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和国民党老兵同吃同住不再争论

左为储渭

　　储渭出生于1929年，今年已经86岁的他，在现在还联系着的一帮老战友中已经算年轻的。正因为身体状况好，他将以老战士身份作为第一个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的成员，在阅兵当天乘车经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在战场上就不会怕死”

　　1944年，年仅15岁的储渭加入新四军，在序列归属上，算苏中二分区的。他加入了苏中根据地野战医院，刚加入不久，就经历了一场持续三天的激烈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战争带来的死伤。战斗很激烈，伤亡很重，抬下来的伤员，他们快速地进行手术，取弹片。当时根据地条件很差，医疗设备非常原始，连麻药都很少。储渭回忆，取弹片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战士都是咬紧牙关，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靠意志强行忍着，这让他捏一把汗。炮火连天环境下的手术让他印象深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取出弹片的样子，“薄薄的，像花生米那么大”。

　　回忆起当时的战斗岁月，储渭说，谁都会怕死，但是在那种场景下，就不怕死了。但确实有很多年轻的战友，牺牲在了抗战胜利的前夕，几年前重访苏中老区，他在烈士陵园发现自己几十年没有联系到的一个战友，原来在当年已经牺牲了。

　　作为老兵代表参加阅兵无上光荣

　　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

　　革命胜利后，储渭从事着自己熟悉的医疗工作，在一家军队医院工作了大半生。那些几十年前的隆隆炮声，已经进入了尘封的回忆。储渭并不喜欢经常谈自己的过往，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自己参军较晚，入伍后还有一年抗日战争就结束了，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作战经历，“就是普普通通”。后来，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研究会还按照当年的编制下设了分会，这些在京的老战士，重新找到了组织。储渭属于研究会一师分会，他在这些老战士里，算年轻的了，担任着第8组的联系人，负责这一组18位老战士的联络。他们基本都是“20后”，年龄都在90岁左右。储渭身体状况良好，思维清晰，表达流畅，不打磕巴，自己随身带着手机，他还有自己的微信，能够熟练操作这个近几年才出现的社交工具。

　　烽火岁月过去70年，战友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国家对抗战的历史给予了相当规格的重视，他们这些带着尘封已久回忆的亲历者，也得到了召唤。前阵子，储渭接到了通知，邀请他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按照规划，他将和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老战士乘车，作为抗战老战士代表，作为接受检阅的第一个方阵，乘车经过天安门。

　　这份荣誉并不是每个老战士都有的，激动是肯定的了，“觉得无上光荣”。储渭觉得选拔标准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身体状况，他认识的老战友里，有的已经需要被人搀扶，有的身体状况更差，他们乘车接受检阅显然难度较大，而他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思维也很清晰。

　　和国民党老兵同吃同住 就是不争论

　　8月底，储渭接到通知，参加了阅兵前最后一次大合练预演，之后他和将一起受阅的老兵一起集中到了一家酒店。那里管理相当严格，外人不许进入，家属探望也需要携带相关证件，每天都有人为老战士们量血压，吃饭住宿都是统一管理。储渭告诉北青报记者，他能到这里来，觉得很荣幸，因为他来了之后才听说北京来的老兵才9个人，大部分都是从全国各省份来的，一个直辖市只有个位数的人来，让他更加珍惜这次机会。

　　更让储渭感慨的是，这次参阅的老兵方阵，包括来自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老战士，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打响，这些曾经的同盟兵戎相见，在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解放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阶级的概念被放大，双方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就算关于双方并肩作战的抗日战争这一议题，双方也难免在心底指责对方不抗战，争论谁才是抗战主力，谁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自暗中不服。

　　几十年后，这些曾经代表各自阵营厮杀的人，将作为同一个方阵接受检阅。储渭说，这些天他们同吃同住，各方面待遇都一模一样，“做衣服也是每个人都有，虽然军服不一样”。在平时的相处中，他们无话不聊，储渭说：“一点也不吵架，我们都说日本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他们能参加阅兵也都很高兴。”对于那段历史，老兵们都看得很淡了，“日本人在中国有一百多万，我们有正面战场，有敌后战场，各自起作用，至于谁是主力，都不争了。”不争论的同时，他们还会拿出手机，合影留念，因为老兵们都知道机会难得，下次有这样的机会，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等到。

　　文/本报记者 李泽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