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9日报道 美国“智谋者”网站8月24日刊登《我的家里有太多家长》一文,为现年35岁的北京女子杨春怡(音)接受记者本·哈尔德的采访时的回答。全文如下:
又来了。这是北京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一言不发地看着婆婆给我年幼的儿子宏远(音)穿衣服。尽管寒气袭人,可是她跟往常一样给孩子裹的层数实在太离谱了。一下子穿六条裤子太多了!但她费尽艰辛地一条一条套到他腿上,直到她终于确信他不会受冻。他不仅看起来很可笑,而且连穿过房间去吃早饭都快走不动了。
饭后我和宏远走出家门,他摇摇摆摆地走在我身边。拐过公寓楼的转角,宏远停下脚步。他知道该干什么:我二话不说就给他脱掉三条裤子,塞进肩上刻意没装多少东西的袋子。晚上回家前我得这些裤子再给他穿上,免得让奶奶发现。但现在,宏远可以行走自如了。
每天都有这样一场战斗。
一切始于五年前我和丈夫决定要第一个孩子。我们思想斗争了很久,因为那必然意味着我们家里要增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跟我们这一代人的其他许多中国夫妻一样,生孩子也意味着向他的或者我的父母敞开家门。
不久后,我怀孕了,公公婆婆从家乡湖北赶来,住进我们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小小两居室。说实话,这是比我们的儿子几个月后出生更大的冲击。跟中国大多数年轻妈妈一样,让公婆帮忙带孩子并非一件可选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我和丈夫就会被认为推卸家庭责任。我们四个人都会没面子。
我曾希望他们的角色会更类似于保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想在我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拥有跟他的母亲一样大的发言权。我定下的规矩会遭到坚决反驳,或者干脆被忽略。我谋求给宏远灌输一点责任感,公婆强调的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让他高兴。跟中国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很多家庭一样,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我的儿子将由两对父母抚养长大,而两对父母的养儿观完全不相容。
最初,我试图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与婆婆理论,比如穿衣吃饭、奖惩制度等。这种做法徒劳无功。渐渐地,我开始采取更加微妙和颠覆性的方式来影响自己儿子的成长。我会把零食从家里拿走,这样他们就不会背着我给孩子吃;我会在带他外出时进行有关行为举止的长谈。
宏远过完两岁生日后不久,我决定把他送到单位幼儿园,以减少他由爷爷奶奶照看的时间。我根本没跟他们商量这件事。
那天晚上,婆婆在收拾厨房,丈夫还在呷着最后一点白酒,我宣布了这个消息:我已经给宏远报名上幼儿园。“不行,不能这样。”婆婆说。“太小了。”公公插话道。在随后的争执中,丈夫坐在那儿一句话都没说,他不想偏袒任何一方。公婆冲进自己的卧室,砰的一声关上门。
上幼儿园的头几个月,宏远由爷爷奶奶接送。不过,他们常常不愿送,而是让他一整天呆在家里。最终,他们对我说,他们没有义务每天送孩子去幼儿园。是我决定送他去的,所以这事儿归我管。好极了。
现在,我高高兴兴地从幼儿园接宏远。我们一起走回家。而且,我们总是会在拐角停下来,我给他穿上额外的裤子。他挣扎着爬上楼回家,爷爷奶奶等着听他讲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挂好半空的袋子,暗自庆祝我在儿子争夺战中的小小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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