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是一个见惯生死的地方,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人无奈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有人选择不惜一切地挽留,有人无奈放弃,有时,选择只在转瞬之间,却改变生命的走向。
在这里有生命的脆弱,也承载着医务工作者的理想和坚守,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定为“世界急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身体周刊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家医院的急诊室,记录里面的悲喜故事。
急诊室的男护士
陶冲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招收的第一批男护士,至今已经工作8年。他说,那时候班里大多数男同学都是因为调剂专业才进了护理系,刚刚进入这个专业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膈应”。
“男生做护士容易遭到歧视,甚至有些医院科里的同事也会看不起,如果领导不给力,工资不够、待遇不好,跳槽会比较频繁。”陶冲说,“以前的很多同学坚持不下去,改而从事医药代表或者和医疗无关的工作。我们现在科里一共有13个男护士,领导知道我们工作辛苦,在待遇方面会给予一些倾斜,所以这里的流动性并不大。近两年男护士越来越多,一批比一批厉害,比方说,操作、业务技巧、情商。随着新鲜血液的加入,会带动整个团队的提高。”
吴先帅就是陶冲口中的“新鲜血液”,标准的90后,也是大多数男护士中的特例。吴先帅告诉我们,自己家里条件不错,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学医、想做白衣天使,觉得医生特别伟大,但是由于高考考分不够医学院的分数,吴先帅选择退而求其次,“当时填志愿的时候,三个专业都填的护理专业。”吴先帅说,“但是当时上学的时候,第一节课学的是如何铺床,那时候觉得现实和自己的想象差距还是很大。”
虽然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但在实习轮岗的科室,吴先帅还是受过刺激,“当时给一个病人更换补液,也没有直接接触,没想到这个50多岁的男士突然来了一句‘男护士,男护士有什么意思’,当时自尊心还是很受打击,自己当时也比较冲,就回了他一句:‘那什么有意思,做老板就有意思了?"
除了遭受非议和嘲笑,工作最初还会遇到一些尴尬。吴先帅回忆起当时在产房实习的经历,“刚进产房轮转的时候有一次让我帮产妇倒便桶,那时候心里还是有抵触的,从小也没有经历过这些,就会想,也是学了专业这么多年,怎么可以让我做这些?不过现在在抢救室做了3年,慢慢也习惯了。”
吴先帅说:“抢救室里是不能有亲属陪同的,有些老先生、老太太需要解手,又不方便下地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搭把手。”“上呗,我们不上谁上。”陶冲乐呵呵地说。
“不过我们也不是专职做这些,在家属在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教会家属照顾自己的父母,毕竟我们的职责还是抢救病人。”吴先帅补充道。
陶冲和吴先帅虽然也有牢骚和埋怨,会遭到一些白眼和不理解,但都认为,抢救室的工作确实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有存在感,这就是自己一直坚持下来的理由。
“同样是做护士,在病房也能够做,常规的打针、吊水、给药,非常琐碎,但是在急诊室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患者,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你都有参与,和医生一起完成一整套抢救流程,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其中有自己的功劳,那一刻会由衷的开心。”陶冲说,“所以大部分男护士都喜欢在急诊室工作。”
“就像在你生命的旅途中,我们虽然擦肩而过,但是我挽救过你,我自己对于患者的付出,也许患者看不到,但是我自己会给自己肯定。”吴先帅这么说的时候,陶冲笑着说他酸,但也赞同确实如此。
吴先帅回忆起第一次给一个心梗病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这和在假人身上练习完全不同,假人做错了能够推倒重来,真人急救却是在和死神赛跑。那时候分秒必争、什么也顾不到,只想着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吴先帅说,“老年病人一般都会骨质疏松,在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时候难免会有骨折的风险,但是这又是必需的。我的手完全可以感受到老人的骨头骨折的触感,会下不去手,但按轻了达不到急救的效果,我第一次抢救的时候手在抖。”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护士长朱晓燕是陶冲和吴先帅的领导,她说急诊室有太多的生死,看多了其实心情也不是很愉快的,“男护士一般还是比较阳光的,我们也希望他们给这个团队带来一些正能量。”陪伴比治疗更重要
“急诊室是一个能够看到人间百态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亲人之间的相处,生命的转瞬即逝,很多时候无法强留,看多了生死,会觉得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小事。”今年,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封启明在急诊工作的第12个年头,她说,急诊工作对于自己是一份值得珍惜的体验,自己因此成为好朋友间的知心大姐。
