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新书出版 称“外来政权”为“狗去猪来”

　　他在自序提到，在美国已丧失昔日霸权，日渐多极化的“G0”世界里，日本若要进行改革、永续存活，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立定志向，起而行动。不过前提是，要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信。唯有如此，才能带给东亚安定，使台湾和日本维持良善关系。台湾和日本之间的羁绊，有其历史根基。但是许多人不清楚台湾和日本共同经历的那些历史。台湾和日本是生命（命运）共同体。日本好，台湾就好，反之亦然。

　　该书第一章就是“学习日本精神”。李登辉自剖“与生俱来的个性”、“日本精神”、“台湾精神”、“基督教”四大因素造就了今日的李登辉。他还提及，当年蒋经国任命他为“副总统”，应该就是很欣赏他的“日本特质”，对工作有责任感，诚实做事、不说谎。

　　李登辉描述称，日本统治下，近代观念正式引入台湾，逐渐打造出“新台湾人”原型。1920年左右，台湾人开始成立各种社团，提出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地方自治、自主独立等要求，也有人主张“日本应当给予台湾人适当权利”。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动连串政治改革，但受到总督府打压，未能成功，但也产生了“台湾人的台湾”的想法，成为战后“对抗国民党”理念的基础。

　　此前，李登辉曾投书日本，发表“台日一国”等危言耸听的言论，引发岛内一片抨击。近日，李登辉出席“太阳花学运”团体活动时却表示，他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感情无法改变，身为台湾人很悲哀，总是被外来政权掌控。其实，日本也是外来政权，“做日本人的奴隶，其实很悲哀”。

　　不过，李登辉在新书中以“狗去猪来”形容台湾被“外来政权”操控的状况。李登辉称，日本战败，被迫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权，台湾因此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狗是指战前统治台湾的日本人，猪则是指来自大陆的中国人”。

　　李登辉写道：“狗吠虽然令人觉得吵，但作为看门狗，还是可发挥作用，就像东京涩谷那只忠犬八公铜像那样”，“相较于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日本人还算诚实，好太多了，因此用狗的比喻表现台湾人的感慨”。此外，他还感谢日本将其哥哥奉祀在靖国神社。

　　虽然李登辉曾表示“没有台湾抗日的事实”，不过，新书中却有一节“日本统治下台湾人的政治运动”，提及“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因为受到总督府打压，并没有成功”。

　　他又称，长久以来，台湾人对日本的感情或许都只是“单相思”。日本战败后，台湾受尽苦难，日本人对台湾的态度其实是冷淡的，许多经历日本殖民的人，迄今依然对日本怀抱着错综复杂的怨怼情绪。

　　提“新台湾人”：以民主代替民族

　　李登辉在书中称，如果阻碍台湾民主化的外部因素是大陆，内部因素就是“国家认同”。台湾人有对“国家”的认同问题不解决，台湾绝对没有未来。

　　李登辉认为，台湾人之所以能够再度建立“身份认同”，是“外来政权”统治下的产物，两个政权轮替时，台湾人就面临身份差异冲突，过去“二二八事件”，其实就是两个不同的文明轮替时产生的冲突。

　　李登辉称，在台湾，阻碍共同“国家意识”的形成，是旧时代的历史和政治结构所带来的“族群问题”，也就是“本省人或外省人”的问题。这问题多年来借由通婚、交友和工作关系，以及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已经相当程度得到改善。但每当政局起变化或者选举时，透过极端的政治操作及媒体报道，这些问题就浮现台面。

　　为此，李登辉甚至提出所谓“新台湾人”这个概念，称新台湾人要团结一致，跨越省籍、族群、出身的差异，合力巩固台湾这个“生命（命运）共同体”的连带关系。

　　在他看来，如果是新台湾人的话，就可以清楚了解，台湾与大陆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台湾并非大陆的属国这个事实。同时，也会认识到不应与大陆进行任何关于统一的对话。

　　为了论证所谓“新台湾人”，李登辉搬出“民主”概念代替“民族”。他称，民主主义是世界的潮流，历经民主改革，台湾没有理由退回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台湾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必须立基于民主，而非民族。李登辉还试图割裂台湾同胞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称台湾已经没有必要再扛起“台湾民族”的大旗挥舞，更不要跟随中华民族翩翩起舞。

