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被指是难民梦想中的最终目的地 不惜代价前往

　　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对于数百万正饱尝战乱离散之苦的叙利亚难民而言，他们的不幸似乎是相似的——至少在从叙利亚到欧洲这段搏命之旅上是这样。

　　“有时候，要真正了解这些故事，你不得不成为故事本身。”罗素·查普曼（Russell Chapman)在自己的社交网络页面上这样写道。这位46岁的英国独立摄影师，今年8月成为一个叙利亚家庭逃往德国寻找新生活故事中的一部分。

　　“所有想去德国的难民，都不惜代价避免在欧洲其他国家被注册”

　　4辆警用摩托车突然出现在一家靠近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咖啡馆跟前。“警灯闪烁，气氛骤然变得紧张。”隔天就要离开雅典的罗素，正坐在咖啡馆门口喝茶，他警觉地观察着事情的进展。

　　“我坐在原处静静地看着，心想这些警察多半是要检查每个人的证件。”罗素的推断非常合理，他知道这些警察绝非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

　　这间名为奥巴沙（Albasha）的咖啡馆，是由叙利亚人所开，似乎是在雅典的叙利亚人的“大本营”。想要探访一下当地叙利亚社区的想法的罗素，被告知应该到来这里看看。 “那里挤满了叙利亚人，他们喝着茶、抽着水烟。我是这里唯一的非叙利亚人，但大家都对我这个陌生人非常友好。”

　　罗素很快发现，这个咖啡馆似乎还是那些刚来到雅典的“新难民”的第一站。“经由科斯岛（Kos island）辗转来到雅典的叙利亚人，源源不断地来这里‘报到’，仿佛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只要来到这里，他们就可以找到睡觉的地方。”

　　科斯岛位于爱琴海东南部，与土耳其西南海岸隔海遥望，是许多叙利亚难民踏上欧洲的第一站。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38万名叙利亚难民经由地中海到达欧洲，3000多人淹死在海里。现在，每天依然有数千名叙利亚难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想要赶在秋季海上的暴风季节到来之前登陆欧洲。

　　“咖啡馆老板常常为这些新来的人提供指引，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过夜。”罗素感到，这些在异乡的叙利亚人，同胞间的“抱团”、互助意识非常强。

　　显然，这样的“抱团”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这足以让人紧张。要知道，绝大多数难民都并不想待在希腊，他们只是想取道希腊去往其他欧洲国家。但是，一旦他们在希腊被记录在案，护照上被盖上了戳，事情就不好办了。

　　对于千幸万苦到达欧洲的叙利亚难民而言，按照《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的基本的原则之一，难民不能被驱逐或者被遣送回其人身自由或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母国——他们可以免于被遣返回叙利亚。但是，基于欧盟的《都柏林协定》，如果一位难民已经在一国被注册（常常是他们入境的第一个欧盟国家），那么，当他试图去往其他欧洲国家申请避难时，他就有可能被遣返回其第一次被注册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希腊、意大利等难民入境欧洲的“门户”国家，已因为难民过多而不堪重负。

　　直到今年8月24日，德国——许多难民梦想中的最终目的地——率先做出了政策调整的表率，宣布将不再按照《都柏林协定》把入境的叙利亚籍避难申请者遣送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

　　在8月24日之前，“所有想去德国的难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欧洲其他国家被提前注册。”罗素解释说。

　　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减轻自身负担的考虑，希腊目前是唯一个可以为难民出具文书、准许难民逗留一个月而不对他们进行注册的国家。也就是说，刚到此地未经注册的叙利亚难民并不违反规定。

　　那么，警察想要做什么呢？罗素发现，两辆大巴车开了过来。“为了保证大巴车通过，需要封闭道路，警察是来管制交通的。”罗素看到，当大巴车停下后，咖啡馆里的几乎的人都站起来向巴士跑去——巴士是来接叙利亚人的。一会儿之后，大巴车将向北开往希腊与马其顿的边境。

　　这段一路向北的旅程，于这些难民而言，是一段苦楚中透着希望的旅程。罗素说。“我理解这一点。希腊政府明白，这些叙利亚人只是把希腊当作中转站，所以希腊政府希望帮助他们开启下一段旅程。”

　　罗素注意到，大巴车由私人运营，每个上车的叙利亚人大概须支付50欧元（约合人民币360元）。“这个价格比普通大巴车要贵很多。普通的开往边境的大巴也天天发车。”罗素说，“希腊人希望叙利亚人离开希腊，但同时，他们也想在把叙利亚人送出国门的过程中捞一笔。”这一点让罗素颇为看不惯。

