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是如何编写和审定的？
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宪法，彻底改变了战前政府对于言论的管制政策，在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和采用上，也进行了很大的改革。
根据日本1947年发布的《学校教育法》和《教育基本法》，民间人士（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可以自由组成编写小组，根据文部省修订过的《学习指导要领》（每10年颁发一次）来编写各科的教科书，编写好的教科书拟交由各个出版社出版。一般来说，日本教科书每隔4年就会重新编写一次。不过，要成为学校采用的教科书，还必须经由文部省（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文化部与教育部组合的部委机构，后改称文部科学省）大臣的审定，在获得通过后，才可以被列为各学校的教科书。
文部大臣的审定，并不是由大臣一个人来逐一审定，而是从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中选拔若干人员，组成教科书审定调查会，与文部省调查官共同参与审定。被审定的教科书、作者和出版社信息都会被隐去，也可谓是匿名审查，最后经文部大臣咨询审议后，决定是否可以作为教科书。审定通过后的教科书，就可以在出版物的左上角或右上角标明“中等学校（初中）或高等学校（高中）某某科目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教科书”的字样。
不过教科书采用与否，文部省并不具有决定权，其决定权在每一个都道府（日本中央政府下辖47个都道府）或下一级的市教育委员会（都道府以及下一级的市町村都被称为地方自治体，其行政首长均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因此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甚至是每一所学校，由他们来决定是采纳A还是B或C。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鼓励民间编写者和出版者的自由竞争，能够拿出最受欢迎的教科书。
在内容上，其他科目的教科书相对而言争议较小，只是涉及日本既往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因其叙述内容每每牵涉到中国和韩国，不仅在日本国内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还影响到国际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日本历史教科书如何讲述历史？
日本右翼教科书事件曾引起热议。至于日本一般历史教科书如何叙述历史，是否存在重大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搜集到所有的教科书，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只能根据我目前所收集到的五种历史教科书来进行一个粗略的论述，也许是管窥蠡测，但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历史教科书对相关历史叙述的基本面貌。限于篇幅，我的叙述主要集中在近代中日关系领域。
我手头现有的教科书是：由茨城大学教授佐佐木宽司等11名大学教授、高中教师和编辑撰写的《高等学校日本史A》，2014年清水学院出版；由早稻田大学教授外园丰基等7名作者编写《高等学校日本史A》，2014年第一学习社出版；由千叶大学教授三宅明正等18名作者撰写的《高等学校日本史A》，2014年东京书籍出版，这三种均是日本近现代通史；由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历史博物馆馆长协田修等16人撰写的《高等学校地理历史科用日本史B》，2014年实教出版社出版；由立教大学教授老川庆喜等14人撰写的《高等学校地理历史科用详说日本史B》，2014年山川出版社出版，这都是最新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以我个人有限的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知识而言，上述五种教科书在述及中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的部分，基本上还比较客观，但对于比较敏感、尚存在争议的内容，则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甲午战争：“文明与野蛮之战”的说法被彻底否认
我们先来看看甲午战争的部分。
清水学院版教科书的叙述是这样的：“日本在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即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署的《江华岛条约》—引述者注）的特权下，进入了朝鲜的经济领域，在朝鲜的权益上，与原本是朝鲜宗主国的中国出现了对立。……1894年5月，在东学党领导下的农民，以‘斥倭斥洋’为旗帜举行了起义。应朝鲜政府的要求中国出兵进行镇压，作为与中国的对抗，日本也出兵朝鲜，7月，日中两国终于进入交战状态，8月1日，日本向中国宣战，于是日清战争爆发。……日军在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辽东半岛的战斗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在黄海海战中击破了中国的北洋舰队，1895年，战争以日军的压倒性胜利结束。同年4月，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与中国的全权代表李鸿章签署了媾和条约《马关条约》，据此条约，中国对日本允诺：1、承认朝鲜的独立；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3、支付赔偿金2亿银两（相当于当时的三亿一千万日元）；4、同意另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对日本开放。”（第82-83页）
这里没有提及日本是借中国出兵之际，蓄意挑起事端，有计划有预谋地发动这场战争的事实，更丝毫没有触及1894年12月日军在旅顺口登陆后对当地军民的大肆残杀。不过当年日本朝野大肆叫嚣“这是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战争”的说法，在如今的教科书中已被彻底否认。
第一学习社版的叙述是：“1894年，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镇压。中国根据天津条约向日本通知了出兵的消息，接到此通知的伊藤博文内阁，向朝鲜派出了军队。在朝鲜政府和农民军取得了和解之后，日本依然不撤兵，伺机与中国开战。这年7月日本与英国签署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后，从中获得了力量，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逼迫朝鲜进行内政改革，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向中国军舰发起了进攻。8月，向中国宣战，日清战争爆发。战争在日本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进行，1895年在马关举行了媾和会议，签署了《马关条约》。”（61页）
这里提到了清水学院版没有述及的两点内容，第一是日军武力占领了朝鲜王宫，这是一个严重侵犯朝鲜主权、恣意践踏朝鲜王室的野蛮行径，这与当时日本宣扬的要帮助朝鲜摆脱对中国附庸国地位、促进朝鲜的近代化改革的冠冕之词是背道而驰的；第二是承认了日军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是日本挑起了战争的事实，较之清水学院版，这更接近事实本身。不过，这里依然没有丝毫提及旅顺屠杀的事实。再来看一下实教出版社版本的叙述：“1894年，以对抗西学（基督教）为主旨的朝鲜东学派人士为主体的农民们，谴责日本和欧美的侵略并对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表示不满，于是举行了起义（甲午农民战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镇压。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为名目也出兵朝鲜，并要求朝鲜政府进行内政改革。日本的这一强势举动引起了朝鲜政府和中国的不满，彼此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7月23日，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25日偷袭了中国的海军，8月1日正式宣战，日清战争爆发。”（254页）