　　死不悔改：仍称钓鱼岛为日领土

　　李登辉在书中仍对郝柏村、陈水扁及马英九等人有诸多批评。李登辉自述，掌握政权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来自军方”；任命郝柏村为“国防部长”，就是希望能将他排除于指挥军队作战的军令系统之外，“但是，他抗拒不从，还告诉宋美龄”。

　　后来，李登辉将郝柏村从“国防部长”升任为“行政院长”，即所谓的“超水平人事”，“然而，郝柏村一当上‘行政院长’，便惹出麻烦。他召集、主导了军事会议……结果，他担任‘行政院长’不到一年就被迫下台。”他的评语是：“郝柏村毕竟是自己掉入了权力斗争的陷阱。”

　　对于2000年陈水扁执政，李登辉表示，国民党将政权和平转移给民进党之后，“台湾民主政治却进入一段长时间的停滞期”。他认为，政治这东西，毕竟要靠协商，不能因为握有政权，执政党就要掌控所有的政治决策，对待在野党也需深思熟虑，让权力能自然地释放、共享，“但民进党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他指出，民进党甚至连那种不需要“立法院”审议通过的工作，都无法做好，“这凸显了长期以来民进党都是担任在野党，执政经验和应变能力不足的问题”。

　　马英九执政后，李登辉称，台湾人民期待马政府与国民党“全面执政、全面负责”，但这分期待很快也落空了，"马总统’加速向大陆倾斜……竟然承认了子虚乌有的‘九二共识"。李登辉还称，‘马政府都是以统一为目标”，这种对外自我否定的做法，“是背叛‘国家’、辜负人民期待的行为”。

　　对于近日争议不断的钓鱼岛议题，李登辉仍不悔改，依旧妄言钓鱼岛是日本领土。李登辉指出，马英九是台湾最早炒作“钓鱼台列屿归属问题”的人。马于1972年在国民党的报纸《波士顿通讯》提出“钓鱼台是台湾的领土”。

　　李登辉称，钓鱼台列屿是日本的领土，这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相当明确的。日本宣布拥有钓鱼台的时间是在1895年，台湾与大陆第一次主张拥有钓鱼台的主权是在1971年。在日本宣布拥有主权76年后，台湾与大陆才提出主张，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到头来会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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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志愿士兵的台湾青年

　　战后我成了基督徒，当时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是彻底的唯心论者，自认为了解“死”是怎么一回事。“武士道的真谛，就是发现死是什么”——正如《叶隐》的精神，为了自己的国家，就算战斗到死，也无怨无悔。对一个接受日本统治时代教育，并且成为志愿士兵的台湾青年来说，这是极为自然的想法。

　　当我被分发到大阪师团，便立即被派到位于高雄的高射砲部队。当时我打算以步兵的身分游走到最前线，和“从少年时期起，一直苦恼着我的那个生死问题”正面对决。但是，我这个学员兵的愿望没能实现。高射砲部队没什么砲击任务，空闲得很，我甚至读了当时在日本列为禁书的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等书。

　　在军队里，有时被反复掴掌，或被迫洗丁字布，但我并不记得有什么特别严苛的待遇。在高雄的时候，甚至还受到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中队长特别关照。众多新兵中，他会特别把我叫到房间，请我吃饭，对我说很多话。我们甚至还一起研究了砲击时可派上用场的“三维数学”。

　　海军特别志愿兵哥哥

　　一九四四年，哥哥被分发到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基地，利用周日休假来找我。两人一起到相馆拍纪念照，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

　　当时，他只对我说了几句话：“我会被派驻到南方某个港口。你应该很快会去日本吧。那么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碰面了。”所谓的南方，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但他没告诉我具体的去向，以免触犯军机。

　　当年，我哥哥是最优秀的巡查，任职于台湾最大的警察署。为了当兵，他抛弃了原有的位置，并且留下年轻妻子、年幼孩子离家而去。究竟，当时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尽管到今天，距离哥哥阵亡已经七十年，我内心还是无法理出头绪。但是我知道，当他说“要成为堂堂帝国海军，报效国家”的时候，心里是认真的。那时，我和哥哥都很年轻。一心怀抱着为国家挺身作战、光荣赴死的理想。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如今，这是我唯一能和大家分享的结论。

　　在青岛第一次看到中国人的模样

　　在高雄与哥哥分手后，我搭乘运输船从基隆出发。为了躲避潜水艇的攻击，运输船沿着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外海浅滩航行，朝日本前进。抵达门司港时，已是我从基隆出发后的第二十一天。