　　不过，第二天一早，罗素自己也要充当转运难民司机的角色——他要自己驾车将一个叙利亚家庭带到德国，走的同样是这条一路向北的路，全程近3000公里。

　　“一个叙利亚家庭，需要花费两年收入才可能将家中的年轻人送到欧洲”

　　罗素的乘客是法哈德一家：法哈德本人、他的岳母、侄儿和侄女。法哈德的妻子玛德琳并没有和他们一起上路，她必须暂时留守在他们逃离叙利亚后的第一个暂居地土耳其，照顾家中年迈的祖父母。

　　法哈德来自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如今那里已是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交战的主要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乱的地带之一。但在此之前，法哈德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餐馆，妻子玛德琳则是一名教授英文的大学老师。这是一个典型的叙利亚中产阶级家庭。

　　战争改变了一切。与许多叙利亚人一样，他们选择了避走土耳其。从此，他们不再是“中产”，而是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作为叙利亚邻国的土耳其，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据估计已接受了超过百万叙利亚人。

　　但在土耳其，法哈德一家面临的问题是，找工作异常艰难。“他们在土耳其没有未来，唯一的选择就是试着去欧洲。”罗素理解他们的选择。在罗素看来，工作机会，是许多叙利亚难民将德国选为最终目的地的主要动因。

　　作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德国被认为可以提供最多的工作机会。罗素说：“要知道，一个叙利亚家庭需要花费两年的家庭收入，才有可能将家中的年轻人送到欧洲。到达欧洲后，他们要找到工作或者做买卖，再将攒下的钱寄回家里，让其他的家庭成员来团聚。”

　　罗素与法哈德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穆罕穆德相识的。“穆罕穆德问我是否愿意帮助法哈德和家人经由希腊到达某个欧洲国家。经过考虑，我决定试着帮助他们。”

　　这并不是罗素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今年7月，他已经帮助了另一位叙利亚朋友的妻子抵达德国。“她乘船从土耳其到达希腊之后，拿到一个假身份证，这可以让她从雅典直飞米兰。我在米兰见到她，开车送她去了德国。现在她还呆在德国的一个难民营里，等待注册。一旦她获得身份证件，她的丈夫也可以去找他。”罗素轻描淡写地快速概述了上一次类似的旅程。但眼下这一次旅程更具挑战性，从雅典到德国的距离，比从米兰到德国大约要远3倍多。当然，距离并不是唯一的挑战。

　　“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之后，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支持我。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当然，他们也了解我，我从来没有过正常的生活。”罗素笑着说。

　　的确，罗素对中东尤其是叙利亚有着特殊的情愫。2013年，他还曾去叙利亚走访过当地的难民，采访了叙利亚叛军。这也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叙利亚朋友的原因。很难讲这是否是受家族基因影响——他的曾伯父正是一战中的传奇人物之一、被世人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军上校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其家族原姓查普曼），叙利亚曾是劳伦斯上校奋战过的地方。尽管罗素很少对其他人提到这一点。

　　有朋友说，罗素是一个富有“骑士精神”的人。罗素觉得他的举动没有什么复杂的动因，他介意别人把他描述成“英雄”。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当你的朋友身陷险境，而你能够帮助他们时，那你就有义务帮助他们。这就是人性。”

　　“你不可以给他们希望！如果别人也和你做同样的事怎么办？”

　　法哈德一家乘坐由土耳其走私者驾驶的一条小船，从土耳其伊兹密尔抵达了希腊科斯岛。他们一行4人在科斯岛上岸后，每个人因偷渡和超载被罚款3000欧元，此后他们便可以自由行动。他们来到了雅典。罗素在雅典与他们碰面。

　　那天晚上在叙利亚人的咖啡馆目送一批难民乘坐那两辆大巴车一路向北之后，第二天一早，罗素与法哈德一家也上路了。

　　“踏上旅程后，我很冷静，因为我此前准备充分。”罗素说，“出发前，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地图、计划路线。我还要确保我们一路上都能使用移动网络。我告诉这个叙利亚家庭，应该如何着装才不那么引人注目。我还准备了在黑暗中长途行走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同时，我还必须确保车况良好，因为我大概要在一周内往返行驶6000公里。”

　　但是，当他们行驶到希腊与保加利亚边境时，麻烦很快出现。

　　“启程前，我打听到消息说，如果从一条指定路线由希腊穿越边境进入保加利亚的话，我们是可以被允许通过的。也就是说，叙利亚人只要乘坐欧洲牌照的车，就可以通过。”罗素决定一试。因为，如果走其他路线的话，等到达边境地带附近，这个叙利亚家庭无法和他一起乘车过境，而需要下车走上一段路步行通关。这肯定会增加很多不确定性。

