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长贾古玛：担心很难继续我们成功故事

　　1999年7月，担任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新加坡外长贾古玛教授（Prof S. Jayakumar）在这次会议上面临着一个双重困境：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使用了一些“吓唬的手段”，试图让他修改主席声明中她不喜欢的一个段落。而就在同一场东盟地区论坛的会上，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也向他施压，希望他删除大会议程中的南海问题。”

　　时隔16年，贾古玛教授旧事重提，是希望以此显示，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会经常遭受来自“大块头”的强力手段，这也成为他的新著《座上宾或盘中餐—一本新加坡回忆录》（Be At The Table Or Be On The Menu - A Singapore Memoir）这一形象书名的注脚—要么成为座上宾，要么就只能沦为盘中餐。

　　资深外交官贾古玛教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立场，安静地、但沉稳地解释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应该特意去挑衅或者触怒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需求和压力可能是在短期内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来，我们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我们坚守可信的、有原则的立场的信誉将遭到了重创。”

　　新加坡的这一策略让其长期以来得以在中美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游刃有余，担当调停者或联系人角色。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破裂。同时，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又抛出“两国论”。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陷入紧张。

　　就在这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分别会晤了唐家璇和奥尔布赖特。李光耀向美方提出，美国对中国有敌意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另一方面，李光耀对中方建议，他们应该继续借鉴美国在市场、科技和金融领域的做法，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

　　数月之后，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双边协议。

　　新加坡在中美之间的居间调停由此可见一斑，而从1994年到2004年间执掌新加坡外交部的贾古玛教授正是这一策略的实际操盘者。《座上宾或盘中餐—一本新加坡回忆录》是他继2011年推出《外交—新加坡的经验》（Diplomacy - A Singapore Experience）后，出版的第二本著作。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说，这本新书不单是一本“充满怀旧情怀的个人回忆录”，它也“提醒我们国际局势的残酷现实”。“作为小国，新加坡永远必须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但长久下来，我们进展不俗，人们已没意识到今时今日的新加坡仍很容易落入刀俎鱼肉的局面。”

　　强大的法律背景对于贾古玛教授从事外交工作如虎添翼。

　　贾古玛教授1939年8月出生于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出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代，他进入政坛，出任过外交部长、律政部长、内政部长、劳工部长、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副总理和国务资政等职务。

　　贾古玛教授在律政部担任要职时曾参与多项对新加坡影响深远的关键项目，包括修改新加坡宪法，设立非选区议员、集选区和民选总统等制度。

　　他在内政部服务的12年间，曾处理过震惊新加坡的新世界酒店坍塌事件及新加坡航空SQ117班机遭劫持事件。

　　自1980年当选国会议员后，贾古玛教授在新加坡政府部门服务逾30年，与李光耀建立了深厚的工作关系。

　　2011年5月新加坡大选后，贾古玛教授和李光耀一起退出政坛。当年的大选，虽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继续获胜执政，但60.14%的得票率创下新加坡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之最低。这一现实也让执政党深思。

　　2011年5月19日晚9点18分，贾古玛教授给李光耀发了一封私人电邮，向李光耀致谢，他并未期待能收到回复。

　　不过，2个半小时后，晚11点50分，他收到了李光耀的回信。李光耀在回信中形容贾古玛为“忠诚和坚忍的同志”。

　　李光耀称：“我的工作完成了，现在我必须确信由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团队来服务丹戎巴葛（1955年，李光耀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身份首次参选，以78%的得票率赢得丹戎巴葛区议席，就此展开从政生涯，一直担任此职直至他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记者注）。跟以前相比，我们处在一个更复杂的环境中。”

　　落款是：“你永远的，光耀”。

　　2015年3月，李光耀病逝。而这一年，新加坡将迎来建国50周年和一场关键的选举。

　　《座上宾或盘中餐—一本新加坡回忆录》封面。

　　小国外交要灵巧、敏捷、有创造力

　　澎湃新闻：　　您新书的名字“座上宾或盘中餐”非常传神，您是怎样想到用这样一个短语来形容新加坡面临的局势的？

　　贾古玛：　　在早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我曾经使用过这个短语。我希望用一个能够简洁地概括小国面临的困境的书名：我们能够轻易被吞噬，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创造力，要成为一个能够被邀请到桌上的相关方。

　　贾古玛：　　我从1994年1月到2004年8月担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考虑这个地缘政治现实。国际外交是被大国主导的，面积和力量越大，影响力就越大。在这一并不友好的环境中，小国面临的持续挑战是如何成为一个相关的玩家以及怎样创造出经济和外交的空间。小国一定要灵巧、敏捷、有创造力。

