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粮项目陷“等政策” 每年数亿吨秸秆利用受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李彪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根据专家的估计，每年可生成的秸秆高达9亿多吨，在全面禁烧政策出台之后，将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就成为了业内共识。

　　在解决了技术问题之后，秸秆资源化利用依然面临一些现实障碍，比如收储运成本高企、国家扶持力度不够等，针对这些情况，国家级专家和地方业内人士纷纷对症下药，给出了解决方案。

　　近日，在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主办的“2015中国（兴安盟）秸秆产业化大会”上，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介绍，去年我国农作物秸秆的理论产量应该是9亿吨左右。

　　然而，在明令禁止的“秸秆禁烧”之下，由于资源化利用道路不畅，屡禁不止的秸秆焚烧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对环境的极大破坏。作为夹在政府和农民中间的秸秆企业，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包括收集秸秆成本高、启动资金缺乏、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

　　中粮集团生物能源事业部总工程师严明奕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粮计划做秸秆制燃料乙醇的项目，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艺测算，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没有问题，现在就等着国家补贴政策。”

　　企业称政府补贴不足

　　秸秆焚烧排放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带来的环境、安全等问题显而易见，禁止燃烧秸秆成为了最近几年环保工作的重点之一。

　　除了“堵”之外，“疏”的工作也一直在加强。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持秸秆收集机械还田、青黄贮饲料化、微生物腐化和固化炭化等新技术示范，加快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

　　目前，秸秆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主要包括：造纸、饲料、发电、沼气、燃料乙醇等。

　　严明奕介绍，从生物质利用来看，秸秆发电是比较低端的利用，且大部分工厂在亏损，只有少部分出现盈利；用微生物发酵制造沼气，沼液会里面有很多无机物比较难处理；造纸方面则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回报率只有3%~4%，建一个厂起码要运转20年以后才能赚钱。

　　往后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方向之一是做燃料乙醇，去年我国液体燃料对外依存度是58.5%，往后肯定是超过60%。严明奕称，中粮想做燃料乙醇项目，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的工艺测算，技术已经准备好了，没有问题，就等着国家出补贴政策，因为现有补贴太少。

　　据了解，目前水分含量在30%左右的秸秆，卖给资源化利用企业的价钱大致是每吨280元至300元，只有这样的价钱，才可能保障收储运经纪人有一定的利润，才能调动他们收集秸秆的积极性。“做造纸的话300元左右每吨（秸秆价钱）还可以接受，如果国家不出政策，按照现在的油价，做燃料乙醇只能接受价格在200元以下的价格。”严明奕说，如果国家补贴不变的话，油价要涨到75美元一桶才行，但现在的油价是45美元一桶。

　　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政策补贴上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严明奕介绍，美国对纤维素乙醇每加仑补贴1美元，相当于是1700元/吨，而现在中国补贴是600元/吨，这就远远不够，每一个产业刚刚起步阶段，如果没有政策方面的支撑，很难做。

　　同样看好中国秸秆制燃料乙醇市场的丹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其母公司是一家丹麦企业，他们正在积极寻求中国合作伙伴，但是同样遭遇成本高、油价低等问题。

　　丹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韩斯普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最近国际油价持续走低，中国的燃料乙醇价格和燃油价格是直接挂钩的，这也导致产品销售的价格受到影响。不过，尽管存在油价低、生物质资源价格不确定性因素等，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做的市场调研表明，该行业还是有积极的产出。

　　每年2亿吨秸秆被丢弃

　　“据有关专家测算，农业每投入一块钱种玉米，五毛钱生长的是籽料，另外五毛钱生长的是秸秆。”尹成杰介绍，我国是农作物秸秆生产大国，去年的粮食产量是6.2亿吨，按照1：1.5的谷草比来计算的话，我国农作物秸秆的理论产量应该是9亿吨左右。

　　据了解，从热量的角度来看，秸秆燃烧值约为标准煤的50%。一吨普通秸秆的营养价值与0.25吨粮食的营养价值相当。我国农作物秸秆理论产量为9亿吨，若全部用于燃料可折合约4.5亿吨标准煤的热值，如果将其全部作为饲料来利用也相当于2亿吨粮食加工成的饲料。

　　但是，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并不高，以玉米秸秆较为集中的内蒙古兴安盟为例，其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不足40%。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马荣介绍，2014年秸秆综合利用的收集量达到8亿多吨，利用量达到6亿多吨。到去年为止，秸秆的综合利用率为78%。

　　目前全国每年约有20%的秸秆在农村腐烂或焚烧，没得到有效利用。

　　在现有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产业中，由于受到收集秸秆成本高、启动资金缺乏、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相关企业规模较小，秸秆资源化利用市场潜力仍没有被有效挖掘。

　　以秸秆回收价格为例，尹成杰介绍，在实际调研中发现有些生物质企业就因为农作物秸秆逐年涨价而垮掉，今年可能收购价格是1毛，第二年就要1.5毛，第三年成为2毛，这样加工企业成本逐年上升，直至难以承受。

　　实际上，采收系统不成熟，导致该行业发展潜在风险增加，是当前中国秸秆资源化利用领域的最大问题之一。

　　严明奕认为，秸秆的收储运是很难的事情，其中涉及到商业模式、机械成本、技术性等众多问题需要解决，企业需要探索好的商业模式，提高技术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政府也应该有相应的补贴和管理政策加以扶持。

　　马荣介绍，近期发改委正在会同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研究关于加快林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另外，发改委会同农业部、财政部、环保部即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

