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女生参与反“恐同教材”维权后被出柜

　　大学女生参与反“恐同教材”维权，被转发给了父母。

　　调查显示，90本高校相关教材，约40%仍视同性恋为病态。

　　秋白，20岁。性别女，爱好女。

　　圈内人教她，对至亲出柜，得“细水长流”才能“水到渠成”。于是，她不时变换着阳刚的造型，晃到妈妈面前。

　　留了五年的一尺长发，咔嚓剪成披肩发；

　　再剪成齐耳短发，最后干脆理成长寸头；

　　格子衬衫帆布鞋，不穿胸罩；

　　……

　　头发精短，妈妈赵玲看着倒也清爽。只是这个年龄不穿胸罩，她觉得女儿有点怪。“穿着不舒服。”女儿答道。

　　妈妈更不知道，女儿还参加了一项公益维权活动—反对大学教材污名同性恋。

　　在举报、上访、申请信息公开一一被拒之后，作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三学生，秋白向法院起诉教育部。始料未及的是，秋白说，学院把一则转发给了她的父母，导致她“被出柜”。

　　“像平静的水面突然扔进一颗重磅炸弹，炸了。”

　　认识“我”

　　“按照教材的说法，既然同性恋是病，就是可以治愈的。”

　　查阅学校图书馆的心理健康书籍，是因为遇到了难以启齿的困惑。2014年6月，期末考试期间，秋白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一名女生。

　　“只要跟那女孩儿说句话，那种感觉就很好。”旁敲侧击，有没有男朋友了？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她非常失落。

　　迷茫，恐惧。秋白怀疑，是否跟小时候常常跟男孩一起玩闹、勾肩搭背有关，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同性恋。

　　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求助于校图书馆的馆藏书籍。2014年夏季，期末考试结束后，她借阅了《心理健康教程》（2003年版）和《咨询心理学》（2013年版），这两本书都是某出版社出版的教材。

　　《心理健康教程》一书，把同性恋与异装癖、恋物癖归为一类统称为性变态，属于人格缺陷；《咨询心理学》则把同性恋与恋童癖、恋兽癖、恋尸癖划成一类，属于性指向障碍。

　　看完教材后，秋白说，她一度认为自己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是一名变态。她偷偷地看了一名心理医生。医生分析认为，她是一名正常的同性恋。

　　《咨询心理学》书中还提及，同性恋是可以治疗的，主要方法有性意象转移到异性、电击和呕吐治疗的厌恶疗法。

　　“按照教材的说法，既然同性恋是病，就是可以治愈的。”秋白说，彼时迫于困惑和压抑，她希望能够得到治疗变成异性恋。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好朋友“燕子”，对方立即提出强烈反对。在借书的同时，秋白偷偷参加了一些同性恋社团，本名彭燕辉的“燕子”是这个圈内的名人，现为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总干事。

　　“同性恋不是病，更不需要治疗。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常识。”彭燕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早在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精神医学会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系统中删除；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会证实，性倾向改变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而在中国，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修订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也将同性恋剔除，使得中国至少三千万同性恋不再属于病人。

　　2014年2月，彭燕辉曾“卧底”接受重庆心雨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的“同性恋矫正”电击治疗，随后将该咨询中心告上法庭。2014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判决彭燕辉胜诉。

　　该案被称为中国同性恋“扭转治疗”第一案。判决书认定，“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咨询中心承诺可以治疗属虚假宣传”。彭燕辉认为，法官“觉悟”很高。

　　“同性恋需要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也是最压抑痛苦的时期。”彭燕辉说。

　　参加同志讲座，和圈内人多次交流，到2014年9月，秋白确定认识了自己，“我是一名正常的同性恋”。

　　2009年6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广东首对公开身份的大学生同志情侣。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灾难”

　　父母打电话问，“在北京吗？”

　　和彭燕辉反电击治疗一样，秋白也决定有所行动。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这样阐述动因：“恐同教材”对自我认同期的同志形成误导，让他们以为是一种病而寻求治疗，这些错误会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痛苦。

　　2015年3月19日，秋白和另外四名同学来到省教育厅门前，递交举报信，举牌抗议，“拒绝使用含同性恋错误内容的教材”。

　　没有跟上国家标准的教材不止那两本。2014年8月，公益组织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对同性恋的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90本教材，均是2001年后出版，约40%的书本把同性恋视为病态变态—这其中超过50%还赞成对同性恋进行“扭转治疗”。

　　秋白认为，之所以存在这么多“恐同教材”，“主要原因是教育部门监管上的失职”。

　　举牌结束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辅导员联系秋白，希望她不要再参加类似活动。秋白也向辅导员表示，自己没向爸妈出柜，不要告诉家长。

　　不久，省教育厅责成出版社给秋白回函。回函称教材内容无错误。秋白并不满意。

　　此后，她去信访、送锦旗，到法院起诉，约请图书馆馆长和校长吃饭，向教育部申请信息公开。

　　包括异性恋在内的10名学生签署联名信支持秋白。身披彩虹旗参加2015届毕业典礼向校长出柜的中大毕业生万青也给学妹加油鼓劲。

　　不过，在这个“圈子”里，不同的组织对于行动的尺度看法不一。在某同性恋社团成员、大学生刘夏看来，秋白的行动方式显得过于激进，“我们更倾向温和维权，举办学术沙龙、电影沙龙、交友互动，向同学们科普。”

　　2015年8月14日，作为大学生的秋白，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方式：起诉教育部“行政不作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这一诉讼。

　　这给她带来了“灾难”。秋白说，8月18日，学院将“某高校一女同性恋者起诉教育部”的新闻转发给了她的父母。当天中午，父母给秋白打电话问，“在北京吗？”