　　小国要成为玩家要依赖这个国家如何表现自己，以及如何让它自己对其他国家有用。新加坡在诸如小国论坛、东盟地区论坛、亚欧论坛等机制方面是有帮助的。

　　新加坡还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可以成为其软实力的来源。

　　首先是我们经济上的成功。这在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失败国家或者逐渐衰落的国家，很难成为国际或地区舞台上的玩家。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新加坡在缺乏石油、天然气和农业资源的情况下仍然能取得经济成功表示尊敬。

　　其次是我们的治理模式，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推崇并且希望效仿。

　　新加坡的经济成功和有效治理对于新加坡的软实力贡献良多。新加坡合作项目（Singapore Cooperation Programme）就是新加坡软实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一项目始于1992年，目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在这一项目下，来自170多个国家的超过10万名官员在诸如公共管理、经济发展、港口管理、民用航空和水资源管理等各种领域受训。受训者来自全世界，很多来自亚洲、南亚和东亚国家。

　　这为新加坡赢得了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国家身居高位。我记得我对南非的一次访问。当我来到外交部长祖马(Nkosazana Dlamini-Zuma)办公室时，她微笑着说：“欢迎你，让我给你介绍两位新加坡同胞！”她指的是她的两名曾经在新加坡受训的官员。她说他们“永远对你可爱的国家唱赞歌”，这也是她开玩笑说他们是“新加坡同胞”的原因。

　　新加坡外交政策还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管理与两个主要大国—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维持与这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符合新加坡的利益。不时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出点状况，需要小心管理。

　　首先就是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应该怎样定位自己。我经常被问道：如果美国和中国有严重的分歧，新加坡站在哪一边？我不认为美中关系是一个零和游戏。当然，在某些领域肯定会有竞争，但也会有合作的地方。经常会有争议和分歧。如果争议事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我相信我们的立场会以我们的国家利益为考量。依据具体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有时会与美国一致，有时会与中国一致。很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无论他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都总是会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样美国和中国都会得出结论，我们的立场是基于对我们国家利益的考量之上的，而且我们的立场是贯彻的和有原则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他们试图向我们施压，以让我们采取或者改变立场，但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时候。就美国而言，比如，1999年7月，当我担任东盟地区论坛主席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使用了一些吓唬的手段，试图让我修改主席声明中她不喜欢的一个段落。在同一场东盟地区论坛的会上，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也向我施压，希望我删除大会议程中的南海问题。2004年，我们也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他们希望我们取消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对台湾的私人访问。

　　这只是一些例子，显示出作为一个小国，我们会经常遭受大块头的强力手段。在所有这些例子里，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立场，安静地、但沉稳地解释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应该特意去挑衅或者触怒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这并非和某个具体国家选边，而是关乎维护我们的独立和主权。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需求和压力可能是在短期内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权宜之计，但长期看来，我们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我们坚守可信的、有原则的立场的信誉将遭到重创。

　　未来20年世界增长重心在亚洲

　　澎湃新闻：　　作为外交部长，您在过去几十年里目睹了亚洲的发展。可以说，亚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但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是冲突的风险。您对亚洲未来的评估是什么？

　　贾古玛：　　在未来20年，增长的重心—贸易和投资，主要都会在亚洲。我们这些亚洲国家要抓住这些机会，就需要有一个稳定和和平的环境。竞争和一些紧张局面在所难免，但我希望亚洲国家可以对此进行管控，避免争议或者冲突的升级。

　　澎湃新闻：　　您曾经成功地处理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白礁（Pedra Branca）领土纠纷。这一纠纷最终被提交给国际法院，2008年，国际法院将白礁主权判给新加坡，结束了新马两国长达30年的主权之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什么同意把这一争端提交第三方来解决？

　　贾古玛：　　通过将其提交国际法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能力解决白礁的纠纷。这是因为两国领导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一个单一议题损害整个双边关系，因为在整个长期关系中，有更多东西更重要。

　　贾古玛：　　其他的领土争端是否能够通过诉诸第三方或者司法途径解决，要看具体的背景和有关国家的态度。有些国家或许会拒绝第三方介入解决，因为时机把握的考虑，或者因为争端还没有升级到所有其他途径都被穷尽的地步。

　　同样，虽然你认为你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但并不能确保就会获胜。有时，人民的政治氛围不允许你走这一步。这些消极的因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亚洲的一些领土争端依然非常棘手，难以解决，比如中日钓鱼岛争端、日本和俄罗斯围绕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同样，再想想在南中国海如此之多的重叠声索吧。我相信，所有的声索国一定已经得出结论，那就是没有法律裁决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声索国甚至还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武力上的优势来实现实际控制，以此来实地维护它的声索。

