提高完善。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正是要解决政企不分而存在的“大集体、小全民”的许多问题，目前是发展的势头。这件事并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实际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基层供销社有没有搞股份合作制的，我不知道。如果有，要帮助总结经验；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试点？正如文件讲的，基层社最重要，是供销总社的基础。要真正办成的农民的合作社，可不可以搞股份合作制试点？应该允许试点。当然，我也不赞成用行政办法推广。如果有的地方愿意试点，应该允许。不宜采取像文件所说的“必须坚决纠正”，不允许搞，一棍子打死了，否定了。

　　为了说明我这个建议。我想讲一点对股份合作制的看法，以及国外很有见解的爱国学者的意见。1994年8月份香港《21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崔之元的文章（我不认识这个人），还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的文章，给我的启发很大。这个人，我看是一位学者，是搞学问的，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我觉得他的文章有爱国心，满腔热情，热爱国内的新生事物。我自己还读了中国农大的《中国股份合作制》这本书。承蒙王立诚同志送给我，我还没看完。农业部于1990年发了《股份合作制暂行规定》，还有一个《示范章程》。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的越来越多，是发展趋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原来集体企业搞股份合作制（其中又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社区型，如深圳横岗；一种是企业型，如淄博周村）；一个是个体的改为股份合作制（如温州）。我开始注意这件事，是深圳宝安县横岗镇的股份合作制。我专门请蒋一苇同志研究。我和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合作得很好，他是搞理论的。全国最早搞股份合作制（据我现在所知可能是最早）的是山东周村长兴村。当时遇到一个问题，有集体财产300万元，因人员变动了（也可能因为村干部有新的思想），不好量化到个人。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不分了，作为乡村集体共同所有。然后再搞大家入股。搞两种股：一种叫集体股，一种叫职工股，即职工基本股。这就是蒋一苇同志生前所讲的职工共有财产有两块：一部分是板块式的，不能量化到个人（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像周村是因为人员变动）；一部分量化到个人，是拼块式的。这个文件中也讲到不允许量化到个人，我看问题需要搞透，不要过早表态。其中可量化到个人，需要解剖几个麻雀。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就是两块：一部分是那个300万元；一部分是职工社员新放的股。因此在民主管理上，第一部分采取一人一票，第二部分按股计算，一股一票。分配上，有按劳分配，有按资分配。总之，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我国农业初级社时期就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有按劳动力记工分的按劳分配，又有按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分红的按资分配。

　　蒋一苇同志的经济民主论，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在国内不被重视。蒋一苇同志有三论：企业本位论，经济民主论，职工主体论。我认为他讲的许多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没有把他的思想全面展开介绍，只是表达我的感情。如果职工对企业没有财产关系，只是讲政治民主，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够，必须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不仅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民主，还要和企业有两种财产关系以此来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职工才会有当主人的意识，横岗，我研究过他们的材料，它是三级所有的股分合作制。这里我说一正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关系问题。

　　合作制，合作社社员入股分红，我们原业说的集体经济主要指这个。后来，地方政府拿线办了大集体，是乡政府等所有，不是中央政府所有。那是几千人、几万人所有，大集体又成了小全民。对群众财产关系仍是虚的。对这些大集体财产的管理支配上，乡村干部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起初政企不分，也起了些好作用，也要肯定。因为搞起一个企业，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呀。合作制是小生产、小业主的合作。它的特点是以人为单位合作的，也包括入点股在里边。从合作运动史看，1870年有一个新的发展。英国的穆勒，他的《名学》很有名（严复翻译的），他还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在经济学上，这个人也有贡献。经过穆勒为首的一批人的奋斗，使合作社得到一个“有限责任”的这么个立法保证。原来合作社是无限责任，社员风险很大，难以承受。到了20世纪，西欧合作社竞争不过股份公司，西方有个材料叫《失败于股份公司》。因此有一部分人又主张使合作社也要成为股份公司。美国有一部分人要求允许合作社发行股票（封闭式的）。经过奋斗，大概到1976年，美国法律允许合作社发股票，可以在纽约上市。但是持股人没有投票权，只有合作社社员有投票权。以后又发展了，到现在有了创新学派，无克林顿顾问班子的一把手、二把手，他们感到美国劳资关系紧张，影响到生产力提高。不及日本（终身雇佣制）、德国（让工作参加监事会，搞社会市场经济）的做法。因此，有一部分人主张股份制要加合作制，变成股份合作制。原业股份制只按资分配不够，也要按劳工分配。只按一股一票不够，也应该有一人一票。前边提到的崔之元，他对中国的股份合作制评价很高，认为是根植于中国深厚土壤的制度创新，具有世界意义。世界上都有研究这个问题，即按资分配+按劳分配。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未变，而它的有些经济活动、结构、机制等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它遇到许多矛盾，要想法解决，以延缓它的生命。

　　当然，我们的股份合作制下存在不少问题，如谢华同志讲的，某些乡村干部公私不分，变成他们的家当等等。这原来是“大集体、小全民”留下来的问题，需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加以引导，逐步来解决。要看到，群众对股份合作制有积极性，正是在探索解决上述问题呀！总之，对股份合作制这个新生事物，不要过早地轻视它，甚至于禁止它。国内有些人说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不科学，不规范，是过渡形态。因此有人主张要把它向股份制过渡，有人主张向合作制过渡。崔之元在文章中讲，你们好讲规范，如果是指所有制要向西方规范，而西方如今好如今也没个统一规范。美国向德日学，德日向美国学，在所有制问题上，说不清楚有个什么统一的国际规范。反过来，国际上正在研究中国的经验，可能中国的做法是个新的规范。你们要的规范，究竟是什么规范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有同的搞法，也在变化嘛！你向谁规范？现在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法国人著的，叫《资本主义对资主义》；一本是美国人著的，叫《头碰头》。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学家正在打架，没有统一的规范。蒋一苇在职工主体论中讲到：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式，有些要按国际惯例行事，犹如国际体育比赛，要按国际比赛规则进行。不同的是运行形式要经过运行的载体来实现，两者载体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的载体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客体。这是二者不同的地方。犹如国际体育比赛，规则是一样的，但运动员、体育队。与资产主义国家不一样。我觉得蒋一苇讲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