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第一书店往事：汪道涵胡道静们当年怎么买书

　　那些年，读书人看起来模样似乎都差不多：着一身灰的、黑的、蓝的、绿的，或者卡其色的干部服。（图片由汪耀华提供）

特殊的书友 普通的书友

　　但凡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学人、读书人，都不会忘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中的学术书苑。如果一件事情可以唤起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并且能够在忆者们的心中漾起一圈圈、淡淡的感恩的涟漪，或许是时候找个应景的日子，把往事折腾出来一起晒晒了。

　　“谈学术书苑，你算是找对人了。当年，我可是常客。”记者拨通了几位上海学人的电话，电话那边的回答像台词那样如出一辙。

　　如果一件事情可以唤起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并且能够在忆者们的心中漾起一圈圈、淡淡的感恩的涟漪，或许是时候找个应景的日子，把往事折腾出来一起晒晒了。拂去时间流逝留下的轻尘，那一代学人所走过的甜中有涩却不平凡的路程，清晰可见。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是一个出版市场空前繁荣的岁月，却不想学术著作反而成了那块洼地，出书难、找书难，买书更难。那张互联网还没“织”成的日子里，似乎读书人做学问的空间也少了一个维度。即便领域内专家，对于相关专著的出版信息也无法全面、及时掌握。如此时空背景下，学术书苑作为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店中店”，方寸之间只做学者、学问之“媒”，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找书、读书、买书，甚至卖书的所在。谁说书店只好静悄悄？关于作品、学问的交流，甚至争论，在这里从不稀罕。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万里眼中，“学术书苑为那个年代的学者推开了一扇窗”。

　　学人的书苑 书苑里的学人

　　那些年，读书人看起来模样似乎都差不多：着一身灰的、黑的、蓝的、绿的，或者卡其色的干部服，胸前口袋别上一两支钢笔，手提一个或许已经磨花了边的皮包。说到这只皮包却也不尽然，来学术书苑看书，人们时常会遇到一位“瘦得要命”的长者，耄耋之年，佝偻携杖，要么手中空空，偶尔提着一个牛皮纸包的小包裹。一排排书架之间，老人家左顾右盼。新店员第一次见他，不免都要产生“盯紧一点”的想法。说到这段轶事，当年学术书苑的负责人严仲麟哈哈大笑：“那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古文献学家、科技史学家胡道静老先生。一来二去，店员们渐渐与老先生相熟，知道他喜欢科技类的书籍，每每有国外科技专著的译本到店，都会先帮他留一本。点滴关照，却让学界泰斗自感无以为报：“你们给予我的服务我很感动，别的我也没什么好帮你们的，如果将来你们需要评先进，需要我来推荐一下的话，尽管和我讲。”

　　真正的读书人果真只求“读书”。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杨岂深先生比胡道静先生还要年长4岁。同样瘦削身形，却精神极好，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每次出现，老人家都穿着那套洗得泛了白的西装，扶着手杖踱步而来。一进门，工作人员总是先帮他搬把椅子坐下来，休息片刻。人们都说读书人清高，杨老先生却不介意把“穷酸”挂在嘴边：“你们这里有很多好书，可是我囊中羞涩，没法买。”工作人员不解：“您可是大教授，何来囊中羞涩？”杨老先生不急不缓地将话匣子打开：“我太太是不工作的，只靠我一个人的退休金。吃饭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这把年纪总归要吃点补品，太太偶尔看病也要花钱，又没得报销。我向来最怕老友、学生海外归来，他们送我一点礼物，我总归要请人家吃饭吧。”言辞质朴，坦坦荡荡。由于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杨岂深先生来得不似他人那么频繁，不过一年总归来上几次，每次势必要待上一两个小时，翻阅外国文学理论与美术理论译著。于是，见了杨教授大家都知道—先生是来“读书”的。

　　一直以为学人多嗜书，逢有用之书必入，直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老师道出其中玄机：那个时候，常常下午三点多学校上好课，陈子善就会从华师大出发，乘公交车一路晃过去，大概傍晚时候就可以到达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里转上个把小时，总归能碰上一两册“不能释手”之书，付款、走人，时间刚刚好回家晚饭。但是，绝不是每本可用之书都要买，“一来藏书要精，二来买书也要受经济条件制约”。遇到只是用而不必藏的书，陈子善会在学术书苑翻个大概，晚些再去图书馆找找，借来一用便是。