　　“我想努力绕过匈牙利边境。”这是罗素想要取道保加利亚过境的另一大目的。那时，匈牙利对难民“不友善”已经名声在外。

　　不料，在保加利亚，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

　　出于对相关政策作足了“功课”的自信， 一到边境检查站，罗素立刻向检查人员说明，他的车里有4个叙利亚人。但他们被拦下，并被带到了边境警察局长的办公室。罗素回忆说：“警察局长很生气，他试图恐吓我们，对我们大喊大叫：‘你们有大麻烦了！’。”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保持冷静。”自觉并不理亏的罗素，暗自让自己在警察局长面前保持镇定。“据我所知，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法哈德一家持有护照，并且他们到达希腊时获得了临时的身份文书。而我只是想要运送这些在《日内瓦公约》框架内的难民。”

　　“你不可以给他们希望！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危险吗？！”警察局长吼道，“如果别人也和你做同样的事怎么办？！”在罗素听来，这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他的意思是说，对于这些逃离战争、渴望更好生活的叙利亚人，我们应该袖手旁观。他担心其他人听说叙利亚人在这里得到帮助后，也会想去做同样的事。”罗素愤愤不平。

　　“如果他把我们扣留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就有法律上的义务接受法德尔一家。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让叙利亚人待在保加利亚。”罗素非常明白这一点。在被扣留了一个小时后，罗素一行并未获准过境。“在搜查完我们的车之后，他们要求我们返回希腊。他（警察局长）已经等不及要看着我们离开了。”

　　折返希腊后，重新出发的罗素一行，只能取道原本他想极力避免的那条路线——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一路北上。“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打开了国门，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等国家并不欢迎难民，哪怕只是让难民过境，他们也不愿意。”罗素认为，“排外主义依然是存在于一些东欧国家的毛病。”

　　开车到马其顿边境的这段旅程“平淡无奇”。到达边境时，长途行驶的他们需要找地方休息一晚，他们决定到塞尔维亚的普雷舍沃（Preshevo)镇落脚。

　　在边境管控前的最后一刻，罗素开车通过边境进入了塞尔维亚，法哈德一家却不得不下车，在夜幕中步行大约8公里，到约定地点与罗素见面。

　　到达普雷舍沃后，罗素发现，这里“挤满了难民”，“至少有一千多人。其中不仅有叙利亚人，还有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和巴基斯坦人。但镇里的气氛倒是挺轻松，警察也不会找难民的麻烦，大家看上去都很放松。”普雷舍沃有火车站和巴士站，这些交通工具可供难民一路北上至匈牙利边境。

　　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店主告诉罗素：“（难民的到来）没什么问题，他们不偷窃，每样东西都付钱。唯一的问题是混乱。”的确，在这里，想要找地方上厕所和洗澡都是很困难的事，垃圾也是四处乱扔。

　　“在开始逃难旅程之前，许多难民都会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钱供他们在沿途换取食物和水。每天都有一千多名新难民带着钱来到这里（普雷舍沃），同时，前一天的难民会离开。”罗素甚至有点讽刺地觉得：“这些难民途径的小镇的地方经济，没准儿会因为难民的到来而得到蓬勃发展。”

　　与在普雷舍沃度过的这个颇为轻松的晚上相比，第二天在匈牙利边境经历的夜晚，显得格外紧张与漫长。

　　从普雷舍沃向北行驶600公里，罗素一行到达了塞尔维亚与匈牙利边境一个叫做霍尔果斯(Horgos)的小镇。通过这里过境到匈牙利的勒斯凯（Roszke）村，再乘火车北上，是许多难民会选择的一条路线。

　　法哈德一家也想“随大流”，当晚就要与一大群难民一起过境。但罗素不赞成，他认为，人群必然会成为警方的目标，凶险难料。“路线之争”让罗素有些恼火。“叙利亚人的某些心理，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团结在一起，跟着集体行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真正的保护。说实话，这让我联想到，当羚羊结群迁徙时，就算前方有鳄鱼等着它们，它们也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冲，一群羚羊里总有几个能活下来。”罗素有些无奈。但法哈德一家认为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

　　太阳已经落山。当晚20时30分左右，法哈德一家和一群叙利亚人一起，踏上了未知的旅途。次日凌晨2时，罗素收到了法哈德发来的信息，他们已经过境到达匈牙利一侧。

　　罗素告诉法哈德，他只能在边境附近的一家加油站接应他们。在加油站等待法哈德一家的罗素，并未感觉到丝毫轻松：“已经有3辆警车从我身边经过，他们无处不在。我感到自己就像瓮中之鳖。”