　　农业部也透露，在秸秆综合利用上，拟从2016年开始，每年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遴选技术成熟、规模较大、产业化程度高、实现商业化运作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培育可持续发展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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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专访

　　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局局长王永生：国家应恢复补贴 以合作社收储秸秆是未来方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李彪

　　在环保的巨大压力之下，以前农作物收获季节田间处处冒烟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

　　去年初，国务院发文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对各地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情况的年度考核和终期考核范围。在安徽、河北等地，因为秸秆禁烧工作不力负责人被约谈甚至被免职的情况不断出现，但在加强封堵的同时，疏导变得更为关键。

　　然而，秸秆资源化利用涉及农民、企业、政府等多方的利益，需要平衡各方诉求，将整个产业化的链条打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将企业与农民利益捆绑？政府如何做好支持与监管？

　　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在当地有“秸秆王”之称的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局局长王永生。

　　遭遇收储运难题

　　NBD：兴安盟每年秸秆量多少，资源化利用率多高？

　　王永生：我们这边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不足40%。目前，我们的种植面积是1600万亩，保守估计秸秆量达到1500万吨以上，其中玉米1200万亩，按照一比一计算秸秆量是1200万吨，再就是杂粮杂豆和其他经济作物。在全国来说，秸秆量不算太大，但是，区域集中度好，组织化程度高，市场容量大。

　　NBD：政府每年都在秸秆禁烧上大力推进相关工作，但是问题依然较多，屡禁不止的背后主要是什么问题？

　　王永生：屡禁不止是因为没有把秸秆当成资源，更没有形成价值，被当成是废弃物，只要把秸秆综合利用起来，禁烧的问题就解决了，用“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堵”了这么长时间仍然不起作用，干部来了就不烧了，走了之后又冒烟了，这就是因为采取的是被动解决秸秆问题，主动的方式是把放错位的归位，体现出秸秆的价值，用积极的方式让秸秆转化增值。

　　要把秸秆作为农业的另一半，因为我们化肥、农药等供养，一半给了籽粒，另一半其实给了秸秆，我们只是把籽粒作为唯一的收获物进行收获，现在要把秸秆也作为收获物来对待，这才是完整的农业。

　　目前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上，主要是收储运系统不完备，抗击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能力在弱化。我们的资源化利用率在全国只算中等水平，在禁烧上也才刚刚起步，只是初见成效，由原来老百姓把秸秆就地焚烧或集中焚烧，变成拉到家里进行加工，变成燃料和饲料。

　　存在骗取补贴问题

　　NBD：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国家有哪些利好的鼓励政策，地方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政策？

　　王永生：国家出台了一些列政策，包括秸秆禁烧政策和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其，有一项政策是，一年转化10000吨秸秆，生产1000吨颗粒饲料以上，就可以申请财政补贴，补贴标准是每吨颗粒饲料或燃料260元，省级政府以下配套补贴不低于60元，如果补贴到位，必将对秸秆转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秸秆转化仍然处于高成本阶段，这是由于科技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带来的，国家补贴正好能够有效弥补利润部分。

　　我们制定了一项政策，从今年初开始，利用3年时间，全盟的800个行政村屯每个村屯要建设一个秸秆转化厂，政府每年拿出5000万资金，每个加工厂补贴25万的设备费用。还有就是靠专业合作社牵头，实行股份制。

　　NBD：国家加地方财政共有320元/吨的补贴金额，应该是比较可观了，现在这个补贴落实得如何？

　　王永生：政策出台了以后，实施了一段时间，最后就中断了。

　　一开始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全国秸秆的转化量不到100万吨，政策出台以后一年时间秸秆转化量达到了550万吨。但是，550万吨里面的水分特别大，绝大多数是项目建成以后，骗取、套用财政资金，没有转化那么多，国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这个政策就被暂停了。

　　现在我们是呼吁国家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搞试验示范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或继续执行政策提供一些依据。

　　此前的这种补贴是直接补贴给企业，我们现在做补贴还是以企业为主，企业经营活了，才能保证转化，我们要吸收过去的教训，加强监管，制定强制的手段和惩治的措施，对骗取、套用财政资金的行为应该加强处罚，才能真正保护转化企业的合法利益，避免财政资金的“跑冒滴漏”，真正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

　　国家补贴应尽快恢复

　　NBD：一些企业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出现亏损问题，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永生：在该领域亏损问题比较普遍，较为典型的是经常出现农民随意涨价的问题，这首先是农民的意识造成的，还有就是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和农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没有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完善收储运体系，一个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真正把老百姓作为企业原料的供应商，企业获得的利润要有一部分回馈给农民。

　　同时，我们探索走合作社的路子，合作社购买的机械为老百姓统一服务，免费帮老百姓收割粮食，但是，秸秆要提供给合作社，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这些都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但农民比较认同，可能是今后推广的方向。

　　NBD：破解秸秆禁烧难、资源化利用率低、农民随意涨价等问题，从政府层面亟需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秸秆资源利用产业，中国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王永生：政府层面，一个是要积极出台扶持政策，完善产业标准，另一个强化服务、监管，再就是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化解市场的风险、道德风险。

　　我建议尽快恢复国家补贴政策，并增加配套监管措施。

　　秸秆资源产业化利用实际上已经起步，专家和学者多年的呼吁，已经上升到了决策层面，还有科学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让秸秆资源化转化已经不是问题，秸秆的多元化利用已经趟过了探水区，达到了市场化推广的程度，这些都是产业化应用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