　　囊中羞涩不碍做得一身好学问，一掷千金者绝不用书资衡量经典的价值。原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年纪较胡道静先生轻两岁，却是另一番气质。一日，陈先生阔步挺进书苑，扔了两厚叠钞票共计两万元在学苑柜台上，然后就不见了踪影。那个年代，万元户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存在，陈老先生这阵势硬是吓得一个小营业员寸步不离地守在柜台边。老先生在书架间轻踱，但凡遇到中意的书，手指轻点书脊，示意紧跟其身后的店员：“一样一册。”店员抽出了一本封面有些破损的书，满是歉意地表示可以尝试去库里找一本新的，不料陈凡挥了挥手：“不碍事的，书是看内容的，又不是看封面的。”选毕，这边工作人员热火朝天地算钱打包，那边陈先生慢条斯理给他的欧米茄手表上着发条，抽起雪茄来—文人模样却也难掩十足“霸气”。

　　店员们都喜欢陈先生这种连破了“相”的书都不介意的顾客，却也得陪着笑脸给选书如赏雕塑般的读者。有一位搞艺术的翁姓长者，挑书几近严苛，工作人员见到他没有不怕的。老先生书架上看中一本书，是从来不会拿回家的，势必要从仓库“挖”出一本崭新的才行。但这只是个开始，新书要平躺置于桌面之上，老先生围着这本书正面看、侧面看、前面看、后面看，俨然是在端详一个雕塑作品，这也仅仅是第二步。肉眼看好了，翁先生不紧不慢拿出一把尺子，量一下书名两端到封面底线的距离是否一致，那神情就像木匠一样一丝不苟。站在一旁的店员小陈实在看不懂：“翁先生，印刷厂里一刀切出的册子会有两样吗？”翁老先生两眼微眯：“切也有切的讲究。”

　　老先生选书不差毫厘，年轻学人买书记录人生历程。但凡新书入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都会在扉页上简短记录购书的时间、地点等主要信息。1992年5月18日上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傅杰结束了华师大博士生考试的最后一门科目，下午便直奔学术书苑买了赵吕甫《史通新校注》与《容肇祖集》。同年9月7日，作为“新生”抵校报到，次日便到学术书苑，买了《汪辟疆文集》、张舜徽的《清儒学记》与尼釆的《论道德的谱系》。傅杰那本裘锡圭先生的论文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扉页上，分明记了“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购于学术书苑”。

　　念书苑，忆故人，有一个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老市长汪道涵。1987年，学术书苑的匾额正是出自汪老之手。

　　有人说，汪道涵是一个张弛有度、运筹帷幄的领导者；有人说，汪道涵是一个业绩彪炳、受市民爱戴的政治家。然而，在学术书苑，他只是一位学识渊博、学养极深的饱学之士；只是那个儒雅谦和、慈眉善目，不脱知识分子本色的长者。

　　担任市长期间，汪道涵平均每个月都要登一次学术书苑的门。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不似先前那般忙碌，老先生几乎每周都要造访。后来，身体状况不如从前，直到生病入院，汪老至少每月还是会来次书苑的。汪老博览群书，关注经济理论译著，喜爱艺术，尤其是京剧，京剧的名角轶事他基本都是要读的。据书苑文史组组长陈政观察，对于汪道涵而言，来书苑淘书、买书，似乎更多是一种休息，怡然自得，乐于之中。

　　一次，严钟麟将机械工业部出版社出版的译著《价值工程》推荐给他。汪老道谢后只是说了句：“这本书我已经有了。”后来老严偶尔翻阅这本书时才发现，此书的审校正是汪道涵。另一次，老严向汪老推荐明末清初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汪老笑答：“不用了，我有清刻的线装本。”

　　回想起老市长，工作人员除了钦佩与尊敬，更多是感恩。1993年，书店所在的商场计划改建为集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东海商都，享有“远东第一书店”美誉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面临着关门歇业的危机。30岁出头的陈政绕不来这股劲：“堂堂中华商业第一街，怎能没了书店呢？少了文化氛围，读者该怎么办？”

