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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女生被出柜后求医做检查:会继续起诉教育部

来源:澎湃新闻

  因教材“歧视同性恋”起诉教育部后,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化名)正陷入一个又一个漩涡。

  近日,秋白在个人微信号发表了名为《那些爱与自由》的文章,直言所在学院的辅导员未经自己同意,向她父母透露了同性恋身份,令其“身陷囹圄而不得解”。

  8月31日,秋白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被辅导员告诉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后,她应父母要求去广州看了医生,做了很多检查,“从内分泌到心理治疗都有”。

  她与父母的沟通至今进展甚微。她表示,父母日日失眠,哀求她能否改变。她的父母仍然坚持,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心理或生理有些毛病。而这一观点,正是存 于秋白所看到的多本教材里,与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相悖。

  某天晚上,爸爸告诉秋白:“今晚你妈连夜开车送货,就因为担心你的事,在高速路上差点出事”。

  对于以上种种,秋白在《那些爱与自由》中表达了愧疚与无奈:“一个月前甚至数月前,我数次想亲口告诉父母性取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比谁都渴望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我,世界上最亲近的父母却对我最大的秘密一无所知,这不是很可笑么。”

  她在文中回忆父母开着小货车送她上学的场景、父母对她能组建家庭的期望,“我又何尝不想与父母过着快乐的生活呢?如果性取向有得选择,为什么我要选择一条充满荆棘的路,而不是那条符合主流期待的康庄大道?”

  对于辅导员擅自透露性取向的说法,中山大学党员宣传部部长丘国新近日表示,大学的体制是服务人、管理人,与家长沟通是学校的工作,也是人之常情,此事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现在被过度放大了。

  “我有女儿在念大学,我很关心女儿在学校的情况。(如果)你的子女在大学,你要不要和学校沟通了解一点孩子的情况?”丘国新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大学生也是父母的孩子,不要忽略父母的权利。

  对于辅导员是否有让秋白停止起诉教育部,丘国新表示不掌握这一情况,建议询问当事辅导员。澎湃新闻记者随后致电两名辅导员,他们均以“保护学生隐私,希望给学生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秋白表示,她会按法律的程序,继续起诉教育部,“我觉得没有理由突然放弃,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对话秋白】

  澎湃新闻:最近你写了一篇声明《那些爱与自由》,其中提到了“被出柜”后,你与父母之间的种种窘境。

  秋白:

  那篇《那些爱与自由》,其实是写给我父母看的。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情绪,文章也没有想谴责什么,但心里还是想谴责的(笑)。

  有些话我在家里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所以我想在公众号里表达出来。一方面是有一个回应,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的情况;另一方面想让父母看到,把说不出口的话写在那封信里面。

  自从被辅导员告诉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后,我答应了父母去广州看医生,《那些爱与自由》就是在广州发的,之后我就又回到了家里。

  最后挺失望的,我的父母看完信,关注的重点,不是我想表达的,而是觉得我还是想坚持走同性恋这条路。

  澎湃新闻:在曝出“被学校辅导员施压”后,为何没有第一时间出来作回应?

  8月18日早上,我的辅导员把一篇关于我起诉教育部立案的新闻稿转给我,之后立刻警告了我一番。当天下午,辅导员就叫我父母来学校,我第二天就回家了。

  那几天我在家也不方便(发声),主要是来自父母的压力。我的父母不希望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新闻,更不希望看到我作为一个同性恋出现在网络上,特别是有我的照片的新闻。

  所以当时我不敢在网络上讲什么,也不敢接受记者采访。我怕我的父母对我的性取向一下子很难接受,那几天,我主要跟父母解释,我为什么会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跟他们讲了整个过程。

  澎湃新闻:自从你起诉教育部后,辅导员和你说过什么?

  我有两个辅导员,刚开始起诉教育部时,他们时不时找我约谈,要我停止我现在的行为,认为我的行为对学校的声誉不好,搞得中大很支持同性恋的样子,而且会影响我的学业,希望我算了。第二次和我谈话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做下去,校方随时都可能叫家长。

  我当时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准备好把这件事(同性恋)跟父母坦白,我的父母现在还没到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我想慢慢地引导。

  这之后他们一直试图以告父母这件事来阻止我的行为。8月18日,我起诉教育部被媒体报道后,两名辅导员叫我的父母来学校,把关于我的报道给我父母看了。后来父母告诉我,一名辅导员指着我的照片说,“你看你的女儿,在外面举牌子,这样对学校的影响好吗?”

  8月19日,我跟父母一起回家,那天祥子(中大校友)在微博上声援我,一名辅导员把这条微博转给了我妈妈,打来电话说,“你女儿的朋友这么公开的诋毁中大,你跟你女儿说一下能不能让她的朋友把微博删掉?”

  澎湃新闻:关于同性恋身份,目前和父母沟通得如何?

  现在他们还是希望我改变。这周四我依旧要回家—我父母希望我去看医生。我的妈妈很相信辅导员,(我)呆在家的那一周,妈妈甚至打电话给辅导员,问我是不是要治疗。辅导员的回复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去找心理医生”。

  我在家的那一周,都是去看医生。我父母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心理或者生理有一些毛病,所以我去做了很多检查,从内分泌到心理治疗都有。

  那时候我真的很难受。因为我知道,父母不接受这件事情,是希望我以后生活的好,不要被别人歧视,他们也知道同性恋在社会中遭受的歧视有多大。他们觉得,我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过不好,没有家庭,以后会没有依靠。

  我对他们一直有愧疚感,他们对我的期望、今后生活的规划,我可能一个都不能达到了。

  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我现在想做同志公益,就想开开心心地做下去,不一定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现在我很喜欢自己的生活状态,但他们(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澎湃新闻:起诉教育部前,有想过会造成的影响吗?现在还会继续起诉吗?

  有。之前我给父母做了很多的暗示,比如跟父母聊天时表示,我以后不结婚的话,我的日子可以怎么过。

  他们看电视时,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个明星是同性恋,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会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因为教育部那件事情也有点不可控,我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能通过这件事来让更多人关注到教材错误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害怕,担心父母会看到,一直都不敢跨出“出柜”那一步。

  在起诉教育部之前,我在家里呆了整整两天,想向他们“出柜”,但没有成功。我觉得自己讲不出来,真的很害怕讲出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起诉教育部这件事情已经立案,我会按法律的程序走,我觉得没有理由突然放弃。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但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父母沟通。但对父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希望以后做同志公益事情的成功,能够跟他们分享。

  澎湃新闻:对于说你炒作的评论,你怎么看?

  同性恋对我来说是个事实。后来也知道这个群体要面对哪一些困难和压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去做一些事情,起码能够有一点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不想被动地等待。

  说我炒作之类的新闻我也看多了,只要是关于性取向的新闻,下面的评论有很多是“恐同”的,已经看习惯了。

  澎湃新闻:现在与校方相处得如何?

  校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和我去沟通,交给学院,然后学院又交给辅导员去处理。所以整个过程,校方都没有直接的向我施压。这件事情(立案)过了之后,校方和辅导员都是决定保持沉默,可能更容易让事情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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