　　中新关系的未来是光明的

　　澎湃新闻：　　2015年是新加坡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5周年。在这25年里，两国关系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您对中新关系的未来有何预期？

　　贾古玛：　　我虽然已经不再是内阁成员了，但我依然能注意到，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多年来越来越密切，现在非常广泛、深入和具实质性。

　　两国之间有频繁的高层交往、强劲的经济合作和热络的民间交流。2013年和2014年，新加坡是中国的最大外资来源国。2013年，中国成为新加坡的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在东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而且，中新之间的三个主要双边平台—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新加坡领导力论坛，中国-新加坡社会治理高层论坛—显示出双方对中新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新的两大旗舰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也日益强盛。双方正在讨论在中国西部地区建设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除了在商业、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外，人力资源方面的发展也持续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支柱。从1990年代开始，接近50000名中国干部和官员已经通过各种项目访问了新加坡，就与双方有关的话题交换意见，包括社会治理，住房政策，教育和法治。

　　尽管今年是中新建交25周年，但两国现代的关系其实开启得更早。1976年，时任总理李光耀首次访华。随后，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访问新加坡。这些访问为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奠定了基础。

　　我了解，我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领域，包括智慧城市发展、食品安全和高科技创新，已经建立了一些企业牵头、政府支持的项目，比如中新广州知识城、吉林食品区、新加坡-四川创新科技园、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

　　金融服务业成为双边合作的一个新亮点。新加坡支持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改革。新加坡在2013年成为人民币清算中心，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成为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的试点区域。从2014年10月开始，人民币与新加坡元实现直接交易。

　　我知道双方正在就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紧密合作，这是双边经济关系的基石。我们应该确保中新自贸协定能够互惠互利，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所有领域拓展和加深经济合作。

　　当中国刚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新加坡就是一个早期支持者，因为我们看到了亚投行在支持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和促进可持续增长方面的潜力。作为创始成员，我们将和其他创始成员一起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一个具有极高治理标准的可信赖的机构。

　　中新关系的未来是光明的。我对中国的发展潜力很有信心。一个成功的中国有利于整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随着中国继续发展，中新之间的互利合作也会有更大的空间。

　　今年8月，新加坡会接任东盟-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我们期待与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的同事们一起合作，鼓励区域一体化，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双赢合作。

　　担心很难继续新加坡过去的成功故事

　　澎湃新闻：　　2015年也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您亲历了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也目睹并参与了新加坡的发展。您认为新加坡这50年来吸取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有哪些？

　　贾古玛：　　我退出政坛已经有几年了，我现在75岁，目睹了新加坡在重重困境中的成功。和很多我这一辈人一样，我深深希望新加坡继续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成功国家。一些知道我正在写这本的书的密友建议：请不要说教！他们还说，别把这本书弄得像一个人民行动党部长的演讲似的。他们说，新加坡人对于那些反复陈述已经厌倦了：我们多么小，多么脆弱，别把我们的成功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儿，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云云。

　　或许是这样，但我们确实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能够让新加坡的成功故事继续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我猜有些人会批评我在说教。也有些人会说我听起来像人民行动党的部长。我不会就此道歉。人民行动党政府本身就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不认为新加坡会失败，意思是我们不会在某一天发现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窘迫的处境，以至于必须爬回去重新加入马来西亚，或者绝望地祈求国际援助。然而，我们能否设想，新加坡慢慢从第一世界滑落回第三世界？诚实的答案一定是：是的，这确实可能发生。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那些繁荣的国家和城市开始停滞，下滑，然后衰落，腐败—从威尼斯、热那亚和罗马帝国，等等。

　　我访问过斯里兰卡和缅甸。这些国家老一代领导人追忆说，在1950年代，他们的国家都很繁荣。他们提醒我，斯里兰卡曾被称为“东方之珠”。他们带着一丝留恋说，在那时候，新加坡希望效仿他们。他们哀叹，他们的国家衰落了，现在是他们希望效仿新加坡。当我回忆起这些对话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辉煌和成功过的新加坡会否发表同样的评论？

　　我列出了一些新加坡成功的核心原则和政策。它们由李光耀和第一代新加坡建国领导人创立。这些关键原则和政策是我们成功的要素，是我们社会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为大部分新加坡人熟知，但我们也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无法继续高标准地贯彻实施这些原则和政策，我担心很难继续我们的成功故事。

　　这些原则是：任人唯贤，在所有重要领域选拔有才干和正直的人；多元文化，种族、宗教和谐，务实的语言政策；正直，清廉；追求卓越；国防、安全，法律与秩序；不断适应、创新，开辟新天地。