　　陈政掐指一算，时间差不多了，汪道涵真就来了。执拗的小陈向老领导请教。汪老听罢，浅浅一笑：“书店要不要搬，不能听你的，也不好听我的，应该听听更多学人的意思，毕竟这个书苑是属于大家的。”那个岁月，没有学人离得开书苑。小陈求助于经常来书苑的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上海社科院历史学家唐振常两位先生。两人欣然撰文呼吁，很快刊登在《解放日报》的读书版上。后来，文章经由汪老秘书之手放在了两位副市长的办公桌上。同年9月，陈毅铜像落成那天，市领导的巴士路过南京东路，领导同志们谈及东海商都的改造项目，汪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了句：“改造是好事，但是不能没了文化。”大概就是这一句话引起了车上诸人的共鸣。于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保住了。其实，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不久，北京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也遭遇了同样的挑战，后来也是参照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办法得以保全。

　　学术圈与官场似乎向来不大搭界，陈子善对此也深信不疑：“我平时能见到的当官的，最大就是我们校长、党委书记了。却不想能够在学术书苑那么近距离地接触到老市长汪道涵。”陈子善记忆中，至少有三四次与汪道涵邂逅于此。有时，汪老一个人挑书，有时旁边会陪同一位年轻人，料想大概是秘书。据陈子善判断，老市长和自己一样，也是这里的常客—大家走进书苑，都是径直朝特定的书架迈去，汪老多在经济、哲学、历史区域徘徊，而陈子善自己只关心文学。显然，对于书苑的图书陈设，大家都了然于胸。学者是羞涩的，年轻学者更是青涩的，绝不会打扰老领导读书，瞄上几眼后就只顾看自己的文学理论了。“汪道涵翻书的样子很随意，举止投足透着儒雅，一看就是肚子里有学问的人。”几十年过去了，陈子善依旧觉得汪道涵是官场里的“自己人”。

　　“那我还在学术书苑遇到过吕正操将军呢！”另一位当年常去书苑的读书人说。老严证实了他的说法：“确实，将军至少来过两次。一次特地来寻《适园丛书》，不巧此书尚在出版过程中。每次将军驾到，都是两三辆车同进同出，夫人随行，很是气派。”

　　选书水平高下映射出的是读书人学养的高低，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能够与汪道涵看中同一本书，至少说明眼光不错。1991年，美国汉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译者为林同奇先生。一个周末，还在华师大读书的杨扬又来翻书，惊喜地看到这本汉学学术论著，爱不释手。数了数架上一共5本，于是准备全部拿下，回去与同门分享。谁想工作人员告诉他，这5本书是为汪道涵所留。年轻博士的眼中，好书有缘相遇总归要有个结果，哪管对手官阶几何。“那就分我一本吧！”拗不过爱书之人的拳拳之心，经营者只得偿其所愿，即便那时杨扬还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于是，我硬是从汪道涵手中抢得了一本。”言语间似乎有种别样的得意。后来，这本书也就成为了杨扬师门内传阅的“孤本”。

　　至此，也仅仅是在学术书苑种下了一个“因”。15年后，杨扬去哈佛燕京访学，因难忘先生的译著，他专门带了妻女登门拜访林同奇先生，并带去王元化先生的问候。“六月的阳光下，波士顿近郊，在那到处是森林、草坪的地方，漫无边际地神聊各种话题。”当年抢了汪道涵一本书，不想十几年后却结了一段“忘年交”，这大概才是“果”。

　　以书会友 因书结缘

　　一本学问再高深的书，碍于厚度、限于字数，总归是有边界的。如果能够由书及人，或遇良师，或结益友，再或幸得知书美眷，件件都是幸福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张荣明的家就住在南京东路、河南中路路口，出了家门右转，沿着南京东路溜到新华书店只要3分钟时间。那时，张荣明还在工厂做工，由于特殊原因，领导特批他每月只上5天班，其余时间“你去读书”。于是，每天一早一晚他都会钻进学术书苑，翻翻书、聊聊天。张荣明自诩：“全上海没有读者比我更熟悉那排排的书架。”

　　一天，张荣明同往日一样走进学术书苑，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先生正手捧《集量论略解》，出神地读着。这本因明学的典籍向来读者寥寥，这位慈祥的长者或许就是知音。于是，张荣明凑了上去：“我知道这本书译者的近况。”读书被人打扰，老先生似乎并不动气，闻声抬眼，惊讶地打量眼前这个20几岁的“毛头小子”。于是，两人便从印度因明学聊到了藏传佛教，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张荣明索性邀请老先生及其同行的小伙子到家里做客，分享自己的四壁藏书。