　　住在另一座城市的两人匆匆赶到女儿学校所在地。当日下午，秋白父母与两名辅导员、院党委书记一同吃饭。秋白认为，正是院方把新闻发给父母，并在饭局上暴露了她的性取向，导致“被出柜”。

　　8月25日，对于事件的具体情形，秋白的两名辅导员均拒绝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演技派”

　　“我们中国没有Gay。”“俄罗斯也没有Gay。”

　　8月21日，一所外语外贸大学老师崔乐第一个实名发文支持秋白，方式很特别—公开出柜。

　　“恐同教材”，作为老师的崔乐深有体会。2013年夏天，崔乐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所考课程包括一本2009年版的《高等教育心理学》。这本书将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应该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改变病态行为”。

　　好在这次考试没有考同性恋，让他得以“潜入”了教师队伍，“如果考的话，我绝不按照教材的答案写，就算拿不到分数。”崔乐说。

　　“每个同性恋都是演技派，把自己隐藏在自我审查的阴暗里。”秋白的举动，让崔乐觉得，再也不能为自己的无动于衷找理由，更不能让一个学生独自承受全部压力。

　　在过往的日子里，这种自我审查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同事给崔乐介绍女朋友，他连连称好又以工作繁忙婉拒，生怕别人看出他的“异端”。

　　2013年9月，崔乐开设了一门通识课《语言与性别》。第一节课后，一名学生问他，“你见到一个同性恋不害怕吗？”崔乐不予解释，敷衍过去。

　　曾有一名女生向崔乐出柜。她问，“老师你也是吗？”惊慌失措的崔乐予以否认。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课堂几乎场场爆满，尤其自打请同性恋到课堂分享后。

　　“爆满正说明了性别教育的匮乏。同学们就像看动物一样，终于见到一个活的Gay了。”崔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4年6月，崔乐被派往俄罗斯进行对外汉语交流。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对同性恋友好的国家。2013年6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宣传同性恋的法案，违者将遭到处罚，被称为“反同法案”。

　　在俄罗斯，崔乐不敢使用同志社交软件，不敢提Gay。只有一次，他听到了关于同性恋的表述。

　　课堂上，一名汉语志愿者教俄罗斯学生读汉语拼音gei，发音像英语Gay。俄罗斯学生哄堂大笑。

　　“你们不要笑，我们中国没有Gay。”这名志愿者说。

　　“俄罗斯也没有Gay。”一名俄罗斯学生回答。

　　“俄罗斯以前没有Gay，现在有了。”另一名学生补充道。师生笑声一片。

　　两年的俄罗斯对外交流，崔乐只待了一年。刚回国两个月，就赶上秋白被出柜，崔乐觉得，该有老师站出来说话。既是为秋白，也是为他自己。躲躲闪闪的生活，他受够了。

　　文章发表前，彭燕辉提醒他，“不需要匿名吗？”

　　“还要进行自我阉割吗？”崔乐反问。

　　这让彭燕辉想起了自己。“扭转治疗”第一案胜诉后，北京一家报社记者向他承诺，刊登照片会打马赛克。

　　“为什么需要马赛克，同性恋见不得人吗？”第二天刊登的报纸上，彭燕辉的脸上还是打了马赛克。

　　“生来不凡”

　　“我理解，她和她的家庭面临多大的压力。”

　　公开出柜后，崔乐的朋友圈被刷爆，师生们先是吃惊，继而表示支持，“都是看热闹的心态”。

　　出柜，就像悬在同志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万青选择向父母宣布她是一名不婚族。彭燕辉则采取冷处理，父母心知肚明，但谁都不捅破窗户纸。

　　崔乐想好了万般理由说服父母，但为了声援秋白，他突然宣布出柜，“因为我理解，秋白被出柜后，她和她的家庭面临多大的压力。”

　　8月19日，秋白赶回老家，试图安抚伤心欲绝的爸妈。

　　只有初中学历的父母来自农村，秋白的父亲听不懂普通话，无法理解同性恋。母亲赵玲更自责不已，觉得小时候对女儿不够疼爱，才导致她“心理犯了病”。

　　秋白此前费尽心思的铺垫，也付诸东流。

　　2015年4月，张国荣逝世12周年祭，秋白专门回家，拉着妈妈一起看张国荣的纪录片，还有蔡康永的《奇葩说》。

　　其间，秋白故作不经意地说一句，“张国荣喜欢男生，他有男朋友了。”这也是同志圈流传的铺垫经验。

　　“怪不得他会跳楼，原来这么不正常。”秋白的母亲赵玲说。

　　“他跳楼是因为抑郁症。”秋白解释。

　　就像不能理解张国荣一样，赵玲对女儿的举动丝毫无法接受。

　　秋白说，8月20日，赵玲给秋白的一个辅导员打电话，希望辅导员能帮助介绍一名心理医生。

　　电话里，这名辅导员给了赵玲很大的希望，“只要她（秋白）愿意改变，我们愿意帮助找医生。”

　　这让秋白气愤不已，“她（辅导员）以为同性恋能治疗，缺乏同性恋知识，给了我父母错误信息，更加深了我们的矛盾。”

　　更糟糕的是，父母两人想带着女儿搬离老家，到一个陌生地方开始新的生活，“病”就会好了。

　　8月23日晚，秋白谎称学校有课，从家里逃跑。

　　离家后的第一时间，她又专门跑出去，给母亲精心挑选了一双凉鞋，“没办法了，只能想办法哄她开心。”这个男孩子气的女生耸耸肩，笑着说。

　　为了宽慰父母，8月26日，秋白答应母亲去医院看精神科医生，尽管她认为这根本无济于事。

　　“谢谢母亲，让我生来不凡。”凌晨，秋白在朋友圈写道。

　　（文中秋白、赵玲、刘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