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钢一把手落马前拼命扩张 称任上不想被宝钢合并

　　如果说“刘本仁时代”，“质量”是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邓崎琳时代”则以“规模”为上。

　　而邓崎琳本人也并不掩藏在产能、规模上的野心。

　　刘本仁留给邓崎琳的武钢虽然处于上升期，但却也尚处于中国钢铁界中游水平。论产能，2004年底邓崎琳接手武钢的时候，产能900万吨。而当时，宝钢有3000万吨遥遥领先，鞍钢有1500多万吨，沙钢也有1000多万吨，马钢1700万吨规划也已批准。

　　邓崎琳在上述访谈中提到，“当时还有一个呼声，要宝钢和武钢重组”。据邓崎琳描述，当时国资委规划局的一位局长受主任委托跟他沟通过一次，向其询问宝钢和武钢能不能合并。邓崎琳当时表态“我同意”，但同时回答“时机不对，时机不合适，能不能让我们双方酝酿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合适，我们以后再说”。

　　邓崎琳在访谈中承认这是“缓兵之计”。他表示，“在我任上，把整个武钢的名字给抹掉了，这个没法交待啊！”

　　就在上述兼并危机之下，时值国家开始控制钢铁总量、不批新项目，邓崎琳为武钢制定了“中西南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

　　所谓的“中西南发展战略”， 即依据自身优势，实施跨地区联合重组，联合中部、西部和南部以及周边地区的地方骨干钢铁企业，建构以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和中西南地区钢铁企业为重要支撑，形成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和区域控制力的企业集团。

　　这一战略驱动武钢先后重组了鄂钢、柳钢和昆钢，一跃成为产能逾4000万吨的大型企业集团，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当时武钢重组鄂钢是钢铁全行业内的第一个重组。

　　另外助阵武钢壮大身躯的则是“走出去战略”，这项战略主要是针对海外铁矿石资源。2011年两会期间，邓崎琳对外介绍武钢在海外的矿山已经扩大到8个点，有参股的、控股的。邓崎琳当时甚为乐观，表示“我们就要拿这个股份的效益，同时把一部分资源量拿回来”，称这8个点的铁矿石资源量，“完全可以保障武钢今后甚至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大大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甚至能成为“新的效益增长点”。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随着钢铁行业进入“深秋期”，再到“寒冬期”，铁矿石的黄金岁月也已经结束，武钢海外铁矿石项目危机频频显现。巴西MMX矿破产、加拿大Bloomlake铁矿停产，部分矿产搁浅于勘探、探矿阶段。

　　到龄退休后88天仍难逃落马命运

　　尽管上述两项战略，在中国钢铁业产能无序扩张的时代，助力武钢站稳中国钢铁行业“第一梯队”，但邓崎琳本人在制定、实施其制定的这些战略时，却留下了诸多争议。

　　挂帅10年有余，就像邓崎琳本人所说，“资产、收入、发展战略等方面，这应该是一把手考虑的问题”，而这些又都离不开用人。但这所有一把手应该考虑的问题，邓崎琳显然并没有做到让业内人士叫好。

　　据前述业内资深人士透露，2015年4月份落马的武钢股份副总经理孙文东，“就是邓崎琳一手提拔的”。孙文东在武钢的生涯共有18年，于2008年11月升任武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鄂钢总经理，并于2013年1月离开鄂钢，任武钢股份副总经理。

　　鄂钢兼并走向没落、孙文东落马，这些都直指邓崎琳的决策、用人失误。而孙文东的落马，在业内人士看来，也意味着武钢高管问题从分公司层面上升到集团层面。

　　孙文东落马在中央巡视组进驻武钢之前，而邓崎琳的退休距离巡视组反馈时间仅相距10天，这也给外界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6月2日上午，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宣布64岁的邓崎琳被免去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这和邓崎琳8月29日落马仅仅相距88天。

　　此后的6月12日，中央巡视组在反馈巡视中发现的问题时提及：武钢集团存在“选人用人不讲规矩。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部分干部‘带病提拔’，影响恶劣”；“以‘钢’谋私，大肆敛财。有的领导人员违规插手武钢工程项目，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围绕武钢经商办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巡视反馈给出的建议便已直指武钢的“一把手”。中央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朱保成给出的四点意见建议，第一条就是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管理，特别要管好“一把手”。

　　这在前述业内资深人士口中也有所应证，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此番邓崎琳被查，第一点就是用人制度上有问题，不是看能力而是看关系，关系好的就提拔上去，关系不好的就靠边站。第二点就是搞亲属腐败，他的亲弟弟利用他的关系，武钢采购什么他就卖什么”。

　　除上述两点之外，曾经代表邓崎琳雄心壮志的战略决策也受到质疑。

　　前述人士称，“在决策上也比较霸道，武钢地处中部，原来领导的发展理念是品种、质量和效益，邓崎琳当上一把手之后，就一味搞规模，还到国外主要是南美洲搞矿山，亏得一塌糊涂，这些决策都是他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