　　澎湃新闻：2011年大选，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虽然再度蝉联执政，但得票率却创下独立以来新低。显然，新加坡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剧变。而且，2015年3月，被认为对新加坡有巨大影响力的李光耀先生病逝。在您看来，这个国家未来的挑战是什么？贾古玛：　　政治总是有其涨落，无需否认新加坡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现在更具挑战性了。这不仅在新加坡发生，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跟其他国家一样，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给治理带来了新的调整。政府面临着压力，行动要更迅速，回应批评的速度也要更快。新媒体也会不成比例地放大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大多数还是会保持沉默，这会造成主次颠倒。社交网络的匿名属性也让谎言甚至是诽谤的话出现，并且无需承担后果。

　　在这种新的政治气候中，我有两点关切。第一个关切是优秀的、有能力的人才是否会挺身为国家服务，尤其是在像议员和部长这样的政治领导层。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会因为担心在社交网络上被攻击或苛责而退缩吗？在每个层级都有有能力的人是新加坡成功的最重要方面。

　　我的第二个关切是，新的政治气候是否意味着政府很难再推行必要的长期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一些不满和政治代价。当我们都在谈“新常态”的时候，事实是，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因为我们面积小又缺乏自然资源。新加坡现在所享有的成果很多是归于之前的政府有能力采取有远见的、长期的战略决定。我相信核心选民也支持这些措施。我今天的担忧是，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核心选民，在没有迫切的紧急情况和危机的情况下，在政府作出长期决定的时候会支持它们。如果没有，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政府必须迎合民粹，只为赢得下一次的大选下功夫，而无法聚焦长期的挑战。

　　在国际方面，老的问题依旧，新的挑战正在袭来。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可能会威胁地区稳定。我们不是声索国，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在国际水道航行自由的利益。我们怎样应对新兴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中国对本地区的国家采取越来越强势的手段，新加坡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个独立和有原则的立场？

　　当然，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基本的民生问题是选民最操心的—生活开销、医疗体系、房屋、交通、教育、对长者的照顾，等等。但是，新加坡人也应该确保他们将票投给有能力的领导人，能够安全地带领新加坡在剧变中的国际和地区版图中行进。

　　法治关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平衡

　　澎湃新闻：　　您本人是学法律出生，在从政的时候也与法律打交道。不可否认，法治对于新加坡的成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同时，新加坡也面临管制过严的批评。这二者可以兼得吗？

　　贾古玛：　　在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我必须和法律、秩序和安全问题打交道。11年后，当我担任国家安全统筹部长的时候，我又要处理国家安全问题。

　　我和其他内阁部长不时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这种批评说新加坡没有遵守人权或者法治。美国国务院在他们的年度人权报告中对我们没多少好话说，尽管他们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进步。类似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这样的组织也发布他们的报告。有时当我们依照内部安全法采取安全行动时，我们会被这些组织批评侵犯人权或者不遵守法治。

　　我相信这些组织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确实有政府在侵犯人权，需要被曝光。但我不赞同的是，有些组织和政府坚持将他们自己的标准、价值观和看法强加给他人。我一直认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做法。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抽象地去看待法治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践行法治，不可能有一套普世的处方。这些问题必须要依照每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来解决。

　　在一些领域确实会有一些普世的约定，比如，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容忍谋杀、强奸或者盗窃个人财产。同样，必须要有正当的程序处理这些案件，这一点也有普遍的共识。比如，一个被指控的人通常只有在经过法定程序在独立法官前过堂后才能受到惩罚。

　　但在很多其他领域，并没有普遍的共识。很多要依赖于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法治并未阐明这种平衡一定是什么。每个社会怎样达至这种平衡必须因其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最终，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到这种正确的平衡来实践法治，以达到好的治理。

　　在追求这种平衡时，像新加坡这种亚洲社会通常更重视集体的广大利益，在西方社会，这种尝试倾向于更强调个人权利。很难去批评哪种做法错误或者表扬另外的做法正确。

　　当然，这些做法不应该为那些独断专行、随心所欲的政府提供借口。有一套支撑法治的核心基本准则，每个社会有应遵循。这包括司法独立；不被随意逮捕的权利，以及在被捕后有公正审判，除非在紧急状况或者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样人民才可以改变政府；个人安全的权利。

　　因此，法治关乎一种平衡，政府和公民都对此感到舒适，同时还要考虑到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