　　老先生大名叶笑雪，善甲骨文，通佛教，是时正在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对于张荣明而言，叶先生亦师亦友，两人的忘年之交持续十余载，直到老先生过世。张荣明一直称先生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由于两人研究领域不同，叶笑雪对于张荣明的提点并非体现在具体的学问上，而是为其引荐了更多可以请教学问的师长。正是叶先生的“撮合”，张荣明先后结识了同为书苑常客的胡道静先生与王元化先生。1987年，张荣明的首本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出版，序言作者正是胡老先生。“前辈学者对于后学的提携使我终身难以忘怀。”时至今日，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张荣明感慨依旧。

　　上世纪90年代，学术书苑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批港台学术专著，“隐秘”在柜台后面，但这丝毫不妨碍大家取阅。实质性的门槛不是柜台，而是价格，一本书近百元的定价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一次，大多数人只能是来“读书”的。麦仲贵的《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曾让虞万里爱不释手。那个年代，几十块钱足以让年轻学者与喜爱的书擦肩而过。不过，只要心中留下念想，总归还有再续前缘的机会。前几年，虞万里到台湾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再见《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终于带得一个影印本回家。

　　讲起学术书苑，较其他学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语气中多了几分“珍惜”。那是一段关于学术理论的温馨故事：“当时，我还在北京读书，学术书苑是我太太，那时还是我的女朋友带我去的。”1982年，江晓原的女朋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九江路上的黄浦区政府工作。午休时间，她常常一个人走过几个街口去学术书苑读书，古典文学著作总能牵绊这位年轻姑娘的脚步。每每寒暑假到来，江晓原就跑回上海看望女友，于是，学术书苑便多了一对同进同出的“学术”小情侣。

　　1984年，江晓原与女友成婚。可这时距离江晓原博士毕业还4年时间，于是这两年的寒暑假这对小夫妻便过上了“居无定所”的新婚生活，不过兜兜转转都在学术书苑左右。夫妻二人去家具店买了套人家拆散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写字台，外加一个方桌，放在妻子单位的仓库一角。每次假期到来前，妻子去问单位借间房，等江晓原回来了，骑着黄鱼车把自家家具从仓库一角送进“新居”。两个月后，还是那部黄鱼车又把家具送回仓库一角。周而复始，下个假期依旧如此，只是换了间房住住。不过总归跑不出山东路、浙江路几条马路，去学术书苑最是方便。平日里，妻子上班，江晓原就泡在学术书苑消磨时光。虽然是研究天体物理出身，后来转向科学史，江晓原酷爱文史著述，这点并不与妻子相左。在学术书苑，但凡见到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的各种笔记排印本上架，江晓原见一本收一本。

　　1988年，江晓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如愿回到了上海。从北京带回的几大箱书，加上妻子的“嫁妆”，统统搬进了陆家嘴妻子分得的一房一厅里，嗜书的人终于有了藏书的地方。“我们家的书房基本建设以文史典籍为主，很多都是那个时候在学术书苑买的。”

　　早在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定价72块，可当时江晓原的研究生津贴每月只有46元。读书要紧，可一日三餐也是停不得的，只好作罢。在学术书苑再见这本地图集时，江晓原不禁狂喜。他紧张地瞄了眼定价“240元”，顿时找到了失而复得的幸福感—这一次，那只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为书找读者 为读者找书

　　讲起30年前的学术书苑，虞万里就像在说自家的书房：“那时我在陕西南路上班，没事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去学术书苑翻书。”作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辑，虞万里能将1978-1980年全国所有文史哲著作的书名背下来，自认为无敌于天下，直到遇到当时学术书苑的老严。每每到了书苑，老严总是坐在书苑唯一的一条柜台后面勾着目录，时不时拿着一叠《社科新书》《科技新书目》《上海新书目》跑过来，指着其中一行，言辞恳切地问：“万里，这本书怎么样？”

　　老严不耻下问是出了名的，自己不是专家没关系，请教专家就是，一来二去也就成了半个专家。每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全国各地地方版的图书目录雪片般地洒过来，老严把目录塞进麻袋，拖回宾馆，三个通宵，勾勾选选。

　　开门做生意，总要有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如何定义“学术专著”的范畴？这涉及学术书苑的定位问题，也是在学者的帮助下慢慢厘清的。当时，考虑到经济指标的问题，书苑也进了一批大专、大学的教材，如《中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史纲要》等。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冷鹤鸣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个两三次，既然是老朋友也就直言不讳了：“学术书苑不要引入统编的高校教材，因为这些教材谈不上是学术专著，还会冲淡书苑的学术气氛，同时占用了资金。”80年代初，全国文科、理科、工科的高校教材加起来有近万种，光是文学史的教材就有近百种，不可深陷其中。况且，学者来学术书苑选书，是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教材内容似乎浅了些。老严想想有理，欣然接受了冷教授的建议。

