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谈写作：古典小说 江南经验

　　被称为“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从252部入围作品提名出十部长篇小说，最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摘得桂冠。

　　五位获奖作家中，王蒙，河北人，李佩甫，河南人，格非，江苏丹徒人，苏童，江苏苏州人，金宇澄，上海人。五位中，江南作家占了三位。翻看前八届的奖项得主，像本届这样的情况，是第一次。

　　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人们又说，任何偶然性中总蕴含着必然性，我们无意用地域性为文学、为茅奖进行任何人为区分，说什么“南方作家的春天”这样的噱头，但对于这三位江南作家的写作天地，总有好奇心。江南的潮湿水汽，是怎样滋养了他们的文学气质?

　　我们只说三篇：“江南三部曲”，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到当下，一路挥洒，描绘一百年来中国南方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桃花源的精神轨迹与困境;一部《繁花》，沪上人情世景氤氲点染开来，渐渐扩散成一幅海派人物风俗图志;别忘了还有《黄雀记》在后，江南小地方上的小人物，他们的逼仄和压抑究竟往何处释放?

　　我们采访了三位江南作家，请他们谈属于自己的文学灵感，得到的关键词有这几个：古典小说、传统汉语 、江南水土。也许，南方之魅，就藏在古中国深处。

　　格非：古典小说是我写作的养分

　　以前我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就说过，得了奖很好，我尊重评委的眼光。我花了那么多年写这个“江南三部曲”，能够得到评委一致认可，当然很高兴，这对我今后继续进行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不得奖也不代表你写的书就不好。

　　我当下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完成了一半，它的上卷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的《收获》上发表，这段时间一直在闭关写作小说的下半部，今年底之前可以写完。可以透露一下，这是一本描述我自己在老家度过童年直至长大成人的个体经验记录，不过用虚构体裁写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和读者直面这些经验，至于非虚构写作，我暂时并无兴趣。

　　这么多年读小说，读下来还是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妙不可当，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体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我是情有独钟的。我的个人创作从古典小说里找到了非常多的养分。中国是一个极有历史感的国家，但当下的人们对历史的淡漠意识正在蔓延，我觉得要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变迁，读历史非常重要，而章回体小说的来源其实就是史传类作品，比如《左传》，如果你要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的起源，不去涉及史传类作品是不行的。等我完成了这个长篇，我还是会继续钻研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中去。

　　金宇澄：《繁花》的辨识度：传统汉语小说

　　《繁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它的扩散效应。虽然它是一部吴语风貌的小说，但我并不是想推广沪语，所以我会对《繁花》进行语言上的反复改良和沟通，一句上海话，一句普通话，这样铺成开来。

　　刚出版时就得到了很多非上海读者的喜爱，之后不断得到印证，都是外地朋友给我打电话过来表达自己对《繁花》的喜爱，我记得写作圈最早给我打电话的是叶弥和朱文颖，后来各大小说排行榜上榜，南方的华语文学传媒奖啊等等，陆续都来了。

　　我的初衷是，把《繁花》写成一部不是上海人也能看的小说，我以前在东北生活了8年，我看多了上海和外地的隔阂与误解，很多是由于语言引起的。在当下写作普遍用普通话进行的境况中，文学的个性在消失。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文本个性是尤为重要的东西，这和我做文学编辑有关，每天要看大量的小说，如果我自己写小说也按照大家写长篇的套路进行，没有什么意思。要建立文学的辨识度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义。我自己也会鼓励很多作者，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考和对话，乃至构建文学创作，那样会形成一个鲜明的文学特征。

　　我记得去年湖南作家田耳来上海，见到我时说，“老金，你提倡’文学要有辨识度’这套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年，那你自己也写本书让我看看什么叫做’辨识度’”?《繁花》出来后，他说，“我买账了”。所以我作为一个文学编辑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写给作者看的。《繁花》其实是“旧瓶装新酒”，看起来是旧式话本的底子和框架，实际上它的内容是新的。这是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说要概括它的辨识度，我会说《繁花》就是一部传统汉语的小说，非常中国化。当下，我们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教育，在西化熏陶下的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却冒出来了这样一本传统的汉语小说。汉语从“五四”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毛尖说我的小说没有“的”这个普通话产生的助词，她原以为我写上海必须要用很多“的”，但最后并没有。这就是本土的文字语言的特征。

　　而我所说的传统，其实是指传统话本，或者说是“话说”，就像旧式苏州说书先生，不论是宋元还是近代的小说都是话说体的，《繁花》就是有这样的底子。

　　苏童：水土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

　　我对短篇小说的喜爱，在不同场合已经表达过很多遍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终极野心，不会是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就可以满足的，而通常会是一部完美的长篇小说。我也不能免俗。长篇小说给我带来的痛苦和困惑，都是就过程而言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受难，不可能是享受。短篇小说的劳作过程比较短暂，瞬息而过的东西比较多，不像长篇的创作，持续三年肩膀上挑着一副非常重的胆子，这个苦难你是必须受的。

　　长篇小说又是一次朝圣之旅，路途漫长，苦痛相随。你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大昭寺，都是终极之地，把这个概念幻化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终极之地就是那一部你还未完成的完美而抽象的作品，这是我写长篇的意义。写短篇，我享受的是轻盈的过程，这些年我这么喜欢写短篇，但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的“野心”还没有实现，即使《黄雀记》得了茅奖，我的野心还是没有实现，我不认为它是完美的，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完美的长篇在招呼我，所以我一直断断续续在写，但一直不满意，所以目前这些还只是一堆文字而已，不是一部作品。

　　我和格非非常熟，我在苏州长大，但我父母的老家和格非的老家之间就隔着一条江，我和格非很近，血缘上几乎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笑)。以往茅奖得主确实比较多都是北方作家，但这次茅奖得主里江南作家有三位，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巧合，但是大家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水土也会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

　　南方的文学气质是一种缓慢的滋养人的过程，江南文化中蔓延性的东西在塑造一个作家的文字气质。《黄雀记》就有一种忧郁的南方气质，讲述了一群“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罪与罚”，但这样的主题是我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自己后发概括的，并非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而写的小说，只是在总结时，发现了用陀翁的两部作品正好能够概括了《黄雀记》的主题。

　　新京报记者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