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活够了。”山西盂县西烟镇,张先兔虚弱地躺在土炕上,嘶哑地低喃道。相比如今重病缠身的煎熬,那段几十年前的回忆更加令这位89岁的老人痛不欲生。张先兔是从70年前日军侵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之一。在昏暗破败的小屋里,张先兔讲述了日军破门而入将她强行抓走的痛苦回忆。
在张先兔15岁那年,日本士兵闯入她家抢夺食物,而她却因缠足而未能成功逃走。在炮楼里,张先兔受到非人折磨,每天都遭受日军的轮奸。
从1995年起,山西先后有16名慰安妇问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如今,健在者仅剩张先兔一人,且身体状况堪忧。
郝月连今年88岁,在17岁时被日军强行带走,在20天里遭到多次强暴。患有白内障郝月连如今生活在太原的家中,她的脚正在接受静脉治疗。她拒绝观看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因为日军的画面会使她感到害怕。
郝月连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印有婴孩的海报。她的养女表示,失去生育能力是她一生中最大的伤疤,家人认为这和她在战时的不幸遭遇有关。
今年93岁的郝菊香在15、16岁时被日军掳走,被迫成为慰安妇。她希望日本政府道歉,但家人认为,“她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郝菊香现居山西武乡县故城镇,与二儿子相依为命。二儿子白天要上班,她通常独自一人待在家中。
山西武乡县故城镇,84岁的任兰娥坐在屋内,床上的箱子里装着她为自己准备的寿衣。在她15岁时,被日军抓走强迫当做慰安妇二十多天,母亲用大米和面粉将她赎回。后来,任兰娥结了婚,育有三儿一女。
任兰娥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她与家人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但至今未得到帮助。
2011年12月14日,韩国市民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简称“挺对协”)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设立了象征慰安妇的受害女性铜像“和平碑”。铜像高约1.2米,造型为一名坐在椅子上的10岁少女,直视前方。“挺对协”每周三都在使馆前举行集会,支援在日本殖民时期被强征为随军慰安妇的韩国女性,呼吁日本政府进行道歉与赔偿。
韩国的Kim Bok-dong在展示其画作《一位14岁少女被掠走的那一天》,她通过艺术疗法来缓解精神创伤。根据她的回忆,1940年她被抓进慰安所,工作日每天被迫为约15名日军提供性服务,而周末的服务人数则超过50人。如今,她住在“Our home”,一个由NGO运营、为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提供全面照顾的机构。她选择站出来,将这段尘封的历史公之于众,不再因感到屈辱而选择沉默。
报道称,日本政府坚持认为慰安妇问题已根据1965年签订的《韩日请求权协定》从法律程序上得到解决,并通过成立“亚洲妇女基金”等人道主义方式解决问题。韩国市民团体和慰安妇受害人则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明确道歉和赔偿,并承担法律责任。2014年,韩国女性家族部宣布,拟为分布在韩国、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日军“慰安妇”记录申遗,进一步让国际社会意识到“慰安妇”问题的严重性。
韩国已有238名曾是“慰安妇”的受害者在公众面前分享了他们的惨痛经历,所有的幸存者都获得了政府的经济资助。目前,仅有47名受害者依然健在。
山西民间调查员张双兵,在刘面换的墓前鞠躬。受害者刘面换已于三年前去世,张双兵在墓前大声说:“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赢得诉讼,讨得公道之日,一定会再来看您”。
山西盂县西潘乡二战中的慰安所如今已杂草丛生,日军曾在此处囚禁了至少50名妇女。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料,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众多,其中中国籍女性约有20万人。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战乱、疾病和固有文化观念造成的舆论压力,我国境内愿接受访谈的幸存受害者只有120多人。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能确认的幸存者已不到20位。
“慰安妇”制度幸存的受害者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惨痛经历,也随之风化为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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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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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活够了。”山西盂县西烟镇,张先兔虚弱地躺在土炕上,嘶哑地低喃道。相比如今重病缠身的煎熬,那段几十年前的回忆更加令这位89岁的老人痛不欲生。张先兔是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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