我个人觉得这一版本的叙述相对比较符合史实本身，所有进攻性的举动，都是日方发起的，这要比战争时期日本朝野喧嚣的舆论要冷静客观得多，这是二战以后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努力的结果。
“ 九一八事变”：日方的说法仍是“满州事变”
作为近代日本史的东京书籍版本，其第三章第三节的标题是“走向军国的日本”，倾向性很明显，在同一章的第一节中，日本趁一战之际占领山东半岛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举动，也被定性为“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我们所称的“九一八事变”，日本所有的教科书还是延承了战争刚爆发时日本朝野普遍使用的“满州事变”这一称谓。
东京书籍版的叙述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陆军尤其是关东军，认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性’，日本正处于危机之中，计划将满洲（中国的东北部）从中国的主权中分离出来，将其置于日本的势力之下。1931年9月18日夜晚，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炸坏了奉天郊外柳条湖的满铁铁路，嫁祸于中国军队，借此发起了军事行动（满洲事变），十五年战争开始了。关东军在满铁沿线发动了进攻，翌日占领了奉天。对于这一事态，若槻内阁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关东军无视这一决定，开战后半年内占领了满洲。”（124-125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九一八事变”看上去似乎是关东军的几个参谋鼓捣起来的，实际上却是对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的具体实施，与日本政府对华、尤其是将中国东北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的既定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关东军在未得到中央、尤其是天皇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这次军事行动，照理是很严重的越权行为，是所谓的“侵犯（天皇）统帅权”的犯上作乱的行为，论军法当处以严刑，然而事实是，策动战争的所有责任人都未受到任何惩处，反而在国内赢得了英雄般的喝彩，核心人物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不仅未受到处罚，反而在1936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升任内阁陆军大臣，1939年担任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
上述教科书的叙述，是日本对“九一八事变”的主流解释，受此影响，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几个参谋的暴走而导致的局部行为，这一认识显然还是很不充分的。
南京大屠杀：对事实有基本承认
对于“七七事变”导致的对华全面战争，东京书籍版的教科书如此叙述：“近卫内阁成立后的1937年7月7日，，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日军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卢沟桥事变）。政府虽采取了战争不扩大的方针，但内阁不久决定向华北派兵。8月，日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日军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将战争扩大了（日中战争）。……虽然受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但日军在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中地区的主要城市之后，占领了首都南京，这时，发生了包括杀害了许多中国平民在内的南京事件。”（128-129页）
对于南京大屠杀，没有更详尽的叙述。山川出版社的版本的叙述与上文大致相同，但在“日军不断投入大量兵力，于年末占领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句末加注如下：“南京陷落前后，日军在市内外反复展开了掠夺和强暴行为，杀害了许多中国一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俘虏（南京事件）。”（353页）
第一学习社版本对于日军占领南京的叙述是：“在日军占领南京之际，杀害了许多中国人，发生了掠夺、放火、强暴行为。关于南京大屠杀（南京事件）牺牲者的人数，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有20万人以上，严厉追究了日本方面的责任。”在人数后加注说：“关于牺牲者的人数，有认为十几万人，有认为4万人左右，说法不一，但正确的人数并不清楚。另，中国方面认为有30万人。”（115页）历史学家秦郁彦， 29岁时曾以颇为严谨的学风撰写了颇受好评的《日中战争》一书，他在1986年初版、2007年增补版的《南京事件》中，经过对当年日本军人战地手记等第一手文献的研究考证，认为被屠杀者的人数在4万左右，但他觉得这并不改变屠杀的残暴性，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内对中国国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害，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对超过百万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国的侨民不仅没有施行报复，反而允许他们回归祖国。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对日本方面原来有准备的战争赔偿也未要求，对这两点恩情，如果是知晓当时情形的日本人，是绝不能忘记的。也许是忘却这段历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资料的行为，公然声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纠缠于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四十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缺乏良知良心。”
当然，日本确实有“缺乏良知良心”的历史教科书问世，即由西尾干二等撰写、2001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和由藤岡信胜等编撰、2009年由自由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我都仔细阅读过，但手头不存，暂时无法展开论述。问题是，这两种书均获得了文部省的审定，出版后也有一部分地区和学校采用，虽然采用率还不到2%，但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两种教科书的编写者认为日本大部分的历史教科书（包括我上文引述的诸种教科书）是“自虐的历史观”，该教科书与我引述的教科书内容大相径庭，丝毫感觉不到近代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历史脉络，极力淡化日本对外的侵略行径，用这样的教科书教育学生，将贻害无穷。好在，本文中提到的五种教科书，依然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主流，它的采用率远高于《新编历史教科书》，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也凝聚了战后一大批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尽管它还存在着若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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