　　比如，新加坡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和惩罚制度，以确保新加坡为公民和外国人提供安全的环境。对于那些试图扰乱种族和宗教和谐的人，我们会严厉对待。这个做法让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凝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它强化了我们的社会结构，为国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确定性和框架，也让我们成为无论是工作、居住还是访问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国际上，我们的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也得到世界银行的肯定，作为一个前英国殖民地成功实现廉正和高效的范例。我们接待了很多外国访客，来研究我们的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澎湃新闻：　　新加坡此前一直称“任人唯贤”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未来，如何继续享受任人唯贤带来的红利，但同时又避免造成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贾古玛：　　任人唯贤的意思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只要他有能力并且愿意努力工作，都有机会实现他的潜力。政府会为所有的新加坡人创造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教育，那些有天资但经济能力不足的人会获得奖学金和援助。

　　这是我们治理体系的基石之一，并将一直如此。我到访过很多国家，在那里，关键职位的任命、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分发都取决于你是否认识对的人。人们要么有对的联络人，要么就必须给那些对的人提供相应的回报。

　　2014年底，我遇到一个国际仲裁机构的高级官员。她非常惊讶地得知，新加坡的律政部长（K. Shanmugam）、首席大法官（Sundaresh Menon）、总检察长（V K Rajah）和副总理（Tharman Shanmugaratnam）都是印度裔。她问道，怎么会这样？毕竟新加坡的主要人口是华人。我的回应是，这正是任人唯贤制度在新加坡的一个绝佳示范。

　　如果没有任人唯贤制度，不仅我们无法找到有能力的人来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我们的人民也会失去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信心。他们不会尊重决策者，也不会对他们的政策和决定抱有信心。

　　澎湃新闻：　　但如今，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他们也有了社交网络。他们还想要更多政治上的权利。您对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乐观吗？

　　贾古玛：　　对于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悲观。我从政界退下后，特别重视和年轻的新加坡人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他们对待一些问题的态度和像我这样的老一代非常不同，他们也会有自己的不满和牢骚。但我深深体会到，他们对于自己是一个特别的国家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如果我的这个评估是正确的话，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李光耀是一位完美的绅士

　　贾古玛：　　我的第一个评论是，李先生是一位完美的绅士。他很重视与年轻的政务部长们定期中午餐叙，比如我和杨林丰（时任新加坡交通及新闻部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这是他更好了解我们的一种方式。这些午餐一般都是在总统府进行，有时是我们两个，有时一对一。我们会在他办公室门外见面，然后他会和我们一起走到餐厅。他总是自己开门，坚持我们先进去。当总统府的侍者端来食物时，他总是坚持先给我们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他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第二，他关心内阁同僚的福祉。我有一位年轻部长同僚，有段时间因为他的部门的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导致他与媒体及选民关系紧张。李先生很担心他压力过大，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和这个人很熟。当我说是的时候，他请我劝导这位年轻部长应该从容对待这些事情。李先生请我注意观察他是否还应付得来，并且建议他和家人到海外休息一下。我被这种来自总理的关心感动了。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他忠于职守。1982年10月28日，李显龙的第一位太太在生下第二个孩子三周后去世。很显然，整个家庭因为丧痛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夜晚。第二天下午，我们按计划要举行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很多人在想，总理会不会露面。他不仅准时出现，而且主持了会议，对所有的文件进行讨论。他的眼眶有点红，有点疲劳，但没有丝毫流露出一个父亲必然感受到的悲痛和创伤。

　　只有在正式的讨论结束和内阁秘书离开房间后，他才开始谈论这个令人难过的事件。他没说太多，只说显龙会有一段艰难时光。他还说孩子有白化病。他希望我们尽可能支持显龙。他没说太多。我无法不感到佩服。我想，通过现身主持会议，李先生向我们发出信号，不管面临任何私人创伤和挫折，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的职责。

　　第四，看到他和夫人那么亲密，让人十分感动。2008年3月1日到7日，李光耀夫妇最后一次一起出访海外，目的地是沙特阿拉伯、巴林和迪拜。我和太太也有幸同行。让我震撼的是他对李夫人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比如，我们要在迪拜机场停留2个半小时，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李夫人很疲倦。李先生自己去照料她，给她拿最舒服的靠垫和枕头以便她可以小憩一会儿。当她一个人去洗手间的时候，李先生不高兴，轻声责备她。他还责怪助手让李夫人在没人陪伴的情况下一个人去洗手间。

　　最后，让我来谈谈一个常见的迷思—李光耀不容忍反对意见，在内阁为所欲为。他确实立场坚定，有时也会不耐烦。他一旦采取行动的时候，他希望能迅速贯彻到底。但是，我一直发现他很客观。如果某项政策或者决定出现了一个具说服力的质疑，他也会倾听，反思，甚至会修正他的最初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