　　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本好书出版，得到这个讯息和买到一本都远远不如今天来得方便，幸亏有老严在中间折腾。一天，老严和往日一样在柜台后面盯着目录，一位皮肤黑黑、个子不高、学者模样的中年人直奔他走来，虽是常客，却叫不上名字，他把一本《自然辩证法》杂志递给老严，指着一条广告—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这本好书你知道吗？作者普利高津就因为这个‘耗散结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流行病的爆发、社会的动荡、经济危机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理论预测的。”老严一听，知道是本好书，即刻写信去出版社订书。一进就是四五百本，果然一销而空。当然，书到了自然先帮那位先生留了一本。

　　学术书苑卖书，向来不用等书上架。墙上两块板，写满了新书的征订信息。预订者不需付清书款，只要给5分钱，一张明信片上写好地址之类的信息就算预订成功。广而告之的同时，又做了市场调查，使得经营者对于书籍销量有了个大概的估量。80年代是朦胧诗的黄金岁月，“鼓吹手”严钟文一路摇旗呐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四川大学调至深圳大学工作，出发前严钟文来到学术书苑转一转，一见到墙面上层层叠叠的新书推荐卡片，严钟文诧异了，坐下来一口气写了100张卡片，还禁不住感叹，“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书呢？”

　　严钟麟为读者找书，甚至找到了别人家的“书房”，但好心却没能办成“好事”。一次，老严拦住正在书苑翻书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钱玉林，问他是否愿意将自己那本《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让与另外一个苦寻许久的学者？对方愿意出30块钱。钱玉林面露难色：“我确实买过的，但一时不知道放在哪里。”30年后，钱老仍不后悔当时的推托：“我要30块钱干嘛？书让出去了，就再也不能派用场了。”

　　有人写书，才有书可买。可惜很多学者呕心沥血所著的书，出版社肯出版却不肯发行，更没有书店肯卖，只好藏于自家床底之下，而其中不乏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想想也让人心痛。学者们都知道老严识货，就跑来请他帮忙。把书从床底下请出来，搬来一两百本放在学术书苑寄售，售出后老严按75%的比例与作者结算书资。截至1994年，学术书苑销售作者寄销书250种，共计25000册。

　　学术书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店中店”，却在全国学人中间声名远播。90年代初的一天，一个北方汉子来到书苑，个子不高，浓郁的西北口音。原来，此人叫吉春，是位史学家，1989年4月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由三秦书社出版。他此次上海之行就是冲着学术书苑的口碑来的，上门推荐自己的作品。行家翻一翻，心里便有了数。老严当即请吉春将带来的书留下，此后靠邮寄补货，每次100本，卖出后汇钱过去。单单这本书，学术书苑就帮吉春销掉了800本，很受读者好评。

　　开张之初，老严就定下了一条铁律：但凡与学术无关的，学术书苑决不染指。可是，学术书苑经营15年，唯一一次破例却也是老严所为，为的是一位素未谋面的西部诗人—昌耀。昌耀的诗歌扎根于土地，诉说饱经沧桑的情怀、博大的生命意识，很受读者欢迎。然而，1986年《昌耀抒情诗集》出版，却销量不佳，老严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写昌耀的文章，说他生活拮据，“连抽一包飞马牌香烟的钱都没有”。大概是文人相惜，老严主动写信给青海省作家协会，表示愿意销售《昌耀抒情诗集》。很快，昌耀回信表示感谢，并随寄来50本诗集。虽然不及学术著作动辄几百本，甚至几千本的销量，相信千里之外的这份惦念也足以温暖一个诗人不安的心，夜深人静时为他点上几根飞马牌香烟。后来有西北来的客人，老严还是会打听昌耀的近况。听说诗人生活状况好转，老严也就长舒了一口气。