　　罗素回忆说：“我在加油站待了大约两小时。一大群难民从黑暗中走进加油站，几秒钟后，两辆警车就开了过来，警察开始抓他们。现场一片混乱。难民们四处奔跑，他们知道，如果被警察抓住并被送入匈牙利的难民营，那么一切都完了。警察追赶着他们，高举警棍对付那些反抗的人。我没看到有人被打或受伤，但一些人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很快就不跑了。”

　　法哈德一家在前往加油站与罗素会合的途中，也被警察扣住，还算幸运的是，他们得以“花钱了事”。罗素说：“当地警察可以决定谁能通过，而这是由钱决定的。每人200欧元，法哈德一家总共花了800欧元。然后，当地的出租车与警方合作收取100欧元，载他们到其实距离并不远的加油站。”

　　当法哈德一家重新坐上罗素的车的时候，罗素感到：“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法哈德一家是多么的如释重负。”

　　“这是个非常漫长的夜晚。”天快亮了，罗素载着惊魂未定的法哈德一家人，小心地驶向高速公路。“我一晚上没睡，但肾上腺素使我保持清醒。我们一路驱车向北，希望离那条边境线越远越好。”

　　“在这一个月内人们想法的巨大变化，是难以置信的”

　　好在，向北的旅途中，并不全是白眼。

　　尽管罗素一行一路上尽量少与其他人打交道，以免节外生枝，但总有一些瞬间能让人感受到善意。

　　“有一晚，我们找到一家旅店落脚，旅馆经理需要查看我们所有人的护照。首先，他记下我的详细信息：罗素·查普曼、英国护照，等等。然后，他看了看我朋友的护照，他看到他们是叙利亚人，但他记录下的却是‘沙特阿拉伯’。”罗素讲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并说，那一刻，他感到他可以信任眼前的这个陌生人。

　　离开匈牙利之后，再没有边境管控了。“我们找到一家酒店。在一顿饱餐之前，我们几乎要垮掉。旅程的最后一天很轻松，我把他们安全送到了目的地。”

　　“我们选择的时间点是完美的。”罗素庆幸地说，如果再晚一点做这件事情，恐怕路途会艰险得多。因为，即便是难民政策非常友好的德国，在接纳了数十万难民后也有点吃不消了。9月13日，德国开始恢复德奥边界的管制。9月14日，匈牙利更是开始实施最严格的管制措施，非法入境匈牙利将被视作犯罪行为。

　　对法哈德一家而言，旅程虽然艰辛，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罗素的一路“护送”下，他们从希腊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只用了三天，法哈德为此大约花费了3000欧元，其中包括罗素往返的油钱、各种名目的罚款，以及沿途住宿等七七八八的费用。相较于其他踏上同样旅程的数百万难民而言，这已经算是极其顺利和高效了。

　　有趣的是，在罗素完成他的“使命”半个月之后，他见证了整个欧洲舆论对难民危机的态度转变。

　　9月2日，一名叙利亚儿童的尸体静静趴在沙滩上的照片，迅速登上欧洲各大报纸的头版。这成为了舆论的拐点。

　　“这非常有趣。因为在几周之前，主流媒体要么无视难民的存在，要么抗议难民，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样。”罗素说，“但自从新闻开始报道这些事以后，民众开始抗议，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政策。同时，人民开始向难民提供帮助，欢迎他们，为他们提供物资和住所。在这一个月内人们想法的巨大变化，是难以置信的。”

　　“我知道欧洲不可能以接纳所有的难民，但我也知道，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有权力选择有尊严的人生。”罗素说。

　　“难民危机是问题的表征，而不是问题的源头。这不仅仅是欧盟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问题的根源也是国际性的。我认为，政治家们最终应该意识到，难民危机会对全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并最终决定对此采取措施。我对此拭目以待。”

　　如今，安顿下来的法哈德，想要尽快在新的地方做一点小买卖，比如开一家小餐馆，因为还有太多事情等着他筹钱去做。依然留在土耳其照顾老人的妻子玛德琳，也渴望着尽快与丈夫重逢。他的哥哥在战乱中被打死，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在叙利亚北部，法哈德想要尽一切能力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

　　讲述完与法哈德一家共同的经历之后，罗素说：“他们的故事与其他人也许并无不同。他们也是有希望、有恐惧、有情感的血肉之躯。”

　　（应受访者要求，法哈德和玛德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