封启明有一个好朋友的妈妈肿瘤晚期,因为害怕妈妈担心,瞒着老人病情。“我当时就告诉她,她妈妈肯定知道自己的病情,只不过她不想让亲人担心,不想做这么多的放化疗,她想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余下的时间。一开始这个朋友不信,过了两个月,她告诉我我是对的。”封启明说,“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我就劝我朋友要珍惜自己和母亲共度的最后的时光,有时候生命尽头的陪伴比治疗更加重要。”
急诊会接收很多肿瘤晚期的病人,这些病人往往身体状况已经很差,无法耐受化疗或者放疗,但是,在很多家属的观念里,如果放弃治疗,就是不孝。曾经有一名胰腺癌晚期的病人自己不愿意继续治疗,但是家人坚持治疗,最后患者只能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此,医护人员有时候会劝家属,不要再进行猛烈的、可能给病人增添痛苦的,或无意义的治疗,但是,有些家属仍旧会坚持抢救到最后一分钟。
“临终是生命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会经历,就是看怎么离开。我们必须接受疾病到某个阶段,患者已经不需要治疗,而是可以用一些止痛贴剂来缓解患者的痛苦。”封启明说,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恶心、呕吐、疼痛、失眠,甚至整个人都变形的情况,这也许并不是肿瘤终末期患者真正想要的。当前临床上对于晚期癌症患者非理性的、“无害也无效”的过度治疗仍然存在,有一些治疗纯粹是为满足家属的要求。而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很多癌症患者在受尽折磨后,落了个人财两空。
“其实,对于真的很痛苦的癌症晚期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打麻醉诱导剂,这不会终止患者的生命,但是会让患者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减轻患者的痛苦。”
封启明说,在一些国家,只要有两个以上该类疾病的医师共同判断患者的疾病已经到了终末期,无法挽回生命了,就不会再进行无效的治疗或者其他医疗手段的干预。患者临终的时候会有牧师指引,有家人陪伴,病人会觉得自己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和其他的家人去会面,他们对于死亡没有这么多的恐惧。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终止治疗规定。
见多了这样的生离死别,封启明坦言,如果是她自己的家人,她会更愿意在他们生命最后的阶段,给予家庭的关怀和温暖,而不是待在医院里接受各种痛苦的治疗。其实医院会给病人造成紧张和不安的情绪,而家里是最让人放松的地方。
“现在城市里很多人不愿意让病人在自己的家里过世。而我们呼吁建立临终关怀医院也是出于这种初衷,对于晚期病人来说,关怀比救治更加重要。”在封启明看来,“医学是永远落后于疾病的,患者必须接受,生命到了尽头是拉不回来的,我们也只能救治一部分疾病。”
有人不顾一切地挽留,有些人则因为某些原因放弃,这样的事常常在急症室上演,也因此造成一些突发事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盛露露在急诊工作了3年,她告诉我们,第一天来急诊上班的时候,就碰到患者的儿子,平时都是患者的妻子在负责照顾,并不见患者儿子来探病,那天患者儿子来了以后突然发火,说医生不向他介绍患者的病情。
“其实,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一般都是跟老太太沟通,他说医生应该跟每个家属沟通,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患者长期脑梗,因为肺炎收进来进行治疗。患者因为久病花费很多,他和自己的父母对于治疗有矛盾,他妈妈希望老人能够好起来,儿子就希望放弃治疗。那天儿子来的时候就会把气撒在我们头上。”
盛露露说,“这当然是少数,不过,在急诊工作强度大,突发事件会很多,自己会格外谨慎,都是很重的病人,就怕会出事情。”医患压力下的急诊
和盛露露一样,急诊医生在救治患者之时,还可能遇到一些医患问题。用封启明的话说,很多同事都把医生视为一种高危职业,特别是急诊,稍有不慎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念了多年医科的医生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
前两年,六院急诊医学科曾有个医生离职,起因是她抢救了一名93岁的老人,但最终没抢救过来。老人的儿子指责医生抢救没有尽力,并且威胁要跟踪这名医生到她家去。这名医生以前也有多次遇到过病人恶语相加,精神上压力很大,最后她转到一家地段医院,做些预防医学的工作。
封启明说:“三级医院的医生往下走当然会有心理落差,但是她跟我说,‘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我的命更加重要。"
因此,现在医生难免会有一些自我保护,然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会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医学毕竟是经验学科。比方说,有些肿瘤细胞在转移的初始阶段,仪器是无法检测到的,但是医生感觉到要转移了,可以提前提供治疗手段,但是,现在医生不大敢这么做。“有时候一些治疗方案是需要冒险的,我们会试图说服患者选择,但是我们无法替患者选择,如果患者无法对医生信任,其实会影响治疗效果。”封启明说。
其实,基本上每名医务工作者总会多多少少碰到和患者起冲突的情况。朱晓燕说,比如危重外伤患者,有些由于生命体征不稳定,不能马上去做手术,急诊医生必须先进行检查,保证生命体征平稳,骨科医生先确定检查报告、拿定手术方案才能进行手术,这时候家属就会很着急。其实急症医生也理解,但在同样焦急的状况下,一旦发生冲突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这种情况,大多数还是因为沟通不到位,家属一旦情绪上来,就需要有一个人去协调,安抚患者。
“时间长了,我们做的事情,患者都能够看到。比方说,我以前在急诊观察室的时候,和患者就会建立起信任,但是,在急诊抢救室时间太紧急,患者不了解你的工作,我们也理解。”朱晓燕说,“有时候患者需要的就是一个安抚的眼神,或者几句话,还是互相理解吧。”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