　　老严卖诗集，学术书苑的读者却不买账，此举看似欠妥，不过反过来想想，也不至于那么糟糕。至少可以印证学术书苑专业书店的定位是明晰的，读者群体是纯粹的。

　　凡事都有例外。进了学术书苑的门，文艺评论家、《文汇读书周报》创办人郦国义更多是冲着学术动向信息来的。要摸清学人近来关注啥？跟老严聊聊“谁买了什么书”就一清二楚。

　　学问可以探讨 卖书还管售后

　　人家的书店静悄悄，唯独学术书苑常常怎样也静不下来。不论出自象牙塔的学人，还是民间的高手，进了学术书苑的门，胳膊往柜台上一撑，大家围了一圈，便开始“论道”，有时一“吵”就是三四个小时，“赤裸裸”地交换自己对于学问的理解。虽然没有今天“沙龙”的时髦名称，少了佐以咖啡、甜点的优雅，但探讨的内容却是货真价实。难怪张荣明会感叹，“今天，如果能让我再碰到这些人，我就睡在那儿了！”

　　贾同亮先生是复旦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员，已近古稀之年，满头白发闪着银光，讲起话来中气十足。老先生平素没什么开销，只是爱读书，所以工资基本都转交了书苑。贾先生雷打不动，每个星期六都会准时现身，经常一买就是几百块钱。虽然头上没有顶着“家”的头衔，一生事业只是为了教孩子们遣词造句，但是这并不动摇老先生极深的古典文学功底。陈政每天迎来送往，这点门道还是看得出的。看到年轻的店员喜爱读书，贾先生发自内心高兴。大概是出于老师的职业习惯，就是留了句“如果你们在古典文学历史方面有什么疑问，大可以找我探讨”。

　　一次，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带了一批学生来买二十四史。没多久，这位老师又回来了，说要换一本《史记》，因为书后面“表”的部分人名印颠倒了，存在印刷错误。二十四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中华书局属于国家一级出版企业，产品质量通常是非常讲究的，校对水平全国一流，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呢？陈政查阅了架上所有的《史记》，发现每本皆是如此。

　　这时，陈政想起了贾先生那句话，于是，就候着周六贾先生大驾光临。贾先生到，听了陈政提出的问题，似乎也被难住了，表示自己确没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先生把“问题”之处誊抄下来，答应回去帮忙查阅。两天后，贾先生如释重负地回来了，他首先问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被告知是复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后，贾先生嘱咐“不好说这个问题是我解答的，仅供参考”。然后手一伸从身旁的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书架上抽出一本《史记志疑》，熟稔地翻到其中一页，指给小陈看：古时候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非正常死亡者，名字就倒写。老先生治学之严谨，令陈政心服口服，同时年轻人心中不免窃喜“自己没有看错人”。后来，教授来了，陈正如实转达。但此后，这位教授却再也没有来过书苑。学术书苑处理的“售后”问题，远远不止这么一桩。钱玉林曾在书苑买了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吴嘉纪诗笺校》，由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整理校点。后来钱老到学术书苑闲聊时说起：“这本清代著名诗人的集子选题好，可惜校点者删去了其中好几首以‘节妇’、‘烈妇’、‘孝子’为题材的诗。这种随意删节古籍的做法，很不可取。”钱先生认为，诗人赞颂的尽管是宗法时代的思想意识，但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妇女的悲惨命运，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史、妇女史的宝贵资料。如果按此标准处理，明清诗文著作势将体无完肤。听了钱先生的慷慨陈词，老严还真的操持起了售后服务的活计。他请钱先生写成书评，然后代为转交《上海古籍书讯》发表。后来钱先生在此类典籍中果真再没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没想到老严的办法还真行得通，确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

　　谁说作者只管写书，邂逅自己的作品于书架上，那感觉大概只有他自己才会懂。旅美文学家蕫鼎山先生来到学术书苑，惊喜地在书架上看到自己讲述文坛轶事的《天下真小》。后来董先生在《新民晚报》发表文章，诙谐记道：“我跑遍北京、上海，终于在学术书苑找到，天下真小，我出了大名，感冒都好了。”

　　学术书苑自其前身“文史哲学术专著柜”1981年底设立算起，到1996年随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一起退出历史舞台，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15年，但在那一代学人、读书人的记忆中，却是难以磨灭的。香港学者金耀基先生在介绍剑桥书商台维的文章《剑桥一书贾》中说：“剑桥的书香，是靠像台维先生这样的人播送的，我们如要想建立文化的金殿，也需要像台维先生这样爱书、敬书，又喜欢把书的尊严、书的快乐带给别人的书贾。”如果把文中的剑桥换成上海，台维换成学术书苑，相信也是妥帖的。

　　本文发表于8月2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文汇学人”的微信订阅号是“wenhui_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