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是检验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高标准

　　2015年9月12日，第四届中国公司金融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主题为“国有企业改革与混合所有制”，适逢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此次论坛引起了广泛关注。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国茂教授向论坛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山东省管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研究》。论坛期间，这份研究报告引起与会人员尤其是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就这份报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孙国茂教授。

　　《中国经营报》：你选择这个研究课题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

　　孙国茂：山东是国有经济大省，国有企业经营的好坏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山东体现得尤其明显。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曾经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征程中山东要走在前列。但是，山东能否走在前列？如何才能走在前列和走在前列的优势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从新一届政府推动的国家战略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及上海、广东等自贸区建设均与山东无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我国持续30多年的对外开放开始从沿海地区向内陆转移，一些东部沿海省份不再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这势必使得以往过度依赖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的地区逐渐丧失先发优势和区位优势。“十三五”期间，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山东能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如何提高经营效率？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对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研究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2011年，国内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2012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建议。但是这两份报告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持续的争议。为了避免产生争议和质疑，我们直接采用国有企业的统计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供决策者参考和社会各界评判。

　　《中国经营报》：在这次论坛上，专家学者和参会代表谈论最多的就是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从你所研究的问题角度，能否谈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的理解？

　　孙国茂：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经将近两年。其间，尽管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是社会各界对于顶层设计一直充满期待。《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后，一些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应该很快就会出台。应当说，此次出台的顶层设计的主要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有体现，但是，其中又有很多新的内容。比如，此次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实现分类管理，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2015年7月，习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提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既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高标准。但问题是，如何理解、衡量和判断“三个有利于”？我认为还是应当用事实说话，用公开透明的经营数据和财务信息说话。目前，一个普遍现象是国有企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很多国有企业甚至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只公开披露好的信息、好的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报喜不报忧，对负面信息、不好的经营指标和财务指标则是百般遮掩，甚至隐瞒不报。此次顶层设计中就明确提出“建设阳光国企”，要求国有企业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

　　《中国经营报》：根据你的研究，或者说，根据你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分析，你如何评价山东省管国有企业的经营现状？你认为山东省管国有企业存在哪些问题？

　　孙国茂：我对山东省管国有企业经营现状的评价是：形势严峻。由于工作原因，“十一五”期间我曾参与山东国有资产经营发展规划。看到目前省管国有企业的经营指标和财务数据，我有一种心焦如焚、痛心疾首的感觉。今年初，省政府决定将国有企业30%的股权划归省社保基金持有，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的好坏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14年，全部省管国有企业净利润为115.39亿元，其中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只有区区的14.9亿元。按照省国资委统计口径，在20家集团公司中18家盈利，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不到40亿元，这就是说，社保基金持有30%的股权最多可分到大约10亿元的利润，这个数字仅占全省社保基金年收入的不足0.5%！

　　我们的报告显示，在2004年省国资委成立以后的几年里，山东省管国有企业主要经营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比如2006年，省管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为2348.0亿元，净利润为152.7亿元，分别排名第4名和第2名。然而，到2013年底，省管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为7576.1亿元，在全国排名第6，净利润却只有17.2亿元，全国排名第27位。不但排在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之后，甚至排在广西、宁夏、甘肃和青海之后。与盈利能力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大幅下降的同时，资产负债率却不断上升。2015年，省管国有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只有2.71%，总资产报酬率仅为1.54%，资产负债率却高达74.29%，一些集团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甚至超过80%。山钢集团、能源集团和兖矿集团负债超过1500亿元。粗算一下，这些企业每年仅财务成本一项就100亿元。这种情况下，企业怎么可能会有利润，还奢谈什么发展啊！

　　《中国经营报》：造成目前经营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孙国茂：其实，山东省管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全国都有普遍性，作为从事金融研究的学者，我认为造成省管国有企业经营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国有企业和国资监管部门没有抓住机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导致目前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早在十几年前，也就是十六大时，党中央、国务院就提出了转方式调结构。但是，山东始终偏好大钢铁、大煤炭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在过去10年中组建了若干个代表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的大型集团公司。目前，若按资产规模计算，70%的省管国有企业集中在钢铁、煤炭等“粗、老、笨重”产业。二是缺乏资本运营意识和预算软约束导致企业普遍资本结构极不合理。目前，全部省管国有企业净资产不到3500亿元，负债却超过1万亿元。可以断定，靠存量资产和企业自身力量优化资本结构几无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社会资本来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三是僵化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企业治理机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合理，企业运营、管理和决策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四是企业经营者产生机制不合理，导致企业用人不当现象非常普遍。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到现在，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仍然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这项改革的复杂性。如果你一定要我提什么建议的话，我认为要搞好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解决企业经营者产生机制问题，毕竟人是第一位的。如果企业经营者不合格，什么体制机制，什么方案规划，都无法实施。我记得十八大结束后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各个领域要找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我认为企业经营者产生机制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

　　其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此次顶层设计，都提到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产生和管理问题。这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现实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产生总是和党管干部原则连在一起，有时甚至纠缠不清。问题的关键是，党管干部原则的本质是什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党管干部原则？坚持管干部原则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党管干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三个有利于”。现实中，经常有人把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任命、委派企业负责人说成是党管干部。我认为这是把党管干部原则误解和庸俗化了。企业经营者必须是经过市场磨炼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应当通过市场化、公开竞争的方式产生。此次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和“推行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顶层设计出台后，还应当出台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具体实施办法，使党管干部原则在贯彻和执行过程中制度化、系统化和公开化。山东省管国有企业的现状与企业经营者素质不可能没有关系。一个齐鲁银行案就使十几名省管国有企业负责人和高管人员涉案，甚至把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分管企业干部的负责人也牵扯进去，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