　　中途一度停靠青岛，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他们群聚在码头，脸和身体都很黑，看起来象是好几年没洗过澡。我在青岛停留约一周，心里开始不安地想着：“日本与中国展开战争，无异是犯下大错。”眼底所见，中国人显然过着极低水平的生活。卫生观念等等，和日本人天差地远。与这种生活条件如此严酷的民族打仗，应该不会赢吧！我认为，昭和时代的政治家和军人，如果能够多多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及民族性，应该就不会发动那场战争了。

　　在东京大空袭中奋战

　　一九四五年二月，我到位在千叶县稻毛的陆军高射学校，接受所谓的预备士官教育。很快地，三月十日的一场大战役即将到来。那就是东京大空袭。面对B-29大队空袭帝都东京，我们的部队不断用高射砲猛烈回击。在日本干部候补兵一片慌乱之际，我这早已习惯防空实战的台湾人显得骁勇善战。烧夷弹碎片划过我的鼻子，不过运气很好，只是轻伤。在这场战役中，直属高射学校的小队长阵亡了。我立刻挺身而出，代替他扛起指挥工作。

　　隔天就接获命令前往东京东部，负责整理被炸区域和灾民的救济工作。灾区工作最重要的就是确认死者名单。当时我才了解到，坐镇现场指挥的重要性。这段经验后来在我担任总统，处理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时也派上用场。

　　之后，我被分发到名古屋部队，那里也是受到美军猛烈轰击的地区。尤其是美军最后一次轰炸名古屋的那天，将附近工厂整个炸到片瓦不留，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悲惨至极的景像。名古屋城一带被美军炸成一片焦土，我们只能在城的后方搭起帐棚，野营过生活。

　　八月十五日的玉音放送，我的确听到了。播放的声音很小，内容听不清楚，旋即长官宣布，日本已经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坦白说，我还记得当时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不过，完全不清楚以后日本会变成怎样。两三天后，我提出要求回京都，长官很快就批准了。回到京都帝国大学之后，没过几天便收到通知，要我去领退休金——一笔可以让我在日本生活一年的大数目。可是，家乡的祖父不断催促我赶快回家。我也非常担心故乡的情况。

　　胞兄阵亡六十二年后，靖国神社兄弟再会

　　京都一带台湾人并没有什么准备返国的规划，同时期在东京则有台湾友人聚集在一起，计划从浦贺5返国。于是，我决定到东京，借宿在新桥车站附近同样来自台湾的陈姓友人家，等待搭船出发。附近都是废墟，只有陈先生的家孤单矗立着。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平安返回故乡三芝庄与祖父母及双亲会面，却完全没有哥哥的消息。而且，来帮佣的女性亲戚说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她说：手拿军刀，满身血淋淋的哥哥站在蚊帐外面，看着由大嫂细心呵护长大的孩子们。后来听说这位帮佣女生回到老家之后，不久就过世了。

　　我想，哥哥回家的时间，很可能就是他阵亡的那一天。我好想再见到哥哥，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一直等着哥哥的灵魂出现。原本七十二公斤的体重，一下子消瘦到六十公斤。但不管等多久，哥哥的灵魂始终都没出现。或许是因为身心俱疲，母亲不到半年就罹癌病逝，连祖父也因为肝脏出问题而过世了。父亲虽然活到天寿九十五岁，因为一直没看到哥哥的遗骨送回来，到去世那天为止，他始终都不相信哥哥已经死了。由于父亲没有帮哥哥立坟墓，我们家人也就没办法祭悼哥哥。

　　二七年六月七日，哥哥阵亡后的六十二年，我终于在靖国神社见到哥哥。哥哥是海军陆战队员，在马尼拉之役负责断后，不幸为国牺牲。

　　能够在靖国神社哥哥的灵前深深鞠躬，祈求哥哥在天之灵安息，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终于可以和感情深厚的哥哥灵魂相会，我感到尽了做人该做的义务。国内外记者把我团团围住，提出很多问题，我回答：“我的家里既没有哥哥的牌位，也看不到哥哥的坟墓。我最敬爱的哥哥因为战争而去世，被奉祀在靖国神社。光是这点，我就很感激了。如果是诸位自己的亲人被奉祀在这里，你会怎么做呢？”之后，大家就没话说了。我想，他们也能了解我的心情。来靖国神社参拜，毕竟是我身为家人、身为一个人该做的事，我不希望有人以政治或是历史问题的角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