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干正事？长沙一高校教师研究广场舞

　　九派新闻记者王朋朋 发自长沙

　　他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访问学者——黄勇军。2012年，在组织学生进行一场以“自由主义”为题的辩论时，涉及到了广场舞话题，辩论变得异常激烈。

　　黄勇军认为，广场舞背后涉及自由界限、公共空间、老龄化、空巢化等问题，几个星期后，他在课堂上招募志愿者，决定以广场舞为核心进行社会调研。

　　自费

　　“我就是要做中国没做过的研究。”在长沙爱民路的艋舺咖啡厅，黄勇军把这句话说得异常响亮。

　　这个16人组成的调研组，除了黄勇军的妻子米莉，基本上是学院学生，“无经费、无项目、无官方认可，三无状况。”他说。

　　学术体系立项必须先申报，通过审批后再拔项目资金，“我们没申报，申报了也不可能拿到。”在许多人眼里，广场舞的研究并无学术价值。

　　就在今年，研究成果出来之前，夫妻俩试图找人，寻求一些出版资助，“别人觉得没什么好研究的，不登高雅之堂，觉得研究广场舞就是不务正业，不给批。”

　　黄勇军身着一件粉色衬衫，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妻子米莉穿黑色裙子，坐在他旁边。

　　“这是个冷热点，说它热，是因为谁都知道，说它冷，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多人跳，但没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跳。”他思维严谨，眉宇间透出坚毅果敢。

　　据统计，全国广场舞友超过1亿人，主体人群是30—65岁中老年妇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或许每个家庭都会有老人加入到广场舞群体中去，广场舞无疑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黄勇军自己准备了资料，自费打印、复印，买笔记本分派给学生，“虽然是自费，其实也没花多少钱。”他补充说。

　　16个人的团队，调研了三个省、八个地区的近20支广场舞团队。谈到整个调研过程，米莉笑了笑，“参与的每个人都很有收获。”

　　调研

　　对于广场舞的存在，调研组成员观点各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点切入调研。”

　　经过几次课堂讨论及会议，黄勇军着手对学生进行培训，“首先是要进场，参与到广场舞团队，在外面是看不出门道的，如果你直接找她们，说做调研，没人会理你，这就需要方法。”

　　得先和广场舞团队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打好关系，努力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再就是长期坚持与她们跳舞。

　　“还得多与她们交流，了解她们的生活，帮她们干干活，如收场地、下载歌曲等，大妈就会觉得这小孩挺可爱的，就会接纳你。”

　　黄勇军说，广场舞倾向于熟人团体，一般不会设有门槛，“但一般新去的人都会站在最后一排，跳得好、活跃的人会被鼓励站在前排，所站的位置代表了在团队中的身份。”

　　也有些跳得不好的，却坚持自己领舞，“其余的大妈就会起哄，说你跳得不好，得换个跳，有些不服气的还在网上下载视频，指出领舞哪里跳得不对，领舞觉得没面子，说那我不领了，跟着你们跳，便从此退出江湖。”

　　大妈们很大一部分社交也在团队里，她们会分享许多生活琐事，如谁做的菜好吃、谁家里有什么矛盾，或孩子怎么样之类，通过跳广场舞，她们还获得很多人脉。

　　“广场舞团队里有一些隐形的权力，如谁的孩子是干啥的，说不定跳个舞，就把家里或朋友的事给摆平了，意义和成就感会不一样，跳广场舞的人都活得比较快乐。”

　　当然，有些团队也会慢慢分拨、散掉。

　　“一开始是三五个人，拿一个音箱，在别的团队学了些东西，回来开始跳，跳的人越来越多，就牵涉到会费的管理、音乐的选择，人越多越难商量，必然产生分歧，时间久了就分拨或解散了。”

　　团队会因为领头人的社会身份不同而获得不同资源，“官太太团队就会比乡镇的团队有更多机会拉到赞助，虽然钱也不会很多。”

　　通过细致地调研，黄勇军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学术

　　黄勇军认为，广场舞大妈年少时都曾经历过集体主义的狂热，改革开放后，又经历多重“断裂”，逐渐进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人变成无根的人，女性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找不到任何归属，然后出现广场舞这么个东西，她就非常高兴，就从中找到了情感满足，还锻炼了身体。”

　　广场舞是带有“准集体主义”性质的活动，在这种具备公共性、社交性、集体性的活动平台中，她们的断裂感可以得到消解和弥合。

　　同为高校副教授的米莉，对黄勇军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广场舞更容易唤醒女性群体，相对男性来说，女性的生活更枯燥，更没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精神相对更枯竭，所以她迫切需要这样一种活动形式来疏导情感。”

　　针对广场舞引起的社会争议，黄勇军认为这是刚需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她们跳舞是刚需，而且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你怎么安顿？谁来安顿？所以与刚需相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公共资源的供给，社会没有提供更好的场地，国家、社会、个人，没给出更好的方案，这是个死结。”

　　“其实广场舞本身是个好东西。”通过调研，黄勇军发现，广场舞在农村非常受欢迎，真正的矛盾只发生在城市，“城市空间太小，年轻人，中年人，小学生，每个人活动的空间都小。”

　　黄勇军将调研组的成果整理成册，2015年9月，《喧嚣的个体与静默的大众》一书出版，这是国内首部研究广场舞的专著。

　　随后，由黄勇军负责的《广场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方式治理研究》项目，入选2015年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因此引爆舆论。

　　短短一段时间，他先后接受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香港等国内外数十家媒体的采访，登上各大网站头条。

　　“没想到我这么挫的一个人，也能上头条。”黄勇军一时被推到风口浪尖。

　　争议

　　因为入选重点研发项目，随之而来，是对广场舞研究的一片争议声。

　　有网友说：“国家项目应该搞一些科技尖端的，对人类影响巨大的项目，现在你去研究广场舞，结果文件批下来了，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事情。”

　　不少网友还将这一研发项目和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科研项目作比较，认为研究广场舞不干正事，却可以打着科研的旗号申请经费，而一些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因没经费而搁置。

　　黄勇军显得淡然，他认为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标，首先就是增进人的福祉，不论是所谓的人类还是单个的人。因此，只要他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大妈们的福祉，就是值得的。

　　他觉得有没有经费支持并不重要，有也罢，没有也罢，研究都在逐步展开。

　　“政府立项了，说明他们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政府要是从不立项，也无法减少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是立足于自己的学术敏感度与社会责任心而展开的独立研究，至于政府、社会、舆论、学界等对我们的研究成果持何种态度与立场，我们并不在意！”

　　米莉再次补充说：“个体的价值不应低于群体，对于单独的个体生存意义与精神诉求的关注，绝不应该被看作是比群体、整体更不重要、更弱小、更微不足道而受到忽略。”

　　他们俩被朋友喻为“学术伉丽”，在一起17年，女儿正上幼儿园。“我们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带着使命感活着，这样很好，很自由